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拉法特常年动荡不安的生活相比，苏哈非常平坦而顺利地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在外人看来，阿拉法特和苏哈就像是两条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然而，就是这两个生活、身份和年龄都相距甚远的人，在交往中不断地拉近彼此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有了苏哈的陪伴，阿拉法特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赞美苏哈文静、漂亮。他提议让苏哈继续留在他身边，一起工作。在他众多出访活动中，负责礼宾及翻译等有关的一切事宜。两个人一起为巴勒斯坦事业服务，她感觉好极了。苏哈越来越多地往来于突尼斯和巴黎之间。她的头衔是经济顾问。她开始住在阿拉法特的一处房子里，位于门扎区托泽尔街39号。数周后，她就进入巴解组织领导人的办公室，与这里的人们一起准备阿拉法特的每一次正式出访。
苏哈跟着他出访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出席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她感到离他很近，她发现他需要找一个尽量理解他的人。他的朋友们、助手们都把他看成神，不再是凡人了。苏哈承认，阿拉法特的气质、英明、全神贯注的能力和在工作中用不完的劲头，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断升温。
这一天，阿拉法特目不转睛地望着苏哈，对她说：“苏哈，我想和你结婚。我的意愿完全是真诚的，对你是纯真的，我要娶你。”
苏哈也早就感到他们之间一种胜过友情的关系已经形成。可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希望的人亚西尔·阿拉法特向他求婚，还是让她茫然不知所措。但她还是回答道：“好的，我同意。是的，我相信我也爱你。”
阿拉法特补充说：“苏哈，不过你要明白，我们先不能走得太远，只得秘密结婚。这是绝对必要的条件，这条件对你来说有时很难承受。但我知道，你是坚强和勇敢的，秘密结婚吧。”
“那我父母呢？”
“不必担心。做事要审时度势。现在，我们应当保守这个大机密。目前局势很微妙，面临大起义和以色列镇压，我们的人民理解不了我怎么结婚了！”
善解人意的苏哈理解阿拉法特的苦衷，这一切缘于阿拉法特曾说过并成为他的座右铭的那句话：“命中注定我与巴勒斯坦事业结合。”对于他，结婚就是犯忌，将玷污其形象。他感到这是一个真正的心理障碍。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巴解组织的承诺与责任，置他于复杂境地。他认为自己无权结婚，无权生儿育女。
1991年10月的一天，突尼斯城进入宁静的夜晚。以巴斯德广场为起点的干线朱古达大街79号，宽敞的别墅，外观显得简易。这便是阿拉法特在突尼斯市的办公室。那天晚上，在一楼举行了一个非常简单、动人心弦，但又显得有些陈旧的仪式：两位名字保密的证婚人和一位伊玛目，刚刚告知二十世纪末的英雄人物之一和一个二十七岁的姑娘有意喜结良缘。
婚后，他们深深地相爱着。可是，这种爱不能公开表露。这就导致他们的出双入对招来各种各样的批评和冷嘲热讽。各种传闻蜂拥而至，不仅在巴勒斯坦内部引发争论，同时也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麻烦。在阿拉伯世界，一位元首的女助手，年轻、漂亮，又会多种外语，总是格外引人注目。因此，向苏哈求婚的人很多，商人，尤其是巴勒斯坦或非洲一些豪门望族的特使，都前来向她提亲。眼见许多人向苏哈求婚，阿拉法特十分尴尬。作为一个男人，他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但是他始终拒绝揭开他们之间的秘密。
最后，苏哈的妈妈蕾蒙达，已经受够了面对女儿和阿拉法特的漫天飞的谣言，她多次追问女儿她和阿拉法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可她从自己的女儿嘴里盘问不出任何东西，答应阿拉法特保密的苏哈对任何人都守口如瓶。
忍无可忍的蕾蒙达在与阿拉法特会面时，一再要求，停止散布有关她女儿和阿拉法特关系的不愉快的谣传。眼看已经不能再继续隐瞒下去，阿拉法特向蕾蒙达保证他俩是正式结婚的。蕾蒙达于是要求拿出证据，阿拉法特随即把证据提供给了她。暴风雨般的见面，则以互相道喜而告终。
为了了结阿拉法特和苏哈秘密结婚这件事，法新社1992年2月2日在一条消息中宣布：
“据可靠消息，本社获悉亚西尔·阿拉法特先生已于一月份娶其经济顾问苏哈·塔维勒小姐为妻；她现年二十八岁，本信希腊东正教，现改信伊斯兰教。”日期并不相符，但无关紧要，反正苏哈已经正式结婚了，谜底终于揭晓了。
当记者问阿拉法特为什么改变初衷决定结婚时，阿拉法特当着苏哈的面说：“我为什么突然决定要结婚呢？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接受我的女人，而这样的女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
当人们问苏哈为什么要嫁给阿拉法特时，她回答说，她是百分之百心悦诚服地要嫁给阿拉法特。她说：“我对他的感觉大概同二战期间法国人对戴高乐的感觉差不多，他是独立和统一的象征，是靠憨直与真诚打动了我。”
苏哈喜欢称呼阿拉法特为老头子，有时叫他阿布·阿马尔或主席。她这样评价阿拉法特：“在形势最恶劣的紧张关头，他从没有沮丧气馁过。他是难以征服的，因为他属狮子星座。”
阿拉法特与苏哈婚后的生活是俭朴的，也是幸福的。苏哈说，他们没有固定住所，没有家具，一切都是临时凑合。出于安全原因，他们一接到电话马上就动身转移，他们的全部家当只用一辆汽车后备箱就能装下。阿拉法特这种浪迹天涯的漂泊生活已过了40多年，苏哈婚后也适应了这种生活。苏哈说，他们对人生的价值看得要比物质财富更重要。
阿拉法特与苏哈团聚的时间极为有限，他们偶尔在一起的时候，也像其他夫妇那样互相说笑爱抚。他们的年龄虽相差34岁，但感情非常融洽。他们喜欢在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看看电视，互相推荐名著，交换对问题的看法。苏哈在提到和阿拉法特的生活时，这么说，“我和他交谈，就某些问题发表更为现代的看法。他装着听不进我的意见，但有时也听我的，总之，是由于我希望他那样做。”
1995年，阿拉法特和苏哈的女儿在巴黎出生，阿拉法特为了纪念母亲的名字，为女儿取名扎赫瓦，意为希望和美丽。从此母女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巴黎度过的。
从2001年12月起，阿拉法特一直被以色列软禁在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官邸中。从那时起直到病情恶化前往巴黎就医，近3年的时间里，阿拉法特一直没能见到他的妻女。但是阿拉法特病倒后，苏哈毅然决然地返回拉马拉，并亲自陪同阿拉法特前往巴黎就诊，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在法国去世。苏哈陪阿拉法特走完他最后的生命历程。
阿拉法特去世后，苏哈慢慢走出悲伤，她远离政治，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一直和女儿扎赫瓦住在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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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阿拉法特一生最大的政治梦想，是建立一个主权完整、国界明确、人民安居、与邻和睦的民族国家。很遗憾，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这个梦想似乎依然相当渺茫。
1948年5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时，阿拉法特还是一个不到20岁的毛头小伙子。战火燃起后，他跟随家人像许多巴勒斯坦人一样逃亡开罗。但在到达开罗后不久，他便正式投入到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发誓要为这项事业奉献终生。上世纪50年代末，他和志同道合的战友秘密成立了巴勒斯坦一个重要的政治派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即“法塔赫”组织。从此以后，“法塔赫”渐渐成为了巴勒斯坦抗以斗争的骨干力量。
形势的发展促使巴勒斯坦各种政治力量不断走向联合。在阿拉法特等人的努力下，由“法塔赫”牵头的几个政治派别于1964年5月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自此，巴解组织成为巴勒斯坦社会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主流派别。阿拉法特从1969年起担任巴解组织主席，对其政策走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之后于1974年11月13日出席了第
29届联合国大会，为巴勒斯坦民族的正义斗争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阿拉法特在上世纪80年代末带领巴勒斯坦主流派别实现了战略转变，开始拉开了与以色列的和谈大幕。
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根据巴以达成的有关协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于1994年5月成立，阿拉法特从一开始就当选为主席。该机构虽然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渡性的自治机构，但其从结构到功能都具有国家政权的性质，被国际社会广泛视作巴勒斯坦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虽然巴勒斯坦的建国梦至今仍未实现，但民族权力机构毕竟对自治区的运转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从长远来看，该机构必将成为未来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基础，这正是阿拉法特对民族贡献的结晶所在。
对内不搞“窝里斗”对外主张“和为贵”
在几十年来处理巴勒斯坦内部纷争和巴以关系的实践中，阿拉法特总结出并长期恪守着两条基本原则，那就是：对内不搞“窝里斗”，反对兄弟相残、避免民族分裂；对外主张“和为贵”，通过和谈实现巴勒斯坦建国和巴以和睦相处。
自从中东和平进程启动后，“哈马斯”便发誓要阻止阿拉法特与以色列领导人之间的和谈，这使得巴以关系始终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
更为严重的，在巴以于1993年9月签订象征着民族和解的《奥斯陆协议》后，“哈马斯”于次年4月接连两次在以北部地区制造了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从此开发出一门特别的反以“武器”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战术”——用“人体炸弹”或“汽车炸弹”对以色列目标进行自杀性的袭击。可以说，在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当中，“哈马斯”等极端组织一直扮演着“狙击手”的角色，直接影响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推行的和谈政策。即便如此，阿拉法特一直反对通过武力手段对付极端组织，而是寄希望于以谈判方式来赢得反对者的支持。而这，常常被以方视作是他不愿打击恐怖主义的证据。
30多年后，他最终认识到武力难以解决巴以之间的恩恩怨怨。为此，1988年11月，巴勒斯坦方面明确宣布接受联合国 242号和
338号决议，承认以色列有在和平与安全环境中生存的权利。这是巴解组织从武装斗争走向和平谈话的重要转折点，为中东和谈奠定了基础。经过国际社会的推动，1991年
10月30日中东国际和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中东和平进程由此启动。
在此后的10多年间，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均以积极的姿态参加了巴以和谈。虽然阿拉法特在其有生之年没有实现建国的雄心壮志，但和谈毕竟使他的人生梦想一步步走向了实现的边沿。正因为此，在2000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即便长期遭到以军武力围困，阿拉法特也一再要求巴方采取克制，避免与以色列回到全面开战的老路上。应该说，这是明智之举，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选择。
三大过失有损阿翁形象
长期以来，阿拉法特在巴勒斯坦领导层的权威无人能及，位高权重，缺乏监督，其工作作风也传出了不少的是是非非，以致有评论认为他对巴民族权力机构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负有直接责任。作为他的后继者，至少应该在以下三方面吸取教训。
首先，阿拉法特独揽大权的做法，无论在巴勒斯坦内部还是国际社会都一直广遭非议。长期以来，巴勒斯坦政治、安全、财政、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大权，都统一集中在阿拉法特一人手中。虽然在一些重大事务中他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但却始终掌控着最终的拍板权，无怪乎被西方舆论称作是“独裁统治”。虽然，在美以等国的强大压力下，阿拉法特被迫同意在自治政府内设立总理职务，但先后出任该职的阿巴斯和库赖都难以享有实权，几度因权力分配引发严重纷争。
其次，在官员的任用方面，阿拉法特一直被指责有“用人唯亲”之嫌。对于言听计从、服从自己意志者，他往往厚爱有加；而那些敢于挑战自己权威的人，则常常受到打击。他甚至任命自己的堂弟穆萨·阿拉法特接替因腐败而遭免职的巴安全部队司令马贾伊德担，结果在巴内部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暴力抗议活动。
最后，阿拉法特在财务上的不透明做法，也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有关他私自向定居巴黎的妻女拨巨款供其维持奢靡生活的丑闻，不时见诸报端；就在他病重之际，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又披露说，他掌管的一笔存在国外银行的10亿美元支票可能将下落不明。而这笔钱本是多方筹集的巴勒斯坦国家战争基金。他长期坚持的“一支笔”签字制度，不能不使外界对巴勒斯坦财政事务产生质疑。
阿拉法特的暮年悲歌
长期以来，阿拉法特在自己的祖国没有安身立足之地，为了巴勒斯坦事业四处奔波。他是世界上空中飞行最多的领袖人物，被称为“空中总统”。但是，在他人生中的最后几年，阿拉法特由空中总统变为“笼中鸟”，失去了行动自由，过着软禁生活。
2002年3月29日，全世界的人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一个发誓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不屈的阿拉法特。30辆以军坦克开进拉马拉阿拉法特的官邸，以军推土机在总统府大楼的北墙上撞出一个大洞，阿拉法特在总统府地下室昏暗的手电筒光照下，愤怒地声讨以军的暴行。办公室里的水和电已经停了，食品和供给也快要用光，一支卡宾枪放在手边，身边的保镖倒在血泊中。官邸外，成千上万巴勒斯坦人和外国志愿者聚集起来，决心以鲜血保卫阿拉法特的生命。
此后，阿拉法特被长期软禁在位于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的官邸中。这座官邸多次遭以色列空袭、炮击和坦克破坏，到处是断垣残壁和碎石瓦砾，阿拉法特的活动空间很小。
驱逐阿拉法特是沙龙蓄谋已久的计划。在以色列的长期轰炸以及封锁中，阿拉法特的活动空间只剩下几间办公室，办公楼四周被三米高的铁丝网围住，形同监狱。以军在阿拉法特官邸各处埋设了炸药，要求包括阿拉法特在内的所有人离开官邸，以军切断了阿拉法特官邸的水、电源及电话。阿拉法特生活在狭窄的办公楼里，只能靠一些饼干和罐头食品度日。
几年来，阿拉法特已在这样的环境中形成了适合自己的生活规律。这位70多岁的老人每天清晨四时起床，先诵读《古兰经》，再看阿拉伯文和英文报纸。他稍稍休息一下，开始锻炼身体。他的锻炼方式因受条件所限，显得非常简单，在狭小的室内空间活动活动手脚，骑一会儿自行车。在以色列围困稍有放松的情况下，他在贴身警卫保护下走出办公楼，坐在废墟中晒晒太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早六点半左右，他开始用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