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峡江地区还受到道教的影响。
有人认为摇钱树本身就是道教遗物，摇钱树表达了一个复杂的信仰体系，也有可能受到道教的一些影响，但不一定就是道教的法器；鎏金铜牌饰，据张勋燎先生的研究，属于早期道教遗物。
道教在吸收大量巴蜀文化的基础上起源于川西地区，然后在巴蜀地区广为传播，峡江地区也是道教的传播地。巴人信奉道教，“巴俗事道，尤重老子之术”。《晋书?李特载记》也载“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后汉书?刘焉传》谈到五斗米教的时候也说“民夷信向”。除了嘉陵江流域，峡江地区也有大量的巴人，清代云阳出土一枚“汉归义邑侯”可以确证，这批巴人也很有可能信奉道教。《后汉书?灵帝纪》：“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此则材料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五斗米道即道教，东汉末道教确已在巴郡传播，且人数众多、组织庞大，后被张修利用反抗朝廷，而峡江大部分地区属于巴郡，道教在此也应有相当的影响；二、官方称张修为“妖巫”，刘艾也称其为“巫人”，可见此时的道教和巴地的巫术有着密切的关系。《水经注》引《华阳记》：“有平都县，为巴郡之隶邑矣。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甚清灵。”如果此则材料属实，直接说明平都为峡江地区道教的一个重要传播据点，为峡江地区出现道教遗物提供了文化背景。
其四，汉晋时期佛教也进入峡江地区。
峡江地区发现的佛教遗物不多，但是时代偏早。丰都地区发现了最早的纪年铜佛像；还有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白毫相俑等。汉晋时期峡江地区佛教还比较弱小，附属于本地的巫术、神仙信仰而传播。从发现的考古遗物来看，也多是依附于其他器物而出现的，铜佛像多发现在摇钱树上，白毫相俑与其他很多陶俑一样，只是在眉部稍有不同。但毕竟佛教已经传播到峡江地区并有了初步的发展，《水经注》所引《华阳记》说平都县已经出现佛寺，如确证，那峡江地区很有可能是早期佛教一个重要据点。
峡江地区意识形态领域包含内容很多，不只是上文所列的四种，本书仅是根据考古材料，结合文献以说明峡江地区意识形态的复杂。
这四种文化或信仰不同时期在峡江地区表现是不一样的，西汉中期以前，峡江地区流行巫术、神仙信仰；西汉中期以后，经过统治者的提倡、推广，儒文化迅速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却无法消除本地根深蒂固的神仙巫术；东汉以后道教、佛教开始传播到峡江地区，道教比较流行，佛教势力相对微弱。
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来源虽然不同，但进入峡江地区之后，相互吸收、融合，共同组成了丰富的峡江地区思想文化面貌，上文提到的平都县“有天师治，兼建佛寺”也反映了不同宗教信仰共处于峡江地区的状况。在考古学上的表现为一个墓葬中有几种文化观念，如上文提到的忠县涂井M5，儒、佛、神仙信仰等思想共融于一墓之中，甚至一件器物上能表现出几种文化观念，如带佛像的摇钱树既有本地升仙思想，也有佛教文化因素，甚至可能受到道教的一些影响。儒家文化虽然敬鬼神而远之，但进入此地以后也避免不了鬼巫之风的影响。
正如彭万廷、冯万林二先生所总结的那样，峡江地区文化拥有“以古代巴人原始的巫文化为基底，全方位吸收汉民族及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民族）的宗教信仰，形成巫、道携手，以祖灵崇拜为核心，儒、释、道、巫合一，神系广、杂，神灵无界而各有所司的区域性混融型宗教信仰结构。”
第二节 原因分析
一、峡江通道处于汉晋全国交通体系中一个重要节点上，有机会接触到各种文化因素
峡区内有水路和陆路两种。
1.水路。
水路显然最为重要，其主航道当然是长江，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流，干流全长6300公里，流经青、藏、滇、川、湘、鄂、赣、皖、苏及上海等省、市、自治区。它的两岸还有3600余条大小支流和众多的湖泊网罗了半个中国的广阔腹地（图一七）。在中国古代，这些河流湖泊便是天然的航道，将汉代甘青、巴蜀、荆楚、西南夷、吴越等整个长江流域联系起来。故“徙邛筰之货致之东海”、“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四川是一个盆地，周围高山峻岭环绕，对外交通困难。故李白感叹道：“噫吁戏，危呼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但长江在盆地东部却冲出一个天然通道——即峡江水道，因而峡江水道对于四川盆地与外界的联系非常重要。
而峡江水道游摆于丛山之中，江面较窄，特别是巫峡以下，水流湍急，既为顺江而下快速航向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给航行带来诸多困难，自古以来对其评价各不相同。李白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慨，《荆州记》也说：“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但也有“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的歌谣，黄庭坚甚至称之为“鬼门关”。现代研究者对于古代三峡航运也评价不一，有的评价很高，认为自先秦以来就是重要的航道；也有人对早期三峡航运进行过质疑。笔者以为在汉晋时期峡江航运条件好于后世，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首先，当时由于自然条件良好，水道险滩远少于后世。
据文献记载，在先秦时期，峡江通道有过一次非常重要的疏通活动，据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望帝（杜宇）立（巴人鳖灵）以为相。时巫山峡而蜀水不流。帝使鳖令凿巫峡通水，蜀得陆处。”此后其航运地位越发重要。
后世之所以认为峡江水道是一条险道主要因为存在众多的险滩，而这些险
滩多是后世形成的，汉晋时期并不多。峡江地区的人口在汉晋时期虽然有了大幅增长，对生态有一定的破坏，但自然生态环境总体情况还是相当好，森林覆盖率达到80％以上，三峡间“绝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睛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了山崩、山体滑坡和水土流失，而险滩主要是由山崩和支流的冲积物造成的，所以此时的险滩并不是很多，航运条件相对较好。
峡江地区最险峻的地方当属瞿塘、巫峡、西陵三峡了，但这个三个地区在汉晋时期险滩也并不是多。据陈可畏先生考证，两汉南北朝时期，瞿塘峡中有瞿塘、黄龙二险滩，“出广西峡抵巫县界，江中无险滩”，“巫峡（包括香溪宽谷）江内只有新崩、石门两个险滩”，西陵峡只有流头滩、狼尾滩、人滩、黄头滩。所以汉晋时期峡江航运并无后日惊险。至唐宋以后，由于人口剧增，畲田农业普及，森林砍伐严重，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山崩、山体滑坡导致险滩增多。
其次，从文献资料来看，峡江也是一条重要的通道。
先秦之前，峡江航运的资料比较少，《战国策》卷十四《楚策一》载：
秦西有巴蜀，方船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汗马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捍关。
此文明确表明早在秦时峡江水路已经有重要的军事作用。从考古资料来看，夏商周时期峡江水路在与外界的交流中已经表现得相当重要。此时期非本书关注时段，不予详述。
西汉中期以后峡江水运交通资料多了起来，据表中资料，汉晋时期峡江水路多是与军事战争相关，既然大规模的军队能一次性通过，峡江地区的航运条件应该不差。
再次，汉晋时期已有较为先进的船只。上文已提到先秦时期已有方船、舫船行运于峡江，方船运粮、舫船载卒。至汉晋时期，巴蜀地区已经出现规模较大的造船厂。《晋书?王濬传》载:
武帝谋伐吴，诏濬修舟舰。濬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又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于蜀，其木柿蔽江而下。
此段话说明三个问题：一，巴蜀地区造船技术先进，能造容纳两千余人大船，且可以驰马，可见船体之大。二，此船为伐吴，蔽江而下，必然穿过峡江，如此大船都可以通过，可见当时峡江航道条件较好。三，“画鹢首怪兽于船首，以惧江神”，表明鬼神思想在航运中较为盛行，进一步印证了上文所说的峡江地区流行鬼神思想。
除先进的战船外，峡江地区还有类型丰富的货船、客船。支流上还有一些专门适应当地河流而产生的特色船只，据黄诗玫介绍，在乌江流域上有“歪沟子船”、神农溪河上有“豌豆扁舟”等。这些船有可能很早就出现了。
良好的航运条件，再加上先进和适应峡江特色的船只，使峡江成为长江上非常重要的交通孔道。但毕竟此处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航运技术相对落后，而且汉晋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些险滩，如上文提到黄牛滩，所以对其航运条件也不能过分乐观。
长江水道在峡江段还有很多支流，比较重要的有綦江、嘉陵江、大洪江、容溪、乌江、渠溪、南滨河、溪、塗溪、瀼渡河、南集渠、北集渠、彭溪、汤溪、大瀼水、草堂河、大溪河、大宁河、黄柏河等。每一条支流都是一条航道，众多支流将峡江区域内各地紧密联系起来。其中有些支流航道，不仅是峡区内的通道，甚至还是汉晋时期巴蜀对外的重要通道。川黔、川鄂、川陕很多重要通道都通过峡江地区。
据蓝勇研究川黔主要通道有三条，其中两条在峡江地区，第一条是僰溪道，僰溪又称綦江、夜郎溪、南江。僰溪道何时开通尚存争议，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汉晋时期人们一定已经利用此水道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载：“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笔者以为如僰僮、僰溪的“僰“字都是指僰人的话，那蜀商很可能利用此航道获取僰童。第二条，黔中道，此道路在秦代已经很重要，司马错伐楚即从此道。
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川鄂之间主要通道为峡江水道，大宁河、汤溪、鸟飞等支流也是两地的重要通道。
向北的通向陕西的有嘉陵江道、羊渠道等，嘉陵江通道战国以前便已开通，一直是川陕重要通道。
2.陆路。
峡江地区山势险峻，不适合陆路，但勇敢的峡江人还是在山崖峭壁间开凿了一条条道路，作为水上交通的补充。其栈道、纤道堪称交通奇迹。康清莲对峡区交通进行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良好的交通体系将峡江地区与外界连接起来。沿峡江西上至泸州、宜宾，向北转沱江、岷江可到达成都地区，将汉晋时期以成都为中心的交通网连接起来。从成都向南经过牦牛道（又叫青衣路）、滇缅道可进入西南夷地区、缅甸、印度甚至中西亚，此为“西南丝绸之路”；从宜宾南去经僰道向西也可以连接“西南丝绸之路”，或向东沿牂柯江水道到达番禺地区；从成都沿岷江继续西上，经“河南道”到达西域地区、中西亚，这条道路在南北朝时期对于南朝和西域的交往起到了重要作用；从成都北去经剑阁道至汉中，再经秦岭诸道可达关中地区，再向东进入中原其他地区，与中原、北方地区的交通网联系起来。峡江地区也可以直接由重庆沿嘉陵江到汉中、关中地区，或通过渠江进入“米仓道”。
出峡口，进入长江中游地区，交通网络发达，通过汉江连接江汉平原、汉中、关中，通过湘江进入湖北、湖南地区，再去往广州；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地势平坦，水路交通线路四通八达，向北过淮河可以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向南进入浙江、江西等地；或直接从长江进入大海从海路到达沿海各个地区或海外。
峡江地区通过长江水道及其支流和其他地区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巨大的交通网络，峡江地区处于这个网络的节点位置，长江上游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最直接的交往必须通过峡江地区，既是西南地区的通往下游的门户，也是下游深入亚洲腹地的重要关隘。正如清代诗人傅作楫所说“西控巴渝收万壑，东连荆楚压群山”。
所以无论是长江上游地区的文化传播到中下游还是中下游地区文化影响到长江上游都要经过峡江地区，这为峡江地区接触到各个地方的文化因素提供了良好的机遇。通过这个交通网络可以对甲、丙、丁、戊、己、庚诸组文化因素的来源路线进行部分复原，同时也可以通过确定各组文化因素的来源地以修正、丰富这个交通网络体系。
二、在交通顺畅的基础上，发达的商业贸易进一步推动了各地
的物质文化交流，加剧了峡江地区物质文化面貌复杂化
1.峡区商潮
战国秦汉是商业大发展时期，在我国古代商业发展史上堪称一个黄金阶段。《史记?货殖列传》引用谚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说明了汉代人求富趋利的普遍心理，《汉书?货殖列传》引用谚语：“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更直接地说明了商业是汉世致富的一条捷径。巴蜀地区特别是蜀地，秦汉以来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发达的经济区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汉代成都一直是四川地区的商业中心。左思《蜀都赋》对成都繁华的商业进行了描绘：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粧。贾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布有橦华，面有桄榔。邛杖传节于大夏之邑，蒟酱流味于番禺之乡……
成都商业发达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促进了贸易交换；二是中原政权对巴蜀地区的商业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三是蜀商的独特作用。西汉成都多大商人，《史记?货殖列传》共记载了12位货殖高手，前两位均为蜀商，“秦破赵，迁卓氏……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临邛”。至成、哀间，程、卓既衰，“成都罗裒訾至巨万。初，裒贾京师，随身数十百万……令往来巴、蜀，数年间致千余万……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整个西汉，蜀商不绝于史书。蜀商的兴起和其个人的能力也有很大关系，蜀商遍布全国各地。《史记?西南夷列传》：
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