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论战，几乎都和陈西滢有关。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与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号称闲话作家的陈西滢之间发生过一场论战。这场论战以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为发端，涉及双方对对方作品的评价。1927年，陈西滢发表《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一文，向读者推荐新文学杰作，其中对鲁迅作品的评价颇有意味。鲁迅在“论敌”心中是什么样子呢？
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
志摩：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几次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屈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已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远一些的一个例。他说我同杨荫榆女士有亲戚朋友的关系，并且吃了她许多的酒饭。实在呢，我同杨女士非但不是亲戚，简直就完全不认识。直到前年在女师大代课的时候，才在开会的时候见过她五六面。从去年二月起我就没有去代课。我从那时起直到今天，也就没有在任何地方碰到过杨女士。近一些的一个例。我在《现代评论增刊》里泛论图书的重要。我说孤桐先生在他未下台以前发表的两篇文章里，这一层“他似乎没看到”（增刊六三页）。鲁迅先生在前一两星期的《语丝》里就轻轻的代我改为“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你看见吗，那刀笔吏的笔尖？
再举一个与我无关的例吧。李仲揆先生是我们相识人中一个最纯粹的学者，你是知道的。新近国立京师图书馆聘他为副馆长。他因为也许可以在北京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科学图书馆来，也就答应了。可是北大的章程，教授不得兼差的。虽然许多教授兼二三个以至五六个重要的差使，李先生却向校长去告一年的假，在告假期内不支薪。他现在正在收束他的功课。他的副馆长的月薪不过二百五十元。你想一想，有几个肯这样干。然而鲁迅先生却一次再次的说他是“北大教授兼国立京师图书馆长，月薪至少五六百元的李四光”。
好了，不举例了。不过你要知道，就是这位鲁迅先生，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首领”。
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几乎笑掉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
他没有一篇文章里不放几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的说人“放冷箭”，并且说“放冷箭”是卑劣的行为。
他常常“散布流言”和“捏造事实”，如上面举出来的几个例，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骂人“散布流言”、“捏造事实”，并且承认那样是“下流”。
他常常的无故骂人，要是那人生气，他就说人家没有“幽默”。可是要是有人侵犯了他一言半语，他就跳到半天空，骂得你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巳有的道理。
他在《出了象牙之塔》的《后记》里，说起不愿译《文学者和政治家》一文的理由。他说“和中国现在的政客官僚们讲论此事，却是对牛弹琴；至于两方面的接近，在北京却时常有，几多丑态和恶行，都在这新而黑暗的阴影中开演，不过还想不出作者所说似的好招牌”。你看这才不愧为“青年叛徒的领袖”！他那种一见官僚便回头欲呕的神情，活现在纸上。可是啊，可是他现任教育部的佥事。据他自己的自传，他从民国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从没脱离过。所以袁世凯称帝，他在教育部，曹锟贿选，他在教育部，“代表无耻的彭永彝”做总长，他也在教育部，甚而至于“代表无耻的章士钊”免了他的职后，他还大嚷“佥事这一个官儿倒也并不算怎样的‘区区’”，怎么有人在那里钻谋补他的缺，怎样以为无足轻重的人是“慷他人之慨”，如是如是，这样这样……这像“青年叛徒的领袖”吗？其实一个人做官也不大要紧，做了官再装出这样的面孔来可叫人有些恶心了吧。现在又有人送他“土匪”的名号了。好一个“土匪”。
志摩，你看，这才是中国“青年叛徒的领袖”，中国的青年叛徒也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中国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才是中国的“土匪”……我不得不也来庆祝中国的土匪！
志摩，不要以为我又生气了。我不过觉得鲁迅先生是我们中间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罢了。可惜我只见过他一次，只能代他画一幅文字的像——这也是一种无聊的妄想罢了，不要以为我自信能画得出这样心理繁复的人物来。
说起画像，忽然想起了本月23日《京报副刊》里林语堂先生画的《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要是你没有看见过鲁迅先生，我劝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头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个官僚的神情来。不过林先生的打叭儿狗的想象好像差一点。我以为最好的想象是鲁迅先生张着嘴立在泥潭中，后面立着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不是俗语么？可是千万不可忘了那叭儿狗，因为叭儿狗能今天跟了黑？这样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样叫，黑夜的时候还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不写了，不写了。无聊的话也说够了。以上的二三千字已经够支持人家半年的攻击了。我现在也要说几句正经话了。
常常有人来问我，人家天天攻击我，他们不懂为什么。人家为什么攻击，我也不十分明了为什么。可是我为什么不回答，我是有理由的。
中国人私人相骂，谁的声音高就是谁的理由足。所以我宁可受些委屈，不愿意也不能与人相骂。打笔墨官司的时候，谁写得多，骂得下流，捏造得新奇就谁的理由大。所以我也宁可吃些亏，不愿也不能与人家打官司。第一，我们不会捏造无中生有的事。第二，我们想不起那样的下流的字眼。第三，人家有的是闲功夫，好在衙门里没有别的事可做，我们不做事便没有饭吃。第四，人家能造种种的假名，看来好像人多势众，就是你所谓朋友也可用了假名来放两枝冷箭，我们却做不出这样的勾当。第五，他们的喽罗也实在多，我们虽然不是不认识人，可是他们既然对我们有几分信任，我们总不肯亦不忍鼓励他们去做这种无聊的事情。第六，他们有的是欢迎谩骂的报纸，我们觉得自己办的一个报纸如只能谩骂，还不如没有。
可是，志摩，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你所说的“漆黑一团”很容易把你围进去。我常常觉得我们现在走的是一条狭窄险阻的小路，左面是一个广漠无际的泥潭，右面也是一片广漠无际的浮砂，前面是遥遥茫茫荫在薄雾的里面的目的地。泥潭里有的是已经陷下去的人，有的在浅处，有的已经没到了口鼻。他们在号着，叫着，笑着，骂着。你要是忍不住他们的诬辱，一停足，一回头，也许就会忘了你的目的地。你要是同他们一较量，你不能不失足，那时你再不设法拔你的脚出来，你也许会陷，陷，陷，直到没头没顶才完毕。这就是我一向不爱与人较量的理由。我觉得我们的才具虽小，我们的学问虽浅薄，究竟也有它们的适当的用处。烛火虽然没有多大的光，可是不能因为有了太阳便妄自菲薄，何况还没有太阳。所以我一向总想兢兢业业地向前走，总想不让暴戾之气占据我的心。可是，志摩，这次也危险得很了！这一次我想，我巳经踏了两脚泥！我觉悟了。我大约不再打这样的笔墨官司了。
昨晚因为写另一篇文章，睡迟了，今天似乎有些发热。今天写了这封信，巳经疲乏了。就打住吧。希望你恳切地指导我。
（1926年1月，《晨报副刊》）
粉刷毛厕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査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査这次风潮的内容，如果过在校长，自应立即更换，如果过在学生，也少不得加以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