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当时是大名鼎鼎的评论家，而艾青则初出茅庐"人未识"，胡风的评价自然对读者了解艾青大有帮助，同时对艾青的自信心也是一次鼓舞。写罢论文，胡风又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他曾著文评介田间，有人说他"瞎捧"。他觉得这一次肯定又有人骂他"瞎捧"，但他决定还是要"捧"胡风：《吹芦笛的诗人》，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6~422页。。
后来的结果证明，胡风的认识是正确的，艾青成了自由体的一座高峰。由于胡风热情扶持的关系，时人也常常将田间与艾青放在一起议论。1939年7月30日，杨云琏给胡风写了一封信，批评田间"毫不选择的把一个完整的句子截成数段来安排"，认为"这种"削足就履"的作风，是不应该长远延续的"。"把一个活生生的人，无故地斩成数段来安排，也许是美观一点，但却失去了生命！"他同时将田间与艾青的诗进行比较，指出，田间的《荣誉战士》中的"那女人，/今天/坐在欢迎会的/院落，/一面/喂她的/乳儿，/听着/演说"，就不如艾青的《乞丐》中的"在北方/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食物/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应该说，杨云琏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胡风也承认杨的意见是善意的，而且田间与艾青的确"是有着不同风格的"，他们"在"完成"度上也相差得很大"，但他还是极力维护田间，认为其诗的主流是好的，"至于这首《荣誉战士》，我以为是一首较好的诗，那里所表现的情感是成了一个流的。有一位批评者说他找不着"荣誉战士"在哪里，但这是误会，原因是他没有看出这个女人就是一个"荣誉战士"。女人，而且不象是知识分子的女人，又在"喂她的乳儿"，然而，却正是一位"荣誉战士""！"因为她呵，/也流了血/为着/祖国。"胡风：《关于诗和田间的诗》，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风对诗人真实感情的看重。在他看来，一切艺术形式都应该缘此而展开，诗人的感情和这种感情与所表现的对象的高度融合才是艺术的真正生命力所在。为此，他长期致力于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批判。指出，正是这两种错误倾向制约着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发扬光大。
1936年，在《文学与生活》中，胡风就严厉批判了主观公式主义倾向。他说："公式主义是一种态度，一种看法。"这种态度或看法不具有识别历史真相的能力和熔铸生活内容的激情，放弃文艺的美学功能，不顾实际生活千变万化的情形，而是拿着"一个固定的抽象的观念"，"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把这个固定的看法套将上去。"他举例说，农民被剥削受压迫，反抗性非常强烈。这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其实"这个反抗性在现实生活里表现出来都是千变万化的。有的怨天尤人，有的求菩萨保佑，有的喝酒骂人，有的当强盗，有的拼命劳动、想发财出气，有的当兵，想升官报仇……。"农民走上反抗的道路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复杂万端的过程，有曲折有反复，充满了纷繁复杂的矛盾。而主观公式主义者不从这丰富多彩的实际生活出发，不研究这有色彩有血液的真实的生活内容，只是"定规地要写农村底衰落和地主的压迫，接着是农民底觉醒的反抗。"这样"演绎出来的作品"，自然也就"不能够涌出活人底呼吸"，进而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5页。
主观公式主义是中国新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中的一种突出的现象，它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其许多创造者和理论阐释者，本身就是革命的参加者。在严酷的斗争中，他们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充满着斗争的渴望，于是，就特别注重从阶级性和宣传性方面去强调文艺的功能，希图借助文艺的力量完成革命的任务。这是产生主观公式主义的一个重要内部原因。产生主观公式主义的另一重要内部原因是，这些作家虽然"抱有对于人生的积极的意欲"，但由于"没有丰富的生活知识，不能把他底意欲渗透在客观的生活现象里面"，只好以理性的高扬来抹杀文艺自身的特性。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除内部原因外，主观公式主义的产生还有一个外部原因，那就是前苏联"拉普"
文艺思想的影响。按照"拉普"的理论，作家不必在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中，蓄积丰富的生活知识、生活经验，调节和建构自己的审美意识，拓展自己的审美视野，也不用获得对生活的新鲜而独特的感受，只要在世界观方面努力向革命突变，获得无产阶级的意识，再掌握革命宣传的目的和内容，然后注入一定的艺术形式中，用形象将其体现出来，就算完成了创作的任务。随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得到传播，尽管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为了纠正"拉普"的偏差，但由于在思想方法上对现实主义的核心审美属性"写真实"有所忽视，因而依然没有办法在理论上彻底清算左倾机械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消极影响，以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革命文艺中，主观公式主义成为一种痼疾，长期危害文坛，甚至在"文革"发生前后，还演出了"根本任务论"、"从路线出发"、"三突出"、"三陪衬"、"主题先行"等假现实主义的闹剧。
胡风之所以在一系列文章中屡屡批判主观公式主义，挖出其病根，与他对"拉普"的认识有关。"拉普"理论的一个主要错误，是提倡"唯物辩证法"对创作直线式的决定作用，以世界观代替创作方法，并在根本上颠倒了政治和生活、政治和文艺的关系，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它对中国的革命文艺损害很大，而革命文艺阵线对此却认识不足。胡风不遗余力地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其目的就是为了划清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界限，铲除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对革命文艺的消极影响，促进现实主义的健康发展。
胡风对客观主义的批判更是尖锐执著，并且十分偏激，显示了他的性格上的执拗和理论思辨的锐利。因为他把这种批判看作现实主义文艺健康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所以，即使为此陷入难以言状的孤独与凄凉境地，他也在所不惜。
"客观主义"，胡风有时又称之为"自然主义"。在胡风看来，它虽与主观公式主义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却是一样的，即都"没有流着对于人生的爱，由这在读者心里养成温暖，养成向往光明的心。"客观主义虽然没有概念，也没有标语和教条，并且"相信人类是向着解放底前途发展，也相信发展上依着"必然的"法则"，仿佛更近于现实主义，然而，却忘记了"在发展里，在"必然的"法则里，人底力量是决定的东西"。作家如果成了这种意识的俘虏，他就不能在复杂的生活面前发挥主观能动作用，认识并发掘现实生活的本质意义。因为客观主义者同人民的现实斗争始终保持着某种距离，所以也就"不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由他们的受难或奋起的呼吸来提高读者对于人生的爱眷"；不仅不能使读者认清斗争的目标和提高战斗的意志，还有可能使他们在这种"宿命"的"安慰"里受到麻痹。这样的作品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积极的意义胡风：《自然主义倾向底一理解》，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89~390页。。
胡风是从鲁迅的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来批判客观主义的。1935年5月，他在《张天翼论》中首先提出文艺创作要克服"客观主义"这一命题，随后在《七年忌》（1935年7月）、《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1935年10月）、《文学与生活》（1936年7月）以及《M·高尔基断片》、《自然主义倾向底-理解》等一系列文章中，一再强调作家的意志、情绪、欲求、呐喊，既不能在生活表面上跳动，也不能游离于作品的形象之外而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应该"把预备好的一切生活材料融合到主观洪炉里面，把作家自己底看法、欲求、理想，浸透在这些材料里面"胡风：《文学与生活》，见《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页。，达到主观和客观的融合，从而创作出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来。
与主观公式主义一样，客观主义也是受"拉普"的影响而产生的恶果。
胡风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入我国后，许多作家和文论家在接受这一口号的同时，并没有与"拉普"左的错误划清界限，由此又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注重历史地、发展地写出生活的趋向，而不注意写自己深切体验过的、有个人独特感受的社会生活，也不重视创作主体从审美对象到审美创造的转化，因而文坛上出现了大量描写表面的、局部的真实而缺乏思想深度和感情力量的作品。为了克服这种创作倾向，胡风提出了"主观战斗精神"的美学主张，试图把作者引导到社会的现实矛盾斗争中，拥抱客观，肉搏生活，从而改造自己，"生长自己"，使自己也成为战斗的人民的一分子；而在艺术实践上，要把自己对于客观真实的挖掘看作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沉入到"实际斗争里面"，蓄积起丰富的生活知识与生活经验，再把自己的意欲"浸透在客观的生活现象里面"。在这个过程中，现实生活的材料经过作家主观的熔炼发生了质的变化，生活的矿石变成了艺术的纯钢，变成了一个有脉络的体系，一个有各种场景和人物的小天地。这样的创作，就把作家与人民、艺术与人生、主观与客观、情感与理智等多种因素胶结在一起，凝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取得不可模仿的个性色彩和表现力量。
为了更为理想地表现诗人的"主观战斗精神"与丰富的人生体验，胡风主张诗歌采取"自由奔放的形式"。因为只有"没有拘束的形式，才能自由地表现作者底情绪，才能表现作者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形象所得到的感应。"胡风：《略观战争以来的诗》，见《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页。应该说，胡风倡导的自由诗，是超越了五四时期而达到更高艺术水准的自由诗，也是总结自身艺术得失、吸收其他诗派的长处而焕发出新的生机的自由诗。这一新的自由诗潮是从"普罗诗派"中生发出来、扩展开去的。但"普罗"诗歌片面追求粗暴和强烈，有意降低诗的美学要求，因而表现出直露疏浅的弊端。革命诗歌要在艺术上求得发展，一是走大众化的道路，一是提高自由诗的表现力。20世纪30年代中期，胡风在崭露头角的艾青和田间的诗作中，看到了后一方面的创造性的突破和新诗的希望。艾青、田间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把象征派、现代派诗的一些艺术优点和长处引进自己的诗作，使之与革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发生新的融合。他们的诗歌剔除了象征派、现代派诗的忧郁感伤的情调和"迷离恍惚、骤难理解"的形式与手法，回响着伟大时代的强音、深沉澎湃的激情和澄清了晦涩的杂质后的深邃的明朗。这是现实主义诗歌在艺术上的新飞跃。胡风通过评论艾青、田间的诗作阐述了自己关于新诗体式的理论主张，并以此为标本建立了新的自由诗派--七月派。
当然，胡风将自由诗定为一尊，并有意无意地忽视、鄙薄乃至否定格律诗、象征诗和民歌体的存在价值，这是有失立论的公允的。因此，如果说他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个性主体论"对于新诗美学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那么其"自由诗"说则更多地带有流派诗学的特点。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胡风的诗学理论旨在启发诗人认识并把握现实主义的基本要义：忠实于艺术必须忠实于人生，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高度融合，才能创作出真正的艺术。
胡风诗论的主要内容是对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及40年代初的革命诗歌所作的理论概括。他没有对诗进行美学意义上的全面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只是针对当时诗歌创作实践状况，提出他对诗的基本看法和要求。但这些理论性的文章，充满着激情与雄辩色彩，寄寓了从对人生的追求而生发出来的对艺术的追求，在新诗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诗人曾卓、牛汉、绿原等都曾充满感情地回忆过他们青年时代从胡风诗论中受到的鼓舞和"强烈的震动"，表达了对这位恩师的无限感激之情。胡风的诗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因为他在论诗的诸般问题之前，着重而且反复谈到做人的重要，强调诗人的人格力量、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主张做人第一，写诗第二，宁可无诗，也不能不做一个像人的人。这大概就是七月派的诗人们批不倒、打不垮的真正奥秘。
艾青的自由诗与滚烫的七月派
一、艾青
艾青，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出生不久就因"克父母"被送到一个贫苦农妇家寄养，由"大叶荷"抚养长大。这一切培养了他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并感染了"农民的忧郁"，成为他日后创作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他自幼喜爱美术，1928年考入杭州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绘画系。1929年赴法勤工俭学，专攻绘画，同时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外国诗歌。1932年回国。同年5月加入"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7月被国民党以"颠覆政府"罪名逮捕入狱，直到1935年获释。在狱中他失去了绘画的物质条件，于是在1932年正式开始诗歌创作，"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艾青《母鸡为什么下鸭蛋》）。狱中共写成20多首诗，1933年写成了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并第一次用"艾青"
笔名发表，它奠定了艾青在中国诗坛上的地位，也开创了艾青一生创作的散文美主导风格。
1932~1936年是艾青创作的第一个时期，诗作主要收入《大堰河》和《旷野》集。作品题材广及古今中外，但更多的是真实反映旧中国农民的苦难生活，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无限热爱和同情，对旧社会的强烈诅咒。《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首。这是一首带有自传性质的抒情诗。诗人描绘了保姆的一生经历，通过她一生中富有代表性的生活片断塑造了一位普通农村妇女形象，抒发了诗人的爱和恨。大堰河勤劳宽厚、善良、淳朴、吃苦耐劳，她为了养家，以自己的乳汁养育他人，在乳液流干后又用双臂劳动了，她怀着对生活的微薄愿望，为家庭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对乳儿献出了自己无私的爱。诗人对此的描写是感人至深的。大堰河终日为生活忙碌，但无论如何繁忙辛苦，她对乳儿的爱心不减，总是以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给"我"以母亲的关怀和温暖，当"我"被父母领回家时，大堰河哭了……多么博大的胸怀、纯洁的心灵、美好的品格!"大堰河，深爱她的乳儿"，而诗人对大堰河的至爱也充溢于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