反抗还需要个性，赴死只需一种态度；反抗还需要智力，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会做的。
陈胜、吴广，说过一句中学生都熟悉的话：“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按秦律，征发的兵士若不能克期到达戍地，都得处死。那么，假如九百戍卒中，没有陈、吴这样的人呢？他们或许会逃亡，或许，而且更为可能的，会赶到戍地去领死。
这个判断，是否违反常识？老话说“除死无大事”，难道以死博生，不更符合常识？且看另一种例子。
秦国东征，最强硬的敌人是赵国。先败给赵奢，又败给廉颇，秦兵为之丧气。十几年后，为了争夺上党，两国再次开战。最后，赵军被困在长平的狭谷中。秦王亲赴河内，动员军民；十五岁以上的男丁，都征发到长平一带，阻断赵军的救援。关东的大国，尽作壁观，谁也不出援兵。赵军被围一个多月，粮尽力穷，只好投降。这四十万降卒，秦将白起“乃挟诈而尽坑杀之”，只留下二百四十名年龄幼小的，遣回赵国以宣示秦威。
这便是我们熟知的长平之役。后人疑惑的是，坑杀四十万之众，如何能够得志？这不像秦皇坑儒。一是几百人，一是几十万；一是儒生，一是军人。当时秦军临阵之数，也不如降卒之多，难道这些人就不反抗吗？史书对坑卒的过程没有记载，只说白起“诈而尽坑之”。但就算是骗入死地，总不能骗得赵卒自己给自己挖个坑，把自己活埋了吧？
所以，有人或怀疑降卒并没有那么多，或以为当时必有搏斗，而史书失记。但史无明文或暗示的事，我们只能当它没有发生，不然就无史学可言了。而别的例子告诉我们，一夜坑杀四十万众，不但可能，且不很难。
另一个坑卒的大人物，是项羽。项羽先是坑杀了二十万投降的秦军，后来又坑杀襄城等地的军民。如果坑杀是非常困难的事，他当会考虑别种屠杀方式，之所以后来屡次坑杀，大概是因为易于得手吧。
有一次，项羽攻下外黄，恼恨当地人的抵抗，命令全城十五岁以上的男丁，到城东集合，准备尽坑杀之。这场屠杀，后被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拦下了。而究其本末，项羽下这样的命令，是知道人们必会服从的。可以想象，外黄人尽管知道是赴死，还是会去城东的；且人之将死，言行俱善，多半还会很讲风度，扶老携幼的，算是活得困窘，死得从容。
反抗还需要个性，赴死只需一种态度；反抗还需要智力，而赴死是最愚昧的人也会做的。
道理之一，坑杀要得手，被坑的人一定要多，活埋一个人是很难的，坑杀十万人，就容易多了。这个道理，以前讲过了，不多述。道理之二，是反抗往往比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气，特别是当反抗需要挺身而出、赴死只需跟随众人的时候。
稍微运用一下想象力，便可知道降众被坑杀的场面。人人都在等待奇迹或幸运降临自己，等待领袖从别处出现。这是一群被命运感压垮的人，绝望压过了恐惧，幻想又压过了绝望，最后唯一留给他们的“幸运”--按他们的理解—是与众偕死，而且做伴儿的还不少呢。坑卒只是极端的例子，便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每每允许自己做下各种或愚或恶的事，只要能对自己解释一句“这又不是我自己”。
当年小孩劝住项羽的理由，是如果杀降，以后便没人投降了。三国时的何晏，也力论白起坑卒这样的事，可一而不可再，因为人们一旦知道必死，就不会俯首就死了。但我们看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坑卒之类的事情，确实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
唐人议论白起事，曾说“周王漂杵，致天之罚；白起诛降，行己之意。是以七百之祚，仍加姬氏；杜邮之戮，还属武安”。意思是周武王伐商，也杀了许多人，但那是恭行天罚；而白起杀降，是自己擅作主张，所以周朝享祚七百年，而白起终被赐死在杜邮。这个就是为君上讳，而胡说八道了。白起的坑卒，既是自己的主意，也合秦王的心意。范雎献给秦昭王的方略之一，是不要仅“攻其地”，还要“攻其人”。如白起者，正是执行这一方针。
残忍如白起，坑杀四十万人后，心中还是有些不安。他以后一直不愿意同赵国作战，或许有回避内心冲突之意。最后他被秦王赐死，死前说，我坑杀了数十万赵国降卒，也是该死啊。他死后，诸侯置酒相贺，那时的人已视白起为凶神，甚至传说他的眼珠不会转动，和正常人不一样。而长平，从此成为非常有名的地方。山西高平，多有丹水、冤谷一类的地名，亦是后人同悲之意。李贺曾在长平捡到箭头，写了一首诗，有句“虫栖雁病芦笋红，回风送客吹阴火”，最是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