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志愿者”制度最早由跨国企业引入进来。2003年,安利建立了“安利志愿者协会”。到2009年年初,安利已经在全中国建立了171个安利志愿者协会,拥有5万名注册志愿者。2005年,微软开始实施“员工志愿者”制度,每年向所有正式员工提供3天的带薪“志愿者服务假”。此外,微软还成立了专门的志愿者委员会。
与安利、微软一样设立“员工志愿者”制度的跨国企业还有:宝洁、新世界地产、BP集团、拜耳、摩托罗拉、诺基亚、花旗银行、汇丰银行、英特尔、阿尔卡特朗讯、IBM、康菲石油、富迪等公司。
这股来自跨国企业建立“员工志愿者”制度的潮流,也影响了本土企业。2006年2月28日,苏宁电器启动了“1+1阳光行——苏宁社工志愿者行动”,号召苏宁所有7万名员工,从行动启动之日起,自愿承担起志愿者的职责,每年用至少一天的时间进行志愿服务,同时每年捐出至少一天的工资进行社会公益援助。
除苏宁之外,开展“员工志愿者”服务的,还有腾讯、中国移动、华远地产等本土企业。腾讯设立了“腾讯员工志愿者协会”,中国移动设立了“企业员工志愿者协会”。
“员工志愿者”不仅是企业进行志愿服务的主要方式,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企业公民报告》中,企业通常会强调,志愿服务是我们企业公民项目的重要方面。对此,2009年9月16日的《公益时报》报道说,“员工志愿促成CSR(企业社会责任)第二春”。
慈善捐赠
慈善捐赠是企业将钱物捐赠出来用于慈善公益目的的行为,是企业进行社区服务的重要方式。企业捐赠一直是我国民间捐赠的主体。
2002年,学者杨团、卢汉龙对1999年上海企业的调查发现,慈善捐赠是一种普遍的企业行为,90%以上的企业历史上有过慈善捐赠,而且60%以上的企业当年有过捐赠行为。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6年通过问卷调查也发现,90%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慈善捐赠。
不过,2009年7月发布的《企业公民蓝皮书:中国企业公民报告(2009)》却认为,“目前中国企业逾1000万家,有过捐赠记录的尚未达10万家,也就是说99%的企业没有履行慈善义务”。
而据民政部发布的《2008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统计,2008年企业捐款达388亿元,占全年捐赠总额1070亿元的36%。而《2009年上半年全国慈善捐赠情况分析报告》显示,2009年上半年企业捐赠54.57亿元,占境内捐款总额的60.3%。
此外,2009年4月28日,《福布斯》发布的“2009年中国慈善榜”显示,入选的100家企业在2008年共捐赠了44.2亿元。2009年5月8日发布的“2009年胡润慈善榜”则显示,从2004年至今,百名慈善家共捐赠了近157亿元。
在过去,一般是企业直接向受助者捐钱捐物,人们称之为“支票簿慈善”。也就是说,在捐赠过程中,企业所做的只是签发“支票”而已。这种“支票簿慈善”缺乏过程管理,即缺乏慈善捐助的策划、实施、监测和改进。企业通常会以其捐赠动作的结束,作为其慈善捐赠行动的结束。至于捐赠是否有效发挥了作用,社会需求是否很好地得到了满足,企业却往往不会也无法探究。除此之外,“支票簿慈善”还会导致受助群体形成“等靠要”思维。企业零散的钱物捐赠,只能暂时缓解受助群体的状况,并不能根本改善他们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慈善捐赠发挥出更好的作用,并将慈善捐赠从“输血”转变为“造血”,企业的慈善捐赠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开始从“支票簿”向“基金会”转变。“企业慈善基金会”越来越成为企业慈善捐赠趋势。
实际上,很早就有企业借鉴国外经验,准备尝试建立企业慈善基金会,但一直受到政策环境的限制。直到2004年6月1日,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开始实施,才允许企业或个人设立非公募基金会。于是,一些企业开始建立企业公益基金会。
首先是香江集团。2005年6月14日,香江集团捐赠5000万元设立了“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该基金会获得民政部批号为“001”,因此成为中国首个国家级非公募基金会。对此,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表示,设立“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一方面是希望能让更多的弱势群体获得社会的帮助;另一方面,也希望此举能产生“抛砖引玉”的效应,推动更多的私立基金投入公益事业。
在香江集团的带动下,许多企业纷纷采取类似的行动:南都集团设立“南都公益基金会”,腾讯设立“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特华投资控股设立“华民慈善基金会”,南航集团设立“十分关爱基金会”,中国人寿设立“国寿慈善基金会”,海尔集团设立“海尔慈善基金”,泰鸿投资集团设立“凯风公益基金会”,桃源居地产集团设立“桃源居社区发展基金会”,万通集团设立“???通公益基金会”,万科设立“万科公益基金会”,等等。
“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徐永光在《2008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报告》中说:“截至2008年年底,全国各级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达到643家;其中地方登记的非公募基金会有604家,占总数的94%。”这里的非公募基金会大部分都是由企业和企业家出资创办的。
还需要提及的是“河仁基金会”。2009年2月12日,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宣布将其拥有的70%福耀玻璃股份(总额达40余亿元)捐出,成立“河仁基金会”,以在中国范围内进行助学、救灾、救困、救急、宗教等慈善公益事业。这个捐赠计划,不仅数额巨大,而且还向基金会注册登记的现行制度发出了挑战。因为按照现行《基金会管理条例》,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必须为到账货币资金。目前,还没有通过股权捐赠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先例和相关法规,所以“河仁基金会”面临着注册、纳税等诸多障碍。
通过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社会化服务
提供社区服务,企业并不具有专业团队以及专业优势,因此需要与拥有优势的非政府组织合作。而为了获得资源与资金,非政府组织也需要与企业合作。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可以实现双赢。
企业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创办非政府组织,另一类是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由于企业自己创办的非政府组织大多数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呈现,加之基金会已经在前面提到,因此本节提到的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主要是与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
在2008年企业所捐赠的388亿元中,除了一部分是企业自己建立基金会以外,其余的都是企业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捐赠的。也就是说,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捐赠或向非政府组织进行捐赠,是企业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主要方式。
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方面,近年来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企业开始从直接向非政府组织捐款捐物——即作为“钱物”提供者,转变为建立合作项目平台,邀请非政府组织参与,即成为“平台”提供者。
作为“钱物”提供者,一般是企业直接向非政府组织捐款捐物,资助其所开展的项目。由于项目都是非政府组织的项目,很少有企业的项目或企业希望做的项目,所以在这种“钱物”提供者合作模式中,企业一般参与程度较低,不能将优势发挥出来。
正是这种“钱物”提供者合作模式的局限,促使企业开始向“平台”提供者转变。它不再直接向非政府组织捐钱捐物,而是根据自己的优势与资源,建立一个项目平台,邀请适合这个项目的非政府组织来参与,共同推动这个项目。这时,企业扮演了平台提供者的角色。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微软与联想。在建立北京西城区图书馆社区学习中心项目中,微软的目的是向农民工、农民和弱势群体提供信息技术培训,以消除数字鸿沟。微软将平台搭建起来后,将作为非政府组织的法国沛丰协会邀请进来,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合作。而在“公益创投”项目中,联想也是先将平台搭建起来,再将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邀请进来,建立伙伴关系进行合作。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从临时性到制度化的志愿服务,还是从“支票簿”到“基金会”的慈善捐赠,以及从“钱物”提供者到“平台”提供者的与非政府组织合作,都说明了企业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关系管理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