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7)
传统美德的当代演绎
目前，全国各地电视台播放的亲情戏很多，总的反应不错，但也不少平庸的东西，反响比较一般。所以拿到北京天润传媒有限公司和华闻文化影视部合拍的《孝子》时有点忐忑不安，不太看好这部戏。因为在现代社会，“孝”的内涵不是那么容易把握，讲浅了易落俗套，讲深了又可能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混同于精华。然而，片子一放，却立刻被其吸引， 36集用了三个晚上一气呵成。一边看一边从剧中人的孝道中比照自己孝心的欠缺，看完戏马上给远在家乡的老母亲打电话，这是受片子感动所做的一个十分感性的动作。足见《孝子》倡导孝心的实际功效。
看过《孝子》可以用两句话概括自己的感受：在凡人琐事里展现人生百态，于家长里短中诉说世间至情。生活在世俗的大千世界中，凡人琐事、家长里短比比皆是，像儿女情长、生老病死、街坊四邻、至爱亲朋之类，选材容易，做好了却很难。每人都有的生活经验，谁都可挑剔你，想让观众普遍说你好话，没有些点铁成金的真功夫难以办到。我觉得《孝子》做到了，它巧妙地通过一个普通家庭在母亲生病以后，儿女们在家庭巨大变故的情况下产生的某些特别的心灵感受，生动展现了许多与此相关联的人情世态，使孝道这一传统美德在当下得到全新的延续和诠释。剧作在庸常的生活素材中找到了新意、写出了深意，这在同类题材的电视作品中有较大突破。母亲大病，一下子打乱了家庭原有的平衡，牵出了这个看似平静其乐融融大家庭的各种矛盾和困惑，折射出世人追求、挣扎、抗争和奋斗的人生历程。照顾母亲以尽孝、干好工作以尽职、兼顾小家以尽责，三者孰重孰轻让儿女们难予取舍。一时间，海洋的商海沉浮、水灵的捉襟见肘、水兰夫妇的貌合神离，一股脑呈现在观众面前。剧作透过娓娓道来的人之常情，直接切入普通群众的真实生活形态，因而也就直接触动着观众敏感的情感神经。此时此刻，乔家人的窘况，何尝不是处在社会转型期中国人所普遍经历且正在面对着的生活困惑呢？
可贵的是编导没有人为地放大作品的社会主题，而是紧紧围绕一个“孝”字逐次展开剧情，深刻阐释了人们践行孝道的两难困境，展示出传统伦理道德和当代意识的冲突与选择。一方面，子女对父母讲究孝悌是中国传统美德，也是子女的义务；另一方面，现代社会整个大的环境与传统社会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生存压力加大，子女难有从容的尽孝空间。孝是具体的，需要付诸行动。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家庭微小的变故都会给每一个人带来深层的尴尬和无奈。剧中人的那种茫然的无所适从的状态，不简单是孝或不孝的问题，而是怎样孝、如何孝的问题。这里既有每个人面临自身生存困境、心灵痛苦与份内义务履行的两难，也有顺从母亲与尊重社会契约的矛盾。比如怎样满足老人各种需求特别是死后不火化、容忍老人的一切怪异行为包括她对保姆过分的气指颐使等，不满足不顺从可能有不孝之虞，而一味顺从又有违正常的社会规范，作为子女确有许多难以取舍的感情纠葛，更有许多发自内心的无可奈何。
剧作的深刻之处在于并不简单地举起是非评判的尺子，而是从容细腻地从乔母病后性格变化入手，激情演绎出孝道的当代要义。一个习惯于争强好胜爱面子的家庭妇女，经受不住瘫痪在床的病魔打击，性情变得刁钻、古怪、蛮横。而面对母亲与疾病相随的变态心理，无论是可行还是不可行，她所有的子女都无例外地掩饰自身的压力和困难，表现出极大的忍耐、谦让和顺从。这里人们既看到了孝的高尚，也看出孝的局限性。当孝道压倒家庭所有矛盾，成为子女们一致共识的时候，也溶化了母亲心中的全部郁结。乔母对子女从横加指责到宽容理解，从对自己不理智状态的反省到各种悔悟行动，甚至主动进了养老院，完成了一个母亲对子女的依赖、苛责、理解和慈爱的真实而复杂心理过程。其中所折射出的深深的母爱是普通的，也是伟大的，这种母爱的深刻演化让老太太的形象不断地丰满起来，完善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部戏既对那些生不养、死不葬的不孝子女有强烈的警示和教育意义，同时也对做父母的具有教育意义。因为尽孝和慈爱是互动的，两辈人只有互相宽容和理解，才能营造家庭的团结与和睦。
作品阐释与显示孝义的道德力量，没用什么响亮的口号，也没有大段的议论，而是紧扣一条亲情线索，围绕一个“情” 字做文章，以情动人，引发人们去思考、感悟和体察孝道传承的难题。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人们当然希望它能更好地发挥社会教化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绝不能依赖直白的口号。艺术的生命在于诉诸感情，如果没有发自内心的那种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不可能成为真正优秀的艺术佳构。图解式的东西即使可以令人振奋，但不可能让人感动，不可能让人产生感同身受的审美体验。《孝子》以亲情为主线，把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和现代人独立、奋斗、理解、忍让的情怀，以及家庭成员间血脉相联的关爱亲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且挥洒得淋漓尽致。剧中子女对母亲古怪行为的忍受，尤其是隐去自身的痛苦和烦恼在母亲面前的强作欢笑；乔老爷子对老太太的谦让；谢氏夫妇间的相互默契；海洋和谢言之间的体贴照应，都体现出一种真实而温馨的伦理亲情，令人感到温暖、亲切和受用。特别是老太太经历过真实而复杂的情感历程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毅然拔掉呼吸机，更让人震撼、落泪、石破天惊，母爱于生命的休止处闪烁出耀眼的光芒。整部戏化孝于情，通过剧中人物夫妻情、儿女情、兄妹情来牵动观众，与观众进行着各种面对面的情感交流和碰撞，进而激发出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与人物情感和亲情有机融合的是人物性格的塑造。大量描写亲情的电视剧比较注意讲故事，通常并不注重刻画人物，而《孝子》不仅有曲折的故事，而且故事中涉及到的每一个人物都有鲜明的性格，就一部通俗的大众戏而言非常难得，也十分成功。剧中乔母是其中典型的代表。这个角色处理起来较难，前后情感变化太大，性格的主色不好把握。前半段的戏，老太太怪异、暴戾、不近情理，让人觉得有点可恨，后来她克制自我、明澈事理，处处为子女着想，最后竟用自我了断的方式替儿女解脱。没有前面的铺垫，就难有后面的感动和石破天惊的功效。老太太的转折虽然缺少一些经典细节和内心反思的自然过渡，但却在表演上找补齐了，演员很好地把握了特殊状态下人物的心理和这种心理作用下的各色行为，每个环节的表演都比较地恰如其分，显示出艺术走向极致后的强烈戏剧效果。大儿子海洋身上体现出责任的内核，从他对父母、姊妹和对工友的表现上均可看出。海洋对民工、对合作伙伴和他对父母、姊妹的感情取向是统一的，这是一个有担当的合作者、一个有同情心的商人、一个有孝敬心的儿子。这种人在现代社会少见，却是人们理想中的形象，因为社会进步永远离不开责任与爱心。儿媳谢言是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人物。作为女儿她对她的父母、作为妻子她对她的丈夫、作为儿媳她对婆婆、作为嫂子她对姊妹，经常处在众多的矛盾焦点上，但她却能用一如既往的通情达理，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用她的低调和温柔善良化解了家庭中一个又一个矛盾纠葛，其贤惠行为令人为之感动。还有水兰的爽朗率直、水灵的逆来顺受、范磊的卑微狡黠和谢氏夫妇的谐和与慈祥等都处理得比较得体，为作品增色不少。
当然，从更高标准来要求，剧作也存在许多不足。比如海洋的儿子在两年左右一下子从襁褓里长成个大孩子，尽管作品叙事的空间很大，但时间的线索较短，兼顾不够就容易穿帮。比如海洋开车接岳母买菜，娘俩在路上大段交流，没细想买菜的距离不可能用汽车去丈量。又比如对范磊这个人物把握的欠缺。范磊是个非常值得同情的小人物，他是个孤儿，爱上了未婚先孕被人抛弃的水灵，承担起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弱小、卑微、善良，也渴望自强、被人尊重，经常好心干坏事，家里人都嫌他没本事，经常受人挪揄, 挨骂最多。如能精心刻画好这个人物很有价值，只是编导有时处置过于随意，无差别地站在乔家人的视角上奚落这个善良的小人物，少了些对弱者的同情心，因而也就少了许多应有的社会蕴含。再比如乔家小儿子从国外归来，突然间娶了个有孩子的台湾媳妇，尽管意在帮助老太太完成从传统观念到现代意识的过渡，但由于缺少必要的铺垫，让人觉得有些突兀。所有这些均瑕不掩玉，不影响作品从制作到表演堪称一部精美、独到、成功的好戏。
《孝子》把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纳入当代视野，透过一次平常的家庭变故，打破一个大家五个小家的平静生活，牵扯出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家庭矛盾，为传统的孝道注入崭新的时代内容，并给以全新阐释。表面上在讲亲情、事业和人生世态，实际上却在揭示变革时代深层的社会问题，倡导新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理念：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统伦理关系、老龄社会与独生子女的重负、家境的贫富与责任的分担等，正视、面对并解决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弘扬传统美德、维护家庭团结和睦的必然，而且也是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时代主题。
艰难推启变革的大门
电视连续剧《海之门》是一部时间跨度大、思想容量深、艺术结构复杂、人物众多的现实题材的长篇巨制。它从一个特殊的视角生动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变革发展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民营企业发展的进程。
在现实题材创作中，近距离、近景式的描写最易于因为缺乏历史深度而显得直白。而《海之门》较好地处理了现实与历史的关系，采用大量的流动的社会生活场景，通过社会政治变迁和各种历史事件的回溯，为当下的社会变革追溯出诸多历史的渊源，有力地增强了作品的纵深感。同时还注意运用大量亲情戏、悬疑戏等艺术元素，为庄重的社会话题带来不少活泼灵动的色彩。作品涉及到乡镇企业创办过程中诸如建筑、房产、汽车、制药、金融以及各种转手贸易等方方面面，还涉及到土地使用、资源开发、对外合资、国企改革、私企兼并、私营企业家入党等重大时政问题，甚至涉及到商业欺诈、走私贩私、假冒伪劣、民告官等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剧作通过这种百科全书式的艺术展示，让人们生动而具体地看到了乡镇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错综复杂、危机四伏，且又屡创屡奋、顽强发展的真实景观。观众从这里可以领略到乡镇企业发展中，既非常活跃、又非常混乱，既有因时而起的历史必然、又潜藏着许多风险和危机的真实面貌，充分展示出乡镇企业发展从感性到理性、从无序到有序的曲折过程。当年为了一个合法的措辞（比如“视同集体”），人们需要翻箱倒柜、引经据典、多方查证的情景，年轻人看了可能觉得可笑，实际上这是许多过来人都有的似曾相识的真实经历。回眸这些令人辛酸、令人回味、也令人感奋的历史，对于人们全面认识当初打破陈规，解放思想，推进社会变革的历史壮举十分可贵，有助于今人鉴往知来，少走弯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海之门》既给予历史以反思，又给予观众以启迪，同时也给同类题材创作以有益的借鉴。
面对这样一些繁复的社会生活场景和庞杂的人物关系，如何将洋洋大观的45集剧作串联起来，作品采用了两条线索：一条是串联故事的人物线，一条是铺展剧情的主题线。两条线交相辉映，推动着整体剧情的发展，显示了编导独运之匠心。就人物线而言，贯穿全剧始终的主要人物是九叔公回继光，虽然剧中写了六位地委书记，但九叔公却是真正推开“海之门”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生活在基层、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大智大慧者，是一个踏踏实实为党效力、为民请命，多谋善断、公而忘私、忍辱负重、居功不傲的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他来自基层，与老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他年长德昭，在百姓特别是那些敢闯天下的年轻人身上，有着极强的亲和力和号召力；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能在错综复杂的乱象中发现社会进步的端倪；他心地善良、勇于担当，能够顶着压力报答老八姑的养育之恩，也敢于担当风险为年轻人铺就成长道路；他忍辱负重、韧性十足，既能在领导和荣誉面前谦逊忍让，又能在原则问题上坚守主见、毫不退让。在九叔公身上，中华民族古老的政治智慧，有机地转化成了具有生活常态的行为方式。因而，九叔公的形象是剧作最艺术化的创造，是作品最具典型意义的“这一个”，在中国当代文艺的画廊中毫无疑义占据着一席之地。
就主题线而言，从表面上看当然是改革这个大主题，但认真分析整个剧情的发展和演进，联结起45集的一条暗线可以概括为一个“义”字。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核心的一个词汇，也是剧中众多人物的一条链接线。表现在作品中，有政治上的道义、有亲朋间的情义、有为人处世的仁义、有民族认同的大义。老八姑第一次回大陆，对于这位当年的国民党少将，在开放之初人们还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出于养育之恩，受了多年牵连的九叔公毅然前往，这是个义；因为政治界限，养女阿奴不认义母、毛蚶不认亲娘，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政治道义；三个一江、一双姐妹，风风雨雨、磕磕绊绊，相互扶持、情深义长，他们之间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就是“帮”，每时每刻都在极力帮助对方，危难时刻不顾一切甚至不惜生命地相帮，这生死相托的友情是义；两个一江为了补偿车祸过失，争相抚养残疾的枇杷，是一个义字；九叔公不计个人得失，时刻关爱着他身边的几个晚辈，在一些严峻的政治关头，宁可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舍已保护年轻人，这是一种义；老八姑带着敌对情绪和复杂的情感，从处处掣肘时一江，到最后义无反顾地拆借自己的资金，帮助时一江为山神制药厂解困，避免了一次破产的威胁，起决定作用的是乡亲的情义、民族的大义。
有关义的话题，很长一个时期不大被人提起，曾几何时，一说传统的道德规范就一律斥责为封建主义，成为一种坏东西。然而，在思想道德领域，我们在打破旧世界的时候，却又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际间的感情和道义、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规范，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失。提倡基本的社会道义，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剧中的情义主题令人感动，难能可贵，这一主题的诠释，同我们当下所倡导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精神十分合拍。我想，这也是剧作最具现实意义的一个亮点。
毋庸讳言，作为一部脱胎于台洲发展真实历史的大戏，作品受制于客观真实的局限也十分明显，特别是在艺术的提炼和概括方面略显粗疏了一些。比如，一部戏写了六任书记，尽管有李和景两位书记刻画得也很感人，但是一部戏要把六个书记描写的都那么到位、那么富有个性，肯定是不现实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艺术需要概括、提炼，需要典型化，如果能把描述六位书记的笔墨用于集中地展示一两位，艺术上肯定比目前更生动、更成功。另外，像老八姑这个人物塑造也显得很不完整，特别是对她的内在的心理变化表现得很不够。这个人一开始是带着敌视的态度，带着对一江山之战不服输的心理走进大陆的。她在同她的老乡经商的过程中，做了一系列小动作：搞间谍、炸汽车、扶植喽罗、不断拆台，这其中有些行为已超越正常的商业竞争，甚至可以说有犯罪之嫌；可是突然间她有了民族大义，又是拆资，又是暗助，使一次即将发生的国企破产化险为夷。这中间思想情感的过渡在哪里，仅靠一江岛上一次简短的对话，铺垫是不够的。如果能有若干令人信服的细节描写，有心理变化的真实过程，这个充满内心矛盾的复杂人物，最后丢弃个人恩怨、摆脱党派成见，并选择落叶归根，才会让人觉得真实可信。目前作品没有达到。还有像双姐双妹这对孪生姊妹的设计有些多余，双姐靠电脑分析发展成“神探”，双妹从办信用社到搞花王，整个人生道路充满神话色彩，如果把她们的成长与主题的表达联系得更紧密些，年轻靓丽的形象才能同剧作融为一体，才能有效地为全剧增加更多的艺术张力。
当然，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仍不影响这部戏的整体价值。作为一部近距离观照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展历程的大戏，它是独特的，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和回味的，因此也是十分难得的。
荧屏涌动改制潮
若讲近距离反映现实生活，经常会被讥笑为观念陈旧。其实，真正能够艺术地再现当下社会生活，不单是一个文学观念问题，也不是任谁都能轻易做到的，它不仅需要艰苦的社会观察，更需要深厚的艺术功力。近些年，人们之所以不断呼吁文艺关照当下社会生活，就是因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缺乏，即便是那些贴近生活的东西也往往比较边缘化，恢弘、博大、斑斓的现实生活经常演绎成家长里短的絮叨，真正能够展现这个时代风云的成功的东西不多，众口一词的好作品少而又少。敢碰社会难题，勇突艺术瓶颈，这是特别需要勇气和魄力的。浙江省委宣传部和省电视台联合拍摄的长篇电视连续剧《十万人家》，集中了像陈国星、高峰、黄先刚、徐海滨等影视创作大腕级人物，大胆触及浙江民企改革的社会难题，紧扣改革开放30年乡镇企业发展现状和出路，进行了形象而深入的剖析与思考。透过一系列令人信服的事件展开和情节推进，把一个“命题作文”做得扣人心弦，有声有色。
首先，《十万人家》以敏锐的艺术视角，敏感地抓住了乡镇企业在经历了粗放性发展阶段之后，如何深化改革、走出困境、开拓市场的关键症结，特别是在——家族企业的更迭换代——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传统企业的现代化转型这三个关节点上，进行了深入细致、别开生面的艺术化诠释，让剧作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个历史高点，取得了突破性、转折性的艺术成就。
家族企业的换代是一个尖锐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稍加梳理不难发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单枪匹马、小商小贩起家的，功成名就时他们曾经风火过风光过，成为万人瞩目的风云人物，但这代创业人多成了昙花一现的流星，发展到最后大部分人都垮掉了。无论其中有多少复杂的个人和社会诱因，都不能不是一个发人深思的严峻社会问题。第一批创业的那代强人无论是解体还是垮台，都给世人留下一个“后强人现象”的思考空间。历朝历代的中国式强人，包括政治人物、领军元帅和商界能人，无论多么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强人之后多弱兵，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几乎成了普遍性规律。现在，沈家的第一代创业者沈百弦故去了，沈氏家族企业向何处去？这不仅抓住了家族企业的更迭问题，更有强人之后神话能否延续的问题。
关于乡镇企业的产业升级。这些年，我们国家发展最快的是乡镇企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中国经济的腾飞和财富的积累，乡镇企业功不可没，三分天下有其一。仅就工业产值而言可能是二分天下有其一。然而，由于起步于中国经济低谷时期，起点低、负荷小、发展快，再加上国有企业难以摆脱的盘根错节的历史重负，使得乡镇企业在特有的历史条件下迅速崛起。而崛起以后，伴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自身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比如传统的小家小户小作坊式的分散经营对于激烈市场竞争的不适应，比如简单的粗放型生产对于市场需求的不适应，现实的生产与经营都需要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家从传统的产业中寻求升级换代，重新确立自己的市场主体。剧中以蚕桑丝绸为支柱产业的沈氏集团，在猝不及防地遭遇出口贸易壁垒时，潜藏的各种矛盾被激化，整个产业链顿时陷入危局。
关于传统企业的现代转型。传统的以付出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利润的粗放型发展，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要求，必须向现代企业转型。这不仅关系到某些具体企业的生存发展，在某种意义上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怎么从贴牌到创新，再到创立品牌？怎么从制造到创造？怎么对家族企业进行全新的现代股份制的改造？剧作最大的成功之处是在于它并非简单地提出问题，而是深刻地揭示出一代人从转变生产经营模式、心理承受能力提高到观念更新的多层面深刻蜕变。它清晰地告诉人们转型期的艰辛，今天的百万富翁可能变成明天的一贫如洗，面对现实的经济风潮和市场风险，顷刻之间就会让多年的积累化为乌有。这个现实是残酷的，是尖锐的，也是极其深刻的。作品极为细腻而充分地展示了这个蜕变的过程，非常具有现实针对性，同样也是发人深思的。这其中，老大沈万忠力主放弃丝绸产业，抛弃蚕农和相关企业来“断尾求生”，老二沈万全则在仿冒名牌的错误经营策略中越陷越深，最终导致集团解体。只有老三沈万家在梅同春的帮助下，决心带领全镇十万人家共同发展。他立足科学发展和自主创新，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进行了艰难探索，实现了从家族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型。这是一次欲火重生、凤凰涅槃的过程，是一次化蛹为蝶的过程，对于这个过程进行形象地艺术化展现，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浙商、对乡镇企业现代转型的第一次文化再现。
第二，《十万人家》所展示的浙商和乡镇企业现代转型的深层意蕴在于它对传统人文理念的呼唤与回归。现代企业制度是从西方来的，现代国际市场上的各种游戏规则也是西方人制定的，这里有大量合理的科学的成分，有很多国际共性的东西，但简单地照搬未必都能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想鼓吹什么的时候，经常带着自身或集团的利益设法影响国家的经济走向，这是很可怕的。国有企业改革中不成功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比如像所谓的减员增效的口号叫了多少年，员是减下来了但效并没增，企业承包人把这个口号变作自己凌驾于普通劳动者之上的利器，成为他们任人唯亲随意驱遣员工的筹码，一味裁员的结果把许多矛盾转嫁给国家，带来大量的社会问题。剧作中沈家老大沈万忠所谓的丢卒保车、断尾求生，其实就是为一己私利而牺牲大伙利益的遮羞布。这种断尾求生的自保现象，现实中与多少企业的转型措施何其相似乃尔。实际上，求生得生者有之，求生反死者也不少。沈氏兄弟的不同理念正是变革现实的真实写照，是编导深入思考的产物。中国有自己特有的国情、民情和文化传统，沈万家面对无情的市场，进行着有情操作，符合中国人传统伦理和思维方式。当然，有情操作不是不要理智，不是不顾社会复杂的现实，而是寻找员工与市场之间的利益结合部，归根到底还是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发展路子。沈万家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寄托了编导的一种理想，这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皈依；它呼唤的是责任、亲情和友爱，是对互帮互助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回归。在这个过程中，作品很好地处理了理智和情感、眼前与未来的关系问题。逃脱眼下的生存危机，选择断尾求生是一种理智，是严酷的市场逼出来的，有时不得不如此。但是如何在“危”中看到“机”，让断尾求生带有某种感情的色彩，这不简单是同情心，更是一种高层次的智慧和韬略。这涉及到传统文化中的术和道的关系，看中术者讲究先发制人，不择手段致人于死地；看中道者注重人伦道义，讲究以德感人，得道多助。沈家老大老二重术，老三重道。沈万家把企业前途与员工利益捆绑起来，谋求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追求共赢，实际上他讲的是中国人的仁者爱人，讲的是恻隐之心，讲的是上善若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同我们当下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是暗合的。沈万家的企业治理方式是传统的，同时又是现代的，它是一种进步的人性化的现代企业理念，他以人为本、以诚待人，所以他聚拢了人气，极大地激发了员工的创造潜力，这就是他成功的关键。企业的人气聚拢和提升张扬了传统文化中的人伦精华，却又不是简单的传统回归，而是一种全新的企业文化理念，传统人文精神在与现代观念结合中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第三，《十万人家》塑造的沈万家是电视剧人物画廊中值得高度重视的崭新形象，这是个全新的成长中的典型。我们过去讲的改革人物，都是像乔厂长、李向南那样的大智大勇、所向披靡的人物，但沈万家是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他给人感觉很窝囊，是兄弟三人中最没想接班却最终接班的人，经历了从窝囊废到现代企业家的成长转变过程。这个人物不是概念的，他从一个单纯善良，没有野心和谋略的富家子弟，在懵懵懂懂中不断被尖锐的矛盾推向前台。他在无奈中接手，在困境中思考，在失败中总结，在被动中演变为主动，最终一步步成长起来，所以说是个成长中的典型。过去我们老讲典型，经常把典型视为某种人物的代表，什么典型就应该是个什么样，典型慢慢地模式化了，变成了类型。然而，沈万家不是个一下子能说得清的人，他善良、单纯、富有同情心；他感性、热血、有时不免草率；他碰壁、失败、却善于总结思考；他执着、顽强、敢于为理想而奋斗，他是个特殊的“这一个”，也恰恰因此使他产生了新鲜感，有了人格魅力。沈万家的成长过程不是预设的，每一步都是现实生活际遇中逼出来的，是在他自己创造的特殊的典型环境不断培育生成的。沈万家就是这样从一个单纯善良缺少谋略的无忧无虑的青年人，在生活的磕绊中，在解决难题过程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甚至直到他成为成功的大老板时，他思想中仍残留着家族企业要“用自己人”的旧观念，以至于韦娟说你要用自己人我收回自己的股份，他才意识到老路或许再也走不得了。万家集团的股份制，伴随着沈万家对乡镇企业转型的深入思考共时成长，同样也是受企业危局所逼，是在解决各种具体复杂的矛盾中塑造出来的，因而才显得那么真实可信，那么值得玩味。
最后，艺术上叙事流畅，镜头考究。一部主旋律大戏没有丝毫概念化痕迹，而是精心以家族与家庭情感纠葛来演绎商战内涵，冲突不断，韵味十足。比如整部戏人际关系设计复杂，但梳理细腻。近些年工业题材的创作不多，尤其是描写乡镇企业生活的作品更少，原因是这些人的生活圈子太复杂，把握起来有很大难度，但这部戏对复杂人际关系的每个环节处理的都十分细腻与出色，像沈氏三兄弟特别是沈万家与刘常树，有着若即若离的同学、朋友、世交，商界的合作者、竞争者等复杂的关系，不同场合拿捏着不同尺度，使得多个矛盾的侧面相互帮衬、相得益彰，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比如讲述沈氏家族变迁以同春为主线，尽管存在旁白多且赘之弊，但却找了个非常独特的叙事视角，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剧情交待闲笔。再比如对沈氏三兄弟关系的处理，沈万忠虽然模糊但却具意味，如果把他推向前台，做过多批判性笔墨，这个人物就会显得浅薄和平面化。目前老奸巨滑式的处理方式，恰能从不同侧面显示出生活的质感和艺术的张力。编导面对如此一部命题作文式的创作，不浮躁、不应付、不匆忙、不粗糙，少有穿帮，已十分难得，然而，他们不甘平庸交账，从更高的艺术尺度下手，叙事沉静从容，对话简洁凝练，场景转换自然流畅，追求某种诗性的美感，尤为难得。
当然，戏中也有不少遗憾处。特别是对沈万家性格的整体把握不完整。比如沈万家早年是一个淘气的孩子，曾经离家出走过，但离家出走和他的成长中间没有建立联系。比如他性格内核可以不剑拔弩张，可以不像沈万忠那样有城府，但不应缺能成大器者固有的深沉。比如他成长过程中内心痛苦展示不够，他对哥哥的依赖和信任是不夹杂任何功利的亲情，但他得到的多是冷酷甚至是陷害，感情和理智矛盾的交织所产生的困惑似乎一带而过，侧面不够丰富。再比如有些场景过于匆忙，连自己的生存都不保的时候竟轻易答应给人家担保，在没有任何对未来企业发展成熟思考的情况下，他的一如既往、义无反顾就少些内在的根基和底气。另外，沈万家同韦娟及梅同春的感情关系处理得也过于概念化。大半部戏用大量篇幅展开了万佳与韦娟的矛盾，分手已势在必行，而与此同时他与同春的情感也日渐密切，谈婚论嫁已到瓜熟蒂落的地步，结束时，突然间万家又毫无根由地回到韦娟身边，编导出人意料的设想是达到了，但是客观结果却不够真实可信。不是说不可让沈万家重回家庭完成老爷子沈百弦的心愿，艺术上完全可以这样处理，但前提是必须做出充足的铺垫。现在，编导预设的东西太多了，先入为主的概念化处置导致了结局的不合理。所有这些不足，均瑕不掩玉，不影响《十万人家》成为一部近些年直接表现改革开放现实生活，特别是直接描写乡镇企业发展历程的难得的佳作。值得我们向编导和主演们表示敬意和祝贺！
外乡人正融入城市生活
以文学“新写实”为开端的“底层写作”，比如《塔铺》、《风景》、《艰难时世》等，尽管其中多了些生活琐事的冗长描写，显得文学提炼不够，但它们关注底层百姓饥苦和民生的文化关怀，还是为日渐脱离现实生活的文艺创作吹来一股清风，开创了当下文艺创作现实主义的回归之途。然而，现阶段，底层写作也出现了一些不良倾向。一是沉湎于苦难叙事，给人以太多人生的昏暗之感，让人看不到任何生活的亮光；二是以居高临下的贵族姿态来俯瞰芸芸众生，正好比在西餐厅遥想底层的饥饿，在象牙塔书写矿井的黑暗，这显然与现实生活存在较大距离。
长篇电视剧《外乡人》是一部难得且成功的“底层写作”。特别是在电视荧屏上充斥宏大历史叙事、家庭伦理、青春偶像、情爱恩仇、武打侦破等类型戏的情况下，观众更企盼和呼唤真正能贴近他们目下生活的作品。《外乡人》是一次成功的回归，它实现了昆德拉所说的现实“存在的勘探者”的使命，努力在寻找生活存在的命题和价值——这是其最难能可贵之处。
整部作品都是以平等的视角，关注底层普通劳动者（建筑、捡垃圾、发廊、饭馆、裁缝等）的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关心他们饥寒冷暖和喜怒哀乐。剧作不仅生动展示了这群来自外乡的各类谋生者真实的生存状态，而且更难得的是写出了他们在贫困状态下，不甘沉沦，与生活、与命运抗争的积极进取精神和不屈不挠的境界。作品用散点透视的方式，塑造了诸多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如徐山杏、谢长发、陆文昌、三更、山炮、轮子、叶子等，他们在困境中自强不息，不等不靠、自食其力，其坦荡的人生态度和敢于拼搏的奋发精神，表明他们同样堪称时代的脊梁。
《外乡人》最大的成功还在于它展现了城乡两种文明的冲突与对接。一方面，我们日益扩张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外乡人，如果没有大量外乡人所从事的城市服务性劳动，城市建设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将会出现极大的变数。另一方面，外乡人也在与城市的融合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素质。而且正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和巨大付出，得到了城市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尊敬，他们正在成为我们身边的重要成员，他们已成为城市人教育自己和子女艰苦奋斗的楷模。特别是作品用大量生动鲜活的故事和细节，第一次较好地展示了上海人的包容意识和同情心，剧中的郑阿婆、李宝根、老蔫等都能在日常生活中，与那些还显得“土气”的打工者平等相待，相互扶持与热情关爱，这一改大量文艺作品中司空见惯的上海人小市民形象，让观众看到了他们可亲可爱的善良品质，可以说，这是对上海人形象的一次全新塑造。仅此一点，或许能在描写上海生活的文艺创作中留下靓丽的一笔。
在叙事上，作品还巧妙地以时代发展脉络为经，以人物命运为纬来编织故事，透过一个大杂院的生活变迁，折射出社会的巨大变化。也正是因为编导真诚地发现并表现了底层民众生活状态，通过他们的命运变化，触摸到当下社会的脉动——让观众真实看到了“沉默着的大多数”的生存境遇和心灵世界，虽然其中不无沉重和艰辛，但他们纯朴的人生态度、执着的奋争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也让人们从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信心。同时，作品也让我们看到了重建文艺与生活互动关系、重建文艺社会责任的曙光。
当然，作品也还存在不少不尽人意之处。比如，叙事过于松散，线索太多但收拢不够，人物性格不完整。比如，情节发展随意性较多，包括陆裁缝股市中的沉浮、其父子关系以及儿子之死，谢长发牵强的回老家发展，轮子完全无个性的在剧中随叫随到，叶子的随波逐流、人见人爱，等等，都过于随意。比如，某些历史背景，如地震和传销等都没有熔化进剧情，反有蛇足之感。还有，整部作品字幕错字太多，故事前半部精彩，后半部粗疏，这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作品的整体质量。然而，仅就其原滋原味、带着生活温热地表现出外乡人在城市的生活真实状态而言，我们依然由衷地为之击节称赞。
让舞台上的英雄走向永恒
一个历经磨难却生生不息的伟大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征程中留下过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这个古老的民族续写辉煌的豪迈壮举，正在上演着人类历史舞台上波澜壮阔的活剧。面对这样一个革故鼎新的千秋伟业和英雄辈出的伟大时代，以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生动体现民族精神为己任的文学艺术，毫无疑问地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一大批志在奉献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的文艺工作者，正意气风发地走向尽情施展聪明才智的广阔天地。这就是当代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形象走上屏幕舞台的社会动因。
利用文学艺术的方式塑造英雄人物，我们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如何深刻反映日新月异的现实生活，如何生动塑造多姿多彩的英雄形象，特别是如何让时代英雄为艺术争辉，让英雄通过艺术的舞台走向永恒，这不仅是时代生活也是大众审美给当代文艺提出的崭新课题。
文艺要表现时代生活、塑造英雄形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从生活的实际出发，进行合规律的艺术创造。文艺创作不是社会生活的简单复制，不是好人好事式的事件性堆砌，而是一种建筑在深厚生活积累之上的带有深切人生感悟的生命体验，是一种主客体高度融合状态下社会生活的能动表达，是一种体现创作个性且充满意味的审美创造活动。现实生活丰富多彩的另一面，就是生活原生态的琐屑与斑杂，什么素材可以采用、如何用，都需要经过严格的选择与剪裁，特别是以真人真事为蓝本的艺术创作，更需要认真筹划、精心处理。如果一味简化或削平客观生活的复杂形态，人为地图解主题、拔高人物，文艺作品就会失去生活的坚实依托，就难以掩饰形象的苍白与主题的乏力。对于英雄人物的塑造，无论是真实生活的艺术再现，还是纯粹的艺术虚构，都必须按照生活自身的逻辑，遵循艺术的基本规律，全方位调度各种艺术语言，对创作素材进行符合舞台呈现特点的提炼、概括与升华，不回避矛盾，不虚与委蛇，最大限度地开掘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性格发展轨迹。人物成长的生活根基越丰厚坚实，艺术主题表达越含蓄蕴藉，艺术中的英雄形象就越有立体感和震撼力。
现实生活中英雄的伟大不等同于艺术上的成功，花大气力塑造血肉丰满、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是英雄人物在艺术中不朽的不二法门。艺术创作不是通讯报道，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不能靠单线条的陈述和直白的说教来展示。作品要靠有血有肉的人物支撑，靠艺术审美的内在张力和典型形象的性格魅力打动受众。英雄成其为英雄，当然有非同寻常的英雄业绩，生动地再现他们不同凡响的人生历程和英雄主义精神，可以让人领略常人难以企及的个人魅力，受到心灵震撼与教益。但英雄生活在大众之中，也有普通人共同的喜怒哀乐，如果一味地为尊者为贤者讳，刻意避开他们作为普通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真实的生活感受，英雄就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圣。只有在平凡中发现伟大，在平淡中展现崇高，才能拉近英雄与大众的距离，找到共同价值认同基础。有鲜明个性、有时代感和亲和力的英雄才会让人感到可亲可爱、可敬可学，这样的艺术典型才能立得起、站得住、留得下、传得开，才会具有持久的艺术生命。
塑造英雄人物，需要倾注满腔热情。舞台上的英雄形象能否感人，取决于艺术家是否首先被感动。艺术家只有激情奔涌地投入到艺术创造活动中去，真诚地拥抱生活，真切地体验英雄人物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全身心地感受他们的欢乐与痛苦，才能打通自我与对象的时空阻隔，把现实与艺术中的人物融为一体。只有自己被英雄人物的思想与行为所感动，才能激情迸发、真情投入，从而在艺术创造中充满真情实感，让英雄人物变得真实而又鲜活起来。带着激情去创作，带着激情去表演，才能灌注给艺术人物生机与活力，才能扣动读者与观众的情感脉搏，实现艺术人物与广大受众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如果能在读者和观众心中唤起深层的感动，英雄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艺术才能具备真挚动人的力量。
艺术的舞台需要英雄，大众也期待着那些具有高尚精神境界、鲜明人格魅力和极富艺术感染力的英雄形象大量涌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