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绎时的楚国十分狭小，仅仅方圆50里地，真正是“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年》）。熊绎在中原诸侯面前根本讲不起话，周成王在岐阳会盟诸侯时，他还没有资格成为正式盟员，虽然列席会议，却被打发去烧火做饭。但楚人并不自暴自弃，他们韬光养晦，致力于自己的开疆拓土，以江汉—洞庭平原为基础，并在周人的不经意中慢慢壮大，还揭开了吸收蛮夷文化的序幕，先后臣服了楚蛮、百濮、巴人，控制了群舒、淮夷、扬越等族。
楚人的作风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公元前594年，楚庄王终于问鼎中原，成为霸主。在200多年春秋舞台上，楚国以江汉流域为巩固的基础，整军经武，开疆拓土，向南向北同时突击，先后兼并了大小四五个国家。战国时期，楚人的攻势仍然凶猛。公元前344年，楚攻灭越国后，把边界东推至东海之滨，尽收吴越故地。这时楚的地理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西北达到陕西东南部，西南到今广西东北部，西有黔中、巫郡，东北至今山东南部。中国大一统的事业，可以说楚人已经完成了一半。从文化概念上说，楚文化以湘荆为主干，已成为我国南方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体。从政治概念上说，楚在春秋曾为五霸之一，在战国也是七雄之一。故有人说：“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政局，实际上是围绕着楚人北伐和中原诸侯国联合抵御楚国北进的斗争轴心展开的。”（王会昌《中国文化地理》）中国最终的统一大业，是在秦楚相争中完成的，只不过是历史的天平向秦始皇倾斜，使他成为幸运儿，坐收楚国之功。但此时，楚文化已经深深烙进中华文化的机体中。秦楚之争，谁胜谁负，还不能以秦始皇的登基称帝做决定，当时就有人说，只要楚国还有三户未亡，而最终亡秦的仍会是楚人！果然不出所料，最后亡秦的还是楚人，这说明楚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
楚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从物质文化层面看。楚国有着悠久的考古文化和夷夏兼备的文化特征。以水稻为基础的楚文化圈，是水稻种植的发祥地。在今湖南道县已经发现了1万年前的水稻遗物化石，而汉水流域也发掘出了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已经具备了稻作文化的特色。楚人根据自己独特的地理环境，创造了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还总结南方蛮夷、扬越、淮夷的经验，创造了“筑陂灌溉”的稻文化耕作技术，是为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运用（最著名的有楚庄王时，孙叔敖主持兴建的期思陂，在今河南窝城附近）。在冶炼铸造方面，楚人后来居上，首创了青铜器铸造工艺中的失蜡法和漏铅法。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是战国时期楚文化发展到高峰的标志，尤其是一套编钟，堪称国宝。楚人的冶铁技术和铁器的广泛应用，也往往领先于当时各国。楚人其他手工业生产也都以工艺精湛、技术先进、造型独特而闻名。楚文化的物化表现形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创造性和包容性，因为其本身是多种蛮夷文化的聚合，所以从不排斥外来文化，但也不是盲目照搬，而是从自己的需要，从自己的审美标准出发，将传统精神不断融入博采百家的创新之中。
二是从精神文化层面看。楚国虽是蛮荒之地，但它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滥觞之地。炎帝教民播种五谷，遍尝百草，最终死于南楚。他这种为人类献身的伟大人格深深地铭刻在南楚大地，并向中华大地传播。舜帝以孝道教化天下，勤政为民、天下为公的精神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在对世界的认识方面，楚人贡献了以“道”为基本范畴的老庄哲学，它由鬻子、老子和庄子一脉相传而自成体系。“道”的辩证思想“反”，可以说铸造了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里程碑。若没有“道”，中国文化的发展不知该怎样走向，怎样书写。在文学艺术方面，楚人推出了自己乃至世界文坛浪漫主义的开山鼻祖——屈原，无论是他光耀千古的抒情自传《离骚》，悲愤陈词的短章《九章》，风格清新典雅的祭神歌《九歌》，还是他问天问地、问神问鬼、问日月星辰、问风云雷电、问人间现实的《天问》，他“魂兮归来哀江南”的《招魂》，都体现出了他积极的浪漫主义情怀。屈原所建立的楚辞，成为中国先秦诗坛上与北方黄河流域《诗经》并立的两座高峰，并称“诗”“骚”。而骚体诗歌，无论有无音乐伴奏，均既能低吟慢唱，又可引吭高歌，非常适合于抒发深沉激昂的感情。故而随着楚国的扩大，楚辞之风很快弥漫在中原文化之中。从“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从“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宋玉·《九辩》），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莫不是楚辞、楚声。“四面楚歌”虽然唱倒了西楚霸王，唱出了一代刘汉，但楚辞、楚歌却让世代如醉如痴。
三是楚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色彩。楚国是山的故乡，是水的故乡，这里山峦秀丽，险峰叠嶂，云雾变幻，江河奔腾。人类生活其间，不可能不发幽思之情。所以自“三苗”时起，这里就信鬼、尚巫、好祭祀，凡祭祀必有巫师作乐，伴以歌舞。因此，民间歌舞成了楚人习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使是进入中原作战，随周人伐纣时，他们也在军中前歌后舞，作神弄鬼，更不用说在荆湘大地，处处弥漫着巫风神韵，显示出与中原文化的极大不同。在这里，绿水的柔情，青山的深奥，白云的空灵，最能激起人们联翩的思绪，从而在文化创作上孕育出浪漫主义的情怀。故有人说，楚人的生活充满了优游闲适的氛围，和北人严肃紧张的态度形成对照。在他们的神话中，崇尚的不是胼手胝足的农神，而是飞扬缥缈的火神；他们的河神不是治水平土的大禹，而是含睇宜笑的美女。楚人的神话里没有人面虎身、张牙舞爪的刑神，有的是身披落叶，张着孔雀盖和翡翠钺的命运之神。楚人的神衹不稀罕腥膻，中意的是那蕙肴兰籍和桂酒椒浆的芳香。在楚地沟通人神关系的不是苍髯皓首的祝史，而是彩衣姣服的巫女（樊树志《国史概要》）。反映到其文学创作中，正如明末清初学者刘师培所说：“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纪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多言志，或为抒情之体。”（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当然，文学的发展及其特征形成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但自然环境在自然经济时代对人们的思想意识的影响，对异质文化特征的形成和保持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差异是明显的，仅以《楚辞》和《诗经》做一对比就可一目了然。从形式上看，《诗经》中的诗，以四字为定格，每章结构简单明晰，反映了一种产生于井田制土地上的四平八稳、略显单调的思想；《楚辞》则打破了四言体的束缚，代之以参差错落的，更为灵活、自由的句式，反映出一种溪流婉转、跳跃山涧、出高山、过峡谷、充满奇特想象、感情丰富的思想。从内容上看，《诗经》侧重于描写现实生活，从各个方面表现了不同阶级和阶层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楚辞》则以浓烈的感情探索了天地、神鬼、日月的奥秘，夸饰恣肆，抒发胸臆，将诗歌带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风格上看，《诗经》更多地以民歌的风格和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来表现，诗歌中所描绘的山川原野、日月天地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存在，偶有神的出现，也不过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的化身，角色平实，少有阴阳古怪、神奇变幻的气息，显示出朴素、质直的风格，为后人树立了现实主义的楷模；《楚辞》则吸收了“三苗”民间诗歌的精华，以委婉的音节、缠绵的情绪、缤纷的辞藻和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来发展上古神话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之更完美，这主要体现在它表达了远大的现实理想，充满了坚忍的斗争精神，运用了丰富的奇异想象，采用了多种夸张、象征手法，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推上一个全新的阶段。
楚国从熊绎起，到负刍亡国，祚云绵延长达900年，积淀了深厚的区域文化，到春秋战国，楚文化随着楚声已闻达四方。其发展的迅速，除了其在政治上拥有半壁江山，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既有“下里巴人”一人唱万人和的群众基础，又有“阳春白雪”的高品位的标志性作品。
也正是楚文化的先进及其基础的先进，使它在融合中能始终保持自身的一些优势和特征，从而使中华文化更加姹紫嫣红。楚文化汇入中原华夏文化是历史长河发展的必然，正是这两大文化融合在一起，铸造了雄立于世的中华文化。
三、中华文化的特质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互不相关的文化要素杂乱地混合而成的。每当我们谈论某一个民族或某一种类型的文化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民族或那种文化类型的整体特征。而一个文化整体特征的形成，必然与生活在一定环境中长期生存的人群（民族）的心理文化有关，必然与特定环境中的人文地理有关，必然与特定环境中特定社会实践的长期发展有关。空间、时间、创造文化的主体，这三要素缺一不可。中华文化的特征就是农耕文化，由于环境特色和历史发展走势的影响，使它具有内向、和谐、重伦理、自强不息、追求真善美的总体特色。
1.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
华夏文化与荆楚文化汇流而成的中华文化，实际上是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文化的融合。虽然二者之间有着区域文化的不同特色，但从整个中华大范围来看，它们的共性要大于个性。也就是说，它们同属于农耕文化，共同处在一个半封闭的环境之中。所以它们融合为中华文化一体之前或之后，都共同受着这个特征的大地理环境的影响。
中华文化产生于北半球“中纬度文明”的最东端，相对世界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区域而言，是相对孤立的、封闭的。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特殊的地理环境，即封闭。翻开中国地图会看到，世界的屋脊雄踞于中国的西北之隅，以帕米尔高原为核心，向中国辐射形成一系列的高山峻岭，其中有中国最大的两条山系。一条是东南走向所形成的青藏高原（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祁连山，喜马拉雅山—横断山合围而成），这里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冰山雪峰，直入云霄，死死地截断了中国西部的出路。一条是东北走向的天山—阿尔泰山—萨彦岭—外兴安岭所形成的横亘在蒙古高原外围的天然长城，它隔断了中国向西北和北方的通道。老天在帕米尔写下的这个“入”字山系走向，恰是构成了封闭中国的骨架。
当然，在西北，有一条“丝绸之路”可以与西域沟通，但这绝不是一条充满飞天轻歌曼舞，“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浪漫之路。张骞通西域，司马迁用了一个“凿通”，可见是非常费力的。西汉开辟的丝绸之路主要有南北两条。无论哪一条路都需要经过茫茫戈壁和荒漠，还要爬越帕米尔高原的葱岭才能到达西域，一次行程少则二三年，如遇到兵荒马乱，则更难预料。张骞第一次出西域就被匈奴半道捉去，一关就是十余年。在汉代丝绸之路畅通时，使者出西域“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史记·大宛列传》）。一直到唐代，玄奘还向人们诉说丝绸之路的艰辛：“从此东行入大流沙，沙则流曼，聚散随风，人行无迹，遂多迷路。四远茫茫，莫知所指。是以往来者聚遗骸以记之。乏水草，多热风，风起则人畜昏迷，因以成病。时闻歌啸，或闻号哭。视听之间，恍然不知所至，由此屡有丧亡，盖鬼魅之所致也。”（《大唐西域记》卷十二）没有十二分的勇气和坚强的体魄以及执著的信念，人们是不敢在丝绸之路上奔走的。当初张骞第一次出西域，随行者100多人，归来时竟然只有一人伴随。法显西行，首尾达15年之久，同去者11人，东归者仅他孑然一人，“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法显传·跋》），自己想起来都后怕。唐朝时，玄奘作出了榜样，于是去天竺取经朝圣者前后数千人，但死里求生，终成正果到达印度者不过几十人，余者或成了沙丘白骨路标，或为高山所阻半途而废。
在中国的东面则是浩瀚的大海。这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它不像古代西欧和罗马，有曲折的海岸、无数的港湾，还有距离海岸不远的星罗棋布的岛屿。中国海岸的性质有所不同。杭州湾以北的海岸除了山东半岛的部分地区外，大部分都是淤泥质的平直海岸，缺乏天然良港，沿海岛屿也稀疏。在古人看来，发展航海业没有经济价值。相反内地的黄河流域，正处在古代农业文明高度发展阶段，谁也不愿舍易求难，漂洋过海去讨生活。南方的海港虽有良港，但沿岸大多为未开发的山区，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们也还没有发现海洋的价值。虽然唐宋时期，中国人在海洋上也小试牛刀，可是历史走向并未按此方向继续。在世界市场形成的关键时刻，是政治体制断送了中国的蓝色之梦。中华文化也就一直被定格在这黄色版块之上，成为所谓“大陆民族文化”。
中国的地理环境虽然封闭，但并不落后，这得益于三个方面：
其一，封闭虽有其缺陷——使民族缺乏交流，而没有交流的文化是没有活力的文化，但封闭也阻碍了外来民族的破坏性侵略，同时，使中华文化产生“保护性反应机制”。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的时代，任何一次蛮族的入侵或大的战争都有可能使一个较为发达的文明从头开始，这种例子在世界上并不罕见。而中国则尽可能地避免了这种灾难，这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断层的文明古国。虽然华夏文化也遭受过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但这时的中华文化已经强大得足以融合征服者的文化，征服者无一幸免地以自身文化被征服而融入中华文化之中。这既增加了中华文化的新鲜血液，也是保持中华文化长期不落后的有利因素之一。
其二，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相当优越，它有肥沃的土地，温湿的气候，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星罗棋布的湖泊。老天的恩赐使青藏高原隆起，改变了亚洲东部的大气环流，形成了东亚季风气候，对农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雨露的惠泽。就土质、环境、气候而论，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其他几个古典农业文明发源地，都没有中国文明发祥地这样优越的条件。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即使用简单的工具就足可养家糊口，并略有节余来创造精神文化。不像古希腊人，仅因人口增长就不堪负重，被逼得漂洋过海，建立殖民子都。这为中华文化能长期保持先进奠定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