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化瓷都。在福建德化县，始烧于宋，是一处民间窑场。明代时达到极盛，主要以生产纯白瓷著称，其代表作是“象牙白”，又称“乳白”、“猪油白”（景德镇的白釉为青白）。流传到欧洲，法国人称之为“中国白”（BlancdeChine），也称之为“鹅绒白”。其特点是质地洁白，细腻如玉，釉面光润如明镜，胎质实密，敲声如磬。特别是薄胎产品，薄如蝉翼，在国际上享有“东方艺术之花”的美誉。
醴陵瓷都。位于湖南株洲醴陵县。清朝末期，朝廷在这里设立了专门为皇室和官府烧制瓷器的官窑。醴陵窑的亮点是将古代长沙窑的釉下彩工艺发扬光大，创造了有自己特色的“釉下五彩”瓷器。其制作方法是：陶工们先作画于粗坯，后上釉烧炼。产品特点是瓷面洁白如玉，花纹晶莹润泽，极富流动感。因为是釉下彩，故耐高温，防腐蚀，不褪色。1909年和1915年，醴陵“釉下五彩”瓷器先后获得意大利都朗博览会最优奖和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优质金牌。
（4）中国陶瓷对促进旅游的意义
作为既有实用价值又有欣赏价值的中国瓷器，不仅以其千姿百态的造型著称于世，而且以其沉积着几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的瓷绘艺术，清纯或亮丽多变的色调深受世界各国人民的喜爱。正是这种神奇的魅力，使之成为旅游史上一道亮丽风景，对推动旅游起着特殊的作用。
第一，它直接推动着国际商务旅游。尽管从汉代开始，中国烧制陶瓷的技术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再传到欧洲，但欧洲始终没有能够烧制出中国瓷的特色与水平。骆驼队还是一队队地在沙漠戈壁跋涉，把中国瓷器运往西欧。海上的帆船也一船船形成了海上瓷器之路，把中国瓷运往世界各地。至今，我们在世界到处都能发现中国古代瓷器的芳影，这不能不说是古代巨大的商务旅游的最好证明。
第二，陶瓷是不朽的历史，为开发旅游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烧制陶瓷技术的国家，它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对许多发达国家的旅客充满着魅力，尤其是在中国大地上，不仅还存在许许多多的古窑址，更还有许多延续下来的瓷窑，窑火不断，工艺不绝，被誉为“活文物”。那些保留至今的传统工艺制瓷的作坊，经过开发，生成一种活生生的古代文化，吸引无以计数的中外游客。开发遗址，建设专题博物馆，主办主题旅游产品推介等，这些都是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
第三，陶瓷工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旅游特色纪念品的绝好选材。中国瓷器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最强烈、最直接的表现，而它的实用性和艺术含量以及它的可以长期保存的特点，决定了它是绝好的旅游特色纪念品。特别是对国外游客来说，能带回几件精品中国瓷是很让人高兴的事。事实上，欧洲人从中世纪就有收藏中国瓷器的爱好。16世纪前，西欧各国将中国瓷器不是作为日用器皿而是作为奇珍异宝或艺术品收藏的。西班牙查理五世共获得多少从东方运回的中国瓷器已无法计数，仅腓力二世时，王室就已经收藏了3000多件瓷器。荷兰是最先将瓷器作为餐具和器物使用的西欧国家之一，但他们仍然认为中国瓷器“比水晶更精美”。17世纪时，荷兰一些人家在厅室里特制了“中国橱柜”，用来摆放收集来的中国瓷器，可见已成规模。就连英国，王公贵族中收藏中国瓷蔚然成风。18世纪迪福就断言：“如果没有中国的花瓶就没有第一流的住宅。”贵族也会因为家中没有中国瓷而自惭形秽。在欧洲内陆国家，17世纪前，人民普遍认为中国瓷器有消除所盛食物毒素的功效，所以争相购买、陈列和收藏。对中国瓷的收藏，促进了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认识，也给他们留下了丰富的联想，从而激发起他们很多人的旅游动机，来到神秘的东方古国，再带回几件神秘的瓷器工艺纪念品，感觉很有意义。
2.丝绸与刺绣
早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就被古希腊、古罗马等国称为“赛里斯”（seres），即丝绸之国，可见，丝绸作为中国文明的形象出现于世人之前比瓷器要早得多。而丝绸以它独有的质感、神秘的光泽、舒适飘逸的特点，成为古希腊、古罗马和古埃及文明所艳羡的对象。在那里，丝绸的价值曾比黄金还贵重。据说，公元前6世纪，希腊雕刻《阿芙罗狄忒的诞生》上所穿的透肉服装就是中国丝绸；埃及艳后则是穿着中国丝绸走完她最后的生命历程的。丝绸在中国本土也一直承担着重要角色，是促进国际旅游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和平使者。
（1）丝绸与刺绣的发展概况
有文献记载，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有了缫蚕丝织品，不过那时的蚕还是野蚕。到商代，我国已经开始饲养家蚕，并有了祭蚕神的礼仪。可见丝织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周代的丝织业已经发展到初具规模的程度，养蚕、织造、染色，都有专门的分工。丝织物的纹饰图案更加丰富，除了绢、绮外，已经有了织锦工艺。锦的出现是中国丝绸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把蚕丝的优秀性能和美术结合起来了。丝绸不仅是高贵的衣料，而且是艺术品，这大大提高了其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
春秋战国时期，丝织品在中国已经相对普及了。按规定，人七十而衣绸。当时丝织品已经有绢、罗、锦、绦、带等，而“齐纨”、“鲁缟”已是闻名天下的扇面材料，即一种素白的生丝绢。丝织品多了，就有了出口，著名的“丝绸之路”也在这时初步形成。当时游牧于中亚一带的斯基太人把丝绸视为宝物，有可能是通过他们的手将中国的丝织品带入波斯帝国，再转入欧洲的。当时只是产品输出。西欧直到公元1世纪都还不知道丝织品的奥秘。古罗马博学家普林尼（23～79年）在其《自然史》中还称：“赛里斯国林中产丝……丝生在树上。”又过了100多年，希腊人波桑尼阿才在《希腊纪事》中指出赛里斯人之丝非取自植物，而是一种叫“赛几”（意指蚕）的昆虫所产。
汉代的丝织工艺已经相当发达，有这么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东汉时的大学者班固曾写信给任西域都护的兄弟班超，说托人带去白素三百匹，让班超在大月氏卖掉；在另一封信上又说，大将军窦宪托他找人顺便带给班超杂彩七百匹，白素三百匹，并让班超帮忙卖掉这批货物后，转买大月氏的马、毛毡和苏合香运回内地销售。丝绸历来都是很珍贵的物品，这样动辄以千百匹计地做买卖，可见当时生产规模之大，外贸之繁荣。而且工艺水平也达到了高超的程度，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素纱禅衣，薄如蝉翼，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重量仅49克。当时的丝织品种非常丰富，有锦、绮、罗、纱、绢、缣、缟、纫等等。在染色技术方面，也能染出三四十种鲜艳的色彩。在外贸方面，除了传统的北面陆地上的丝绸之路继续保持“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繁荣局面外，汉朝又开凿了海陆兼程的西南丝路和从东海、南海起航的两条海上丝绸之路。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丝织以蜀锦最为出名。此期由于北方战乱以及江南的开发等原因，中国丝绸业的重心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
到了唐代，织锦在技法上出现了革命性改变，由以前传统的经线起花技法变为以纬线起花，这不仅可以织出更多复杂的花纹，而且能显示出华丽的色彩，形成清新、活泼、华美、流畅的风格。这一时期，无论是产量、质量和品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丝绸的生产组织分为宫廷手工业、农村副业和独立手工业三种，规模较前代大大扩展了。同时，丝绸对外贸易的频繁程度也空前高涨。丝绸的生产和贸易为唐代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由于宋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轻商、抑商政策，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丝绸的流通更加普遍、频繁。不仅在都市，而且在农村，丝绸的流通也在大量增加。宋代城市经济十分繁荣，十万户以上的城市多达50个左右。在大都市，还放宽了以往对营业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坊和市之间不再隔绝，夜市和早市热闹非凡。在这种氛围中，丝绸贸易蒸蒸日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又以北宋时的东京（现开封）和南宋时的临安（现杭州）最为昌盛。“每一交易，动辄千万，骇人闻见”，则是当时东京丝绸贸易兴盛情景的真实写照。
从上古直至西晋末年，北方丝绸的生产水平一直领先于长江流域。魏晋隋唐时期，全国形成了三大丝绸产区：黄河流域、四川盆地及长江中下游。经过漫长的南北两地织工的技术交流，从南宋开始，中国丝绸已完成了从黄河流域向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转移。
元代最著名的丝织品是“金锦”，即用金线缠在丝上织锦，甚至还出现了用金线织成的浑金缎。用金线就成了元代丝织品的特色之一。
明清两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丝绸的生产与贸易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纺织机构，丝织品以江浙、四川、山西、闽广的最好，而丝织品中的极品是南京的“云锦”，它将金丝与片金并用，文饰色彩就像天上美丽的云彩。明清丝绸生产的商品化趋势日渐明显，丝绸的海外贸易发展迅速。
中国丝绸既是解决和美化人们衣着的日用品，又是一种文化，它的华美是淳朴的，因为丝绸是天然的；它的昂贵是恬静的，决无喧嚣的气焰；它既有天真的活泼也有成熟的妩媚。
中国的刺绣最早可以追溯到夏代以前，因古文献有“舜命禹刺五彩绣”之说。而从殷商时期的出土文物来看，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的纹路和刺绣的花纹已依稀可见。特别是在1982年从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绣衾（被）和禅衣，上面绣着龙、凤、虎和花卉等，形神兼备，绮丽多变，证明刺绣在中国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高的工艺水平和独特的工艺门类。
进入秦汉时期，刺绣工艺已相当发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所描述的“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可见之普及。当时齐郡临淄为汉王室设官服三所，织工数千人，每年耗资万万，可见规模之大。在前汉武昭之时，不但帝王之家是“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毛织品）”，就连一般的富人也服用“五色绣衣，缛绣罗纨、素绨冰锦”，而且坐卧的席子也要“绣茵”，床上帐幔也是“黼绣帷幄”、“锦绨高张”，甚至死后殉葬的口袋也是“缯囊缇橐”。汉代刺绣的空前繁荣，使刺绣的艺术处理又前进了一大步，在马王堆一号汉墓里的竹简“遗册”中记载着三种刺绣名称：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佛教兴盛的时代，因而刮起绣制佛像之风。从敦煌莫高窟发现的北魏的一佛两菩萨说法图刺绣残片来看，是用几种彩色丝线绣出佛像、菩萨、供养人和相应的文字，供养人的长衫上绣有忍冬纹和卷草纹，示意着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互交融贯通。这时期刺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始出现了人物形象，为今后的人物绣品开了先河，具有十分重要的艺术意义。
唐宋时期的刺绣已向着精致化的方向发展，这主要由它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里，女孩子都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正因为如此，刺绣便成了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们消遣、养性和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唯一活动。由于参加刺绣对象的进一步扩大，作者的文化修养和物质条件不同，加上文人们开始参与，刺绣到了唐、宋期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它由日用与观赏两者兼容并蓄，发展到日用与观赏分而治之。特别在观赏方面成就最大，由于文人们的积极参与，书法和绘画艺术结合得更为紧密，形成了画师供稿、艺人绣制，画绣结合，精品倍增的新趋势。
明、清时期，全国城乡出现了众多的商品性生产的专业作坊。尤其是明代，官府手工业的衰落，却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从缺乏竞争力的官府院落手工艺品，到商业性作坊的专业化生产，加上唐宋期间文人艺人结合对刺绣工艺品的巨大影响，刺绣技术和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进入了中国传统刺绣的巅峰时期，出现了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的几个艺术流派，如上海的顾绣、北京的京绣、开封的汴绣、山东的鲁绣等，以及后人誉为的“四大名绣”———苏绣、粤绣、湘绣和蜀绣。
总之，从唐宋到明清，中国刺绣工艺水平的发展一直保持着上升态势，无论是色彩的搭配运用，还是针法的多样性和组合运用，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文人画师的加入，对仿画的刺绣技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竭力追求与书画原作惟妙惟肖的效果，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针法的发展与创新。如对色线的处理上出现了把丝线劈成更细的丝缕，使线条的表现更为柔弱和逼真；在针法上出现了乱针、钉线、圈金、掺针、滚针、接针绣等大量新型的针法，把被绣对象的纹理和结构提炼为一种专门的普适性技艺和针法；甚至采用补笔加绘等技法，使画面的主次结构和轻重表现更加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
（2）四大名绣及其特点
中国四大名绣是经过两三千年的提炼，在明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是中国民间传统工艺，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特点鲜明。
苏绣。是对以苏州为中心，包括江苏地区刺绣品的总称。苏州地区植桑养蚕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历来都是中国丝绸的重要产地。据说三国时期孙权的夫人擅长刺绣，能在方锦上锈出山河、城邑，被誉为“针绝”。唐宋以来，苏州的刺绣水平就已经很高了，清代“苏绣”就是在此基础上吸收上海的“顾绣”以及西洋画的特点发展而来的。苏绣作品的主要艺术特点为：山水能分远近之趣，楼阁能现深邃之体，人物能有瞻眺生动之情，花鸟能报绰约亲昵之态。苏绣的仿画绣、写真绣逼真的艺术效果名满天下。在刺绣的技艺上，苏绣大多以套针为主，绣线套接不露针迹。常用三四种同类色线或邻近色相配，套绣出晕染自如的色彩效果。同时，在表现物象时善留“水路”，即在物象的深浅变化中，空留一线，使之层次分明，花样轮廓齐整。因此人们在评价苏绣时往往以“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八个字概括。经过长期的积累，苏绣已发展成为品种齐全、画面丰富、变化多端的一门完整的艺术。
粤绣。是指产于广东地区的刺绣品，又称“广绣”。据传创始于少数民族，与黎族织锦同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明中后期形成特色。其特色有五：一是用线多样，除丝线、绒线外，也用孔雀羽毛捻缕作线，或用马尾缠绒作线；二是用色明快，对比强烈，讲求华丽效果；三是多用金线作刺绣花纹的轮廓线；四是装饰花纹繁缛丰满，热闹欢快，常用百鸟朝凤、海产鱼虾、佛手瓜果一类有地方特色的题材；五是绣工多为男工，绣品品种丰富，有被面、枕套、床楣、披巾、头巾、台帷、绣服、鞋帽、戏衣等，也有镜屏，挂幛、条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