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会上的长时间辩论，未来的形象就这样粗略地刻画出来了。罗斯福一心要使大家同意敦巴登橡树园建议中拟出的总形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愿意对那些不会绝对损害他的原则的任何问题作出让步——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他甚至愿意稍许变通一下原则。有时客观情况使他能够站在斯大林一边去反对丘吉尔——尽管他十分喜爱这位英国人——他就由衷地感到高兴，因为他不想使斯大林感到在同盟之内还有一个反对他的同盟。正因如此，只要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罗斯福也甘愿顺从苏联，以便随时随地赢得它的信任。
千岛群岛问题就是如此。斯大林要求得到它们，作为他对日本作战的代价——这可以使美国少牺牲几十万人的生命。千岛群岛像一排石头围墙，把海参崴和太平洋隔开。苏联人要求获得它们正像美国希望保住加勒比海诸岛一样的合乎情理。斯大林要求得到“满洲”的海港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太充分的理由，他应该直接和中国协商。
苏联的其他要求就较难满足了——虽然其中一般都能找出一些理由作为根据，例如它理所当然地希望和它毗邻的国家都有友好的政府。美国对中南美洲肯定也是抱这种态度的。
在这些问题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留待今后的会议或联合国委员会去解决。富兰克林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事情今后会迎刃而解。他知道要制止住苏联的帝国主义苗头，需要有强硬的手段和明智的外交政策。但他相信，只要他能获得它的信任，他就能做到这一点。
在为期八天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目标是使苏联加入一个维护和平的世界组织，并争取苏联做出参加对日本作战的保证。对苏联人来说，由于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两次遭到德国入侵，压倒一切的考虑是在东欧建立一个安全区。罗斯福和丘吉尔都承认了苏联控制东欧的合法性。事实上，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谈中，丘吉尔曾用数字方式在一张纸条上写出过巴尔干地区划分势力范围的指导方针，然后把纸条推给对面的斯大林看。他建议，苏联在罗马尼亚的势力占90％，在保加利亚占10％。斯大林当场表示同意，后来罗斯福也表示同意。
丘吉尔在莫斯科时没有把波兰列入清单，在雅尔塔会议上波兰成了一个最棘手的问题，致使三巨头进行了六天六夜的争论。会议指定寇松线为波兰的东部边界，从而批准了德黑兰达成的协议，但是用多少德国领土作为补偿的问题则留在战后解决。波兰的未来政府问题更加麻烦。苏联占领波兰后已在卢布林成立一个傀儡政权，丘吉尔比罗斯福更害怕苏联支配东欧，因而他赞助伦敦波兰人的事业。总统担心这次会议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失败，并念念不忘国内波兰裔美国选民，因而提出一个保全面子的方案。他建议成立一个由卢布林波兰人的代表、波兰国内民主人士和伦敦政府的主要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来执政，直到在自由选举中选出一个长期政府为止。斯大林表示同意，说一个月之后可以举行选举。
“总统先生，”焦虑的海军上将李海说，“这个问题伸缩性太大了，苏联人能够把它从雅尔塔一直拉伸到华盛顿，而不会在技术上把它拉断。”
“我知道，比尔——我知道这个情况，”罗斯福回答说，“但这是我此时能为波兰所尽的最大努力了。”
三巨头团结一致，决心确保德国不会重新起来折磨欧洲，尽管罗斯福已经放弃亨利·摩根索提出的使德国变成从事农业的穷乡僻壤的计划。战败国德国的确切边界留到将来的会议上决定，但是这个国家将被分成四个占领区。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厌恶没有减退，但他同意了丘吉尔提出的给法国一个占领区的建议。英国人推想，美国舆论大概不会允许美国陆军战后在欧洲驻扎很久，因此，他们希望在德国有法国的势力，以便有助于同苏联人抗衡。柏林将像德国一样被分成四个占领区，尽管这个城市在苏联占领区中间。但是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西方占领区会成为苏联手中的抵押品这一点并不感到担心。
联合国的基本结构已于1944年秋天在华盛顿州敦巴顿橡树园的一次会议上拟订出来，至于苏联将在联大上有多少票的问题则留给三巨头决定。斯大林指出，美国将能够影响拉丁美洲国家的投票，英国人可以指望得到英联邦的票，因此坚决主张苏联的所有16个“加盟共和国”都享有表决权。罗斯福反驳说，这等于让美国48个州中的每一州都有一票，他说服斯大林放弃这一要求，作为交换，准许乌克兰加盟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享有表决权。罗斯福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侧翼，要求并得到了再给美国两票的保证。
斯大林欣然同意在打败希特勒的两三个月之内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苏联得到了对库页岛南半部和千岛群岛的主权，这是40年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领土。“满洲”的大连将要国际化，旅顺将由苏联控制，苏联人还在“满洲”得到了特权。这些安排的绝大部分是在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做出的，中国没有代表参加雅尔塔会议，罗斯福同意向蒋介石说情。这位委员长同意了这些安排，后来同苏联人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后者答应不帮助中国共产党。
雅尔塔会议是罗斯福的一台戏。他进行斡旋、调停和妥协，运用手段图谋利益，同丘吉尔和斯大林开玩笑，并采取捷径确保会议的成功。有时经过一轮会谈和宴会，他变得精疲力竭，面色苍白。有时他情趣横溢，非常幽默。他密切地注视着斯大林，发现了他没完没了地喝伏特加的惊人能力的秘密：这位诡计多端的老布尔什维克趁人们站起来混乱鼓掌时偷偷摸摸地往自己的酒里搀水。他还喜欢拿印度的事和大英帝国的分崩离析来刺激丘吉尔。
关于德国赔偿问题，斯大林提出“按功取酬”，200亿美元赔偿额；丘吉尔提出“各国各取所需”，而德国尽其所能；罗斯福重申希望苏联遭到的破坏尽快得以恢复，但他认为靠赔偿是不可能解决一切的，美国不准备要德国的机器和劳动力，没收德国在美的财产就可以了。丘吉尔实际是反对斯大林的索赔数额，认为会议不能用数字来束缚自己，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查。罗斯福原则上同意以200亿美元为讨论的基础，这就使得丘吉尔成了斯大林的恼火对象，他指责丘吉尔反对苏联提出的赔偿要求是为了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德国。于是，会议没有就赔偿的具体数字达成一致意见，是雅尔塔会议留在以后商议的诸多问题中的一个。
雅尔塔会议还有一项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是由罗斯福、斯大林私下商定，事后让丘吉尔签字的。在罗斯福总统一生所进行的外交活动中，最受攻击的也就是这份秘密协定。作为提出协定的目的——迅速打败日本，这是正确的，然而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背着同盟国和中国，侵犯中国的利益和主权，这是荒谬和错误的。
协定以明确的语言界定：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但条件是：1．维持外蒙古即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进行所破坏的原属苏联的各项权益，即将库页岛南部及临近一切岛屿归还苏联，大连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3．库页群岛交予苏联，而且规定：苏联之此项要求须在击败日本后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
上述协定签订时，中国方面毫不知情，作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被列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以它的主权和利益为对象的讨论中，却被排斥在外，直到罗斯福病逝，杜鲁门接任总统后才正式通知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这一协定。这是对中国主权和利益的肆意践踏，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丑恶表现。
在罗斯福政治生涯的晚期，他的一个突出的政治思想便是战后世界格局由美苏两家说了算。尽管在与斯大林谈判时他一再表示不能代表中国人说话，但事实上却扮演了越俎代庖的角色。
斯大林在与罗斯福进行交易时指出，如果苏联提出的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他就难以向本国人民解释苏联为什么要向一个并未攻击他的国家——日本作战，如果条件得到满足，他就容易用与国家利益有关的理由向人民和最高苏维埃交代。这一解释究竟有多少道理是值得分析研究的。
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苏联把根据《雅尔塔协定》在中国享有的各项特权逐步交还给了中国人民。从后果来说，还没有到不可弥补和不可挽回的地步，但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苏联却留下了不光彩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记录。
会议的最后两天用于起草公报。史蒂夫·厄尔利迫切希望尽可能写得完整一些。
“老板，”史蒂夫说，“到目前为止每次会议情况都被丘吉尔在给议会的报告中抢在我们前头发布了。这一次让我们尽可能报道一切吧。”
罗斯福笑了。“好吧，”他说，“我叫他们提供材料。”
这次发表的公报比任何一次会议的公报都来得完整。许多问题不得不删去，因为在签字那天，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刚刚在“凸肚子”战役中击退了纳粹军队的疯狂进攻，现在沿着鲁尔河和莱茵河集结，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势。麦克阿瑟还在吕宋岛作战，海军陆战队正准备攻打硫磺岛；通往东京的道路看来还很遥远而崎岖。
从克里米亚发出的公报燃起了全世界的希望，这是自从大西洋宪章以来其他任何文件所不及的。它开头的几节叙述了对付德国的军事协议，这几节斩钉截铁地表明了：“纳粹德国注定要灭亡。”
但是，最振奋人心的还是在建立一个普遍的国际组织方面所取得意见一致的程度：
“我们相信：通过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密切和持续的合作，以防止侵略和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消除战争的原因，都是必要的。”
接着就是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三国政府在宣言中同意进行合作，“援助从纳粹德国统治下获得解放的各国人民，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
接着是关于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具体协议。在这些协议中，斯大林对美国的民主观念做出了许多让步，他并且答应协助这些国家成立一个法西斯政党除外的各党派都有代表参加的临时政府。
最后一节用响亮的词句宣称：
“我们在克里米亚的这次会晤，重申我们的共同决心，即在未来的和平时期中，一定要保持并加强在这次战争中使联合国家的胜利成为可能和确定的、在目的上和行动上的团结一致……
“只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和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
“这次战争的胜利以及拟议中的国际组织的建立，将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
这就是公报的核心部分，也是在雅尔塔取得的首要成就。
罗斯福深知这项工作的最重要部分尚未完成。他预见到长期的考验、巨大的困难以及惨遭失败的可能性。但是他热诚地相信它是能够完成的；他准备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有生之年去促进它的完成。当前，他感到已经迈出了伟大的第一步。尽管和他一起签署协定的两个伙伴今后可能会变心和倒退，但是他相信他们眼下的表现都是真心诚意和具有良好愿望的。
至少已经“为今后年代中创造这种和平的重要条件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机会”。这是不小的成就。他要全心全意地促进这种和平的实现。
1945年2月11日，星期日，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利伐吉亚的舞厅里最后一次会晤，并在《克里米亚会议公报》上签了字。然后他们怀着真诚的友情相互告别。
罗斯福怀着对三巨头的继续团结的乐观心情离开了雅尔塔。“我们确实从内心里认为，这是我们一直在祈求的新的一天的黎明，”哈里·霍普金斯说，“苏联人已经证实他们能够通情达理，并具有远见。总统或者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毫不怀疑我们能够同他们和睦相处。”
下午4时，罗斯福启程前往瓦斯托波尔。在这次航程中他飞越荒凉的群山，临近巴拉克拉瓦战场——轻骑兵曾在这里赢得不朽的光荣，那时这里号角齐鸣，军旗猎猎，战马奔驰，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刀光剑影，好一派战争的威武景象！接着他首次看到战争所造成的彻底破坏：暮霭沉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已经成了一片断垣残壁的荒野。
见过那座凄凉的城市以后，他在“卡托克廷号”上的那间狭小闷热的舱室就显得非常安全和舒适了。
但是到了翌日下午，这种安宁舒适之感就消失了。黎明时分匆忙准备启程之际，麦克传来消息：沃森“老爹”得了轻度中风。
“我们应该对他采取什么最妥善的安排？”总统十分关切地问。
“我想最好把他送回‘昆西号’，”麦克说，“只要我们低飞，就不会伤着他。”
莫洛托夫在萨基等候着送别总统。仍旧和上次一样用了漂亮的军乐队和仪仗队。总统专机于10时55分起飞，在六架P一38机护航下越过黑海。
遵照总统的命令，飞机不按预定的航线直接飞往埃及，而是向西迂回，这样可以避免飞机飞越高山，加剧沃森“老爹”的病势。飞机越过黑海，经过像闪烁发光的冰块似的土耳其平原，然后越过深蓝色的塞浦路斯湾，降落在大苦湖的亚热带沿岸的德维斯瓦机场。“昆西号”停泊在湖上等候。两侧有两艘原来的意大利军舰以及英国军舰“悍妇号”护卫着。
总统选择这个地方举行下一个会议是有象征意义的。他一直在和史蒂夫·厄尔利一起查阅海图，想找到一个方便的地点。他的手指沿着苏伊士运河向下移动，停在大苦湖上。他用洪亮的声音朗诵：“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希录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力洗分靠近海边安营。”
“这是怎么回事，老板？”史蒂夫问。
“比哈希录就在大苦湖之滨，”富兰克林解释说，“我们将去那里。它是美国总统会见东方三个国王的有历史意义的好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