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听取了于文虚中的意见，拟命宇文虚中负责起草“罪己诏”。这位大宋的才子领命之后，用心良苦，他一晚没睡，把一道感人肺腑的“罪己诏”拟了出来，这诏书可谓是字字泣血，悔恨不已。颁行全国之后。徽宗也采取了系列的措施，可是收效甚微，将士们情绪高涨，学生们愤怒满腔，人心一旦失去，若要收回比登天还难。
转眼过去半年，完颜晟向宋使承诺的时间已过。
宣和七年七月，金朝与宋廷正式宣战，副元帅兼东路军总指挥完颜宗望率领着大军从平州出发，一路拿下了檀州、蓟州、燕京，却在保州遭到了当地守军的激烈抵抗，完颜宗望绕道来到了中山府（今河定县）。中山知府詹度，倒还算是个勇气可嘉的人物，他一面发动军民抗敌，一面紧急上奏朝廷，一日三报，称金人此次是分道入寇，两路兵锋所指，皆是京都汴京！中山这个地方已是河北的南边了，离汴京最多十天的路程！
微宗接报慌得没有梳理就跑出了行宫，他一把拉住太学院院长吴敏的手哭喊道：“万万想不到金人无情无义，真的动起了干戈，这下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啊？”
吴敏来到了蔡攸府里，他急匆匆地问道：“蔡大人，现在怎么办？金朝的大军已经逼近了京城，而宋军却无有抵抗的能力。”
蔡攸愕然，“各路兵马在哪？为何不抗击？”
吴敏哀叹道：“童贯是蔡京的红人，西北军粮掺假有他，抢梁山功劳，密谋毒死宋江的也有他，可是蔡京都倒了，童贯却依然掌握着西北的军权，而皇上却动不了他的半根毫毛，寒了将士的心呀！”
“怎么办？难道要当亡国奴？”蔡攸心急如焚地问道。
“力挽狂澜，非能人不可。”
蔡攸连忙问道：“院长说的可是王国师？”
吴敏摇了摇头说：“大人忘了，国师半年前就离开了京城，前往山东、临泉老家，看望亲人。皇上按照“罪己诏”的条款撤了王道仙的官职，朝成暮毁之事岂是帝王所为？再说，时间也不允许，等他山东回来，京城早已是金人的地盘。”
“院长别磨叽了，是谁？快说。”
“李纲，李侍郎。”
蔡攸惊讶道：“不行，不行，李纲品级不够，要他担担当抗金大任，怕是众将不服。”
“怎么不行？非常时期就要用非常之办法，过去那种论资排辈的做法，怕要耽误国家大事。李纲还在太学院读书的时侯就表现出常人无有的见地和胆识，早在举国欢庆《海上盟约》签定时刻，李纲就提醒人们，“辽朝灭亡，宋、金接壤，等同与虎相邻，与狼结伴。”
蔡攸的心里，极不自然地“咯噔”一下，这个李侍郎向来我行我素，早就想把他揽入到自己的阵营里来，可李纲根本没把蔡攸放在心里，拒绝加入本官阵营。若是抗金胜利，李纲名望陡升，怕是成为自己的日后克星。
“蔡大人是怎么想的？这形势逼人，须早些决断才是道理。”
蔡攸想：眼下无有更好的办法，金人一路南下，不出十日就会到汴京脚下。不管李纲今后如何，现如今也只好让他挑起抗金的大梁。
“好吧，马上进见皇上，就让李纲组织京城的将士们奋勇抗金。”
见蔡攸答应，吴敏高兴非常，两人随即来到了御书房。
徽宗一听，喜出望外，马上同意召见李纲，下诏让李纲明日一早随着执宰大臣，到文字外库等候。
徽宗做好两方面的准备。一方面，和蔡攸，黄潜善、等人一连布下了几个局。
第一个局是，他做好了随时禅位的思想准备。刀兵在前，这皇帝可是当不得了，万里江山，丢给儿子去管算了。天下死活，再不操心。
第二个局是，随时做好溜出汴京的准备。不过他深知自己一动，必牵动全国，因此保密工作做得极其周密，这个计划连身边宠臣也没告知，只偷偷摸摸派李梲出守金陵（今南京），为开溜打前站。
第三个局是，表面的抗战文章还是要做。他急命各州郡长官带兵前来勤王，即便远水解不了近渴，也能对金军稍起阻嚇作用。
第四个局是，赶紧改革弊政，争取民心，虽是临时抱佛脚，也总比不抱强。民心这东西，平时可以当它就是狗屁，但危难之际，不利用不行啊！
随即，这几方面的部署，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都分头实施起来了。
另一方面：徽宗派出了敢于挺身犯难的地方小官李邺和金人议和。
这个李邺，倒也不是狂妄之徒，他要揽这瓷器活儿，自然有他的金刚钻儿——能说会道。临行前向朝廷提出：要携带黄金三万两，作为议和的润滑油。道理固然可以服人，加上金钱的分量就更有说服力。无奈之下，徽宗下诏，命人从宫中拿出祖传的金瓮两个，熔成金字牌若干，交给了李邺去做活动经费。
李邺志在必得，抱着为千古留美名的勃勃雄心出发了。但是，大金灭宋的国策已坚如磐石，不可摇撼。金戈动地之际，语言还能起什么作用？李邺到了金国，用足了他的长项，口吐莲花，滔滔不绝，却都在大金的坚强意志面前撞了墙。
宋朝送去了金子，却没有停止金国人灭宋的步伐，完颜宗望一面派使者要宋国投降称臣，一面加快步伐直取汴京。
徽宗利用李纲抗金只是万不得已之事，这李纲的脾气他早就领略过了，可是金人得了利益却没有停止攻宋，万般无奈之际只好下达意旨。
李纲接旨后，大为振奋，当即除衣露出左臂，刺血写了一封奏疏。这封奏疏，主旨是劝徽宗不要急于逃跑，要有抗敌决心。李纲写道：今日御敌之策有三：上策为亲征，中策为坚守，下策是避狄而走。若按下策办，虽可解一时之急，但危害甚大。若弃宫室、社稷、百官、万民而去，就等于将中原委之豺虎，大势一去而不可复振。恐怕局面将朝安而夕乱，虽命太子监国，也于事无补。国家存亡在一线之间，又怎么能用平时的礼法？太子若以监国身份领导军民去御敌，名不正言不顺。要是太子事事都要请示皇上，那还有什么权威可言？若是事事自己说了算，又是大不孝。这样尴尬的身份，何以号召天下，何以率领豪杰以死抗敌？成功的机会只会有万分之一？今日人心已动摇，陛下您考虑，要是认为可以与军民共患难，则可坚守不去；如果认为守不住，为何不给太子以“位号”，让他以堂堂正正的身份来收拢将士之心、以死御敌呢？臣观察太子，是仁孝、恭俭、好学的那一类，四海归心，大家皆服。陛下若是采纳了微臣计策，“天下可保，在此一举”！他在奏疏上跟皇上谈论交权、让位的问题，心知是有极大风险。他写道，臣之愚计，恐怕陛下不能采用，臣今日说出，倘若不合圣意，臣必然要死于刀斧；但我假如不说，来日战败，臣必然死于乱兵。李纲认为：“与其死于乱，不如死于国”。这就是李纲真正的儒生价值观——烈士不仅是指那些死于战场的人，也包括那些因为提意见而被砍了头的忠贞之士！一封奏疏，字字赤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