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3)
新时期文艺学建设的成功实践
新时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相对于异常火爆活跃的文艺创作,确实不那么引人注目。尤其是不同理论话语的并行、隔离与互不介入，导致文化消费中商业精神的崛起与理论思维的式微。理论文章的著述常常被挤在报刊和书店的一角,书摊上的文艺理论专著更是寥若晨星,常使以评论为业者显出几分尴尬。然而,30年来,许多理论工作者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甘于寂寞,不计名利,有时甚至需要顶着各种压力和误解,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寻求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30年筚路蓝缕,惨淡经营的结果, 在繁华似锦的文艺园地里留下了勤劳的汗水和坚实的足迹。尽管人们可以从文化环境、学术水准、理论建树等方面指出理论工作存在的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无论如何不能无视新时期文艺理论和批评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显著成绩。与文艺创作空前的繁荣发展一样，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进步也是前所未有的。
理论界思想解放，争鸣踊跃，论题广泛，研究深入，理论建树颇丰，当之无愧地与创作共同构筑起新时期文艺繁荣的大厦。可以说，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文艺理论建设紧扣时代脉搏，与历史发展同步的时期；是着眼学科建设，文艺理论全方位跃动的时期；是追踪创作实际，切实推进文艺繁荣的时期；是理论批评强化自主意识，走向理论成熟的时期。
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历程可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正本清源，重新审视文艺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从“真理标准”讨论到1984年，是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所经历的一个重要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期。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揭露批判林彪、“四人帮”法西斯文化专制，清算他们在文化领域里的倒行逆施，认真清理和辨别一些重大的思想理论是非，恢复和发扬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一些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
这个阶段，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隆重召开，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了一篇热情洋溢、语重心长的祝辞。祝辞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对如何正确处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时代、文艺与生活的辩证关系，对艺术形式、艺术风格、文艺理论与批评以及党如何改善和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作出了许多重要的、符合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科学论断，成为新时期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一阶段，文艺界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关于文艺本质、文艺真实性、文艺典型性、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讨论，在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尤其是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彻底突破了长期困扰文艺界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狭隘观念，标志着文艺不仅在理论建设方面，而且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二阶段：1985—1989，上下求索，积极寻求理论与批评的新突破。1985年，在中国当代文艺尤其是文艺理论发展史中值得格外注目。这一年文艺理论从沸沸扬扬、高潮迭起的文艺创作思潮的幕后走向前台，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以及其他相关的新概念成了理论界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有关文艺学方法论的讨论迅猛升温且势头颇健，人们通常称之为“方法论年”。理论意识的觉醒似乎孕育着文艺理论研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1985年到1989年，新时期文艺在一系列政治、理论和文化上的拨乱反正之后，开始走向文化的反思。当这种反思从文学艺术家的激情创作转到理论家清醒的理性思考的时候，文艺创作和研究都不断发生新的变化。嬗变的良莠互见、鱼龙混杂，形成了变革时期文艺眼花缭乱的风景线。“新的美学原则”、现代派思潮的讨论还未结束，“伪现代派”的批评就接踵而至；“走向世界”的脚步刚刚迈出，寻根的呼声就高涨起来；方法论的热潮还没有降温，主体性和本体性的讨论以及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争辩又迅速展开。尽管这些论争中有许多激进的脱离实际的甚至是错误的理论观点，但是绝大多数都属于学术争论的范畴。在思想解放的历史背景下，各种新的文艺观念都被社会最大限度地容许，其学术视野的开阔，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丰富以及论争中所表现出的思想锐气和理论创新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有益启示。
第三阶段：1990—1992，重在建设，文艺理论在调整中前行。进入90年代以来，党中央认真总结宣传文化工作的经验教训，提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在千方百计繁荣文艺创作、活跃文艺批评的同时，着手加快文化事业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进程。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保护和发展健康有益的文化，打击取缔丑恶有害的文化垃圾。尤其是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郑重提出思想文化“重在建设”的方针。要求 “高度重视理论建设，保障学术自由，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研究，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重在建设、以立为本，围绕党的工作大局，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着眼于建设，正确理解和处理思想文化领域的矛盾和问题。此期关于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界定、关于人文精神与文化价值等的讨论取得了很好共识。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一个良好的创作和研究环境开始形成。
第四阶段：1993-2008，多样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稳步推进。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建立，文艺创作生产积极面向市场，文艺具有商品属性已成共识；文化产业得到重视与肯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提出，和谐文化建设研究取得突破；现实主义回潮引起广泛关注；底层叙事、普世价值、文艺审美意识形态引发热烈讨论；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多样性发展、民族文化保护以及文化软实力建设得到空前重视；人民文化权益保障与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取得新进展。文艺学研究浮躁心态有所收敛，文艺理论与批评经过深入自审和长期准备之后，新的学科建设稳步推进，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
概而言之，新时期文艺理论建设的主要特点有四：
一是紧扣时代脉搏，在历史变革中寻求文艺观念的更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此为标志，掀起了全民族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揭开了新时期文艺蓬勃发展的历史帷幕。早期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在“伤痕”文学带动下走上新时期文艺舞台，立刻以其凌厉的锐气和锋芒跃入思想解放的时代洪流。为加快落实文艺政策，平反文艺领域的冤假借案，为把广大文艺工作者从极左路线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推动新时期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从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观照文艺，文艺学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在现实嬗变与历史生成的媾联中，逐步跳出了从单一社会学视角考察文艺的狭隘格局，开始了对于文艺内在规律性的把握。文艺的认识在深化，文艺观念在变革，文艺美学的潜能被进一步开掘。过去的20年，经历了一个不断扬弃积累的过程，与其说是对线型思维方式的否定，不如说是对于新的思维空间的拓展。
二是追踪文艺创作实际，促进文艺创作繁荣。文艺批评与创作历来被称之为文艺的两翼。创作是基础，理论批评以创作为对象，创作的兴盛是理论活跃的前提；而评论以其独特深入的理论思维臧否艺术作品，评介创作现象，辨析文艺思潮，给创作者开阔思路、提供启悟，有助于端正创作思想，提高创作水平，促进创作繁荣。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紧紧追踪文艺创作发展实际，以推动文艺繁荣为己任，较好地履行了自身职责，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密切关注文艺现象和思潮，及时掌握文艺发展动态，并不断作出客观中肯的分析评价，确保了创作的健康发展。无论是评价文艺作品，还是辨析文艺思潮，新时期文艺批评在摆脱庸俗社会学窠臼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理论追求。评论中力求把具体作品的价值取向和作家的心理机制、创作个性，具体的文艺现象和整体的文艺宏观走向，文艺思潮形成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动因以及有关文艺现象的纵向考察和横向比较等较好地结合起来，不再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而是以一种更开放更宏观的视野，从现实生活、文化传统、外来影响、时代要求和作家艺术家特殊的生活阅历、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手法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审慎地做出判断和结论。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包括有明显错误倾向的文艺创作现象，总体上都能坚持“双百”方针，不打棍子，不粗暴武断，充分论理，以理服人，诚恳交换意见，严肃指出问题，热情帮助对方，寻求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即便是一时难于统一认识，也允许文艺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步求得解决。不同的文艺思想在平等讨论中交锋，在共同切磋中相互启发，创作与评论都能在其中获得助益和提高。
三是强化自主意识，文艺理论与批评不断走向自觉。新时期文艺事业发展迅猛，文艺创作规模扩大，数量增加，质量上升，对于理论与评论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仅就理论自身而言，现实社会的需求，已有理论建构的深化，新的空白领域的开拓，都期待理论与批评寻求新的突破和进展。如何调整自己，发展自己，到80年代中期已成为理论界面临的新课题。
文艺理论作为一种面向文艺创作，面向文艺发展历史，面向人类精神和灵魂的科学，它不仅要对各种文艺现象作出阐释与评价，同时也要面向自身，进行学科的重建和设计。关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关于反映论与表现论、关于主体性与本体性、关于个性与典型性、关于倾向性与共同美、关于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以及关于文艺的形象思维、审美特征、商品属性和社会功能的重新认识等一系列的理论研究，已逐渐走出文艺外围的理论描述，不断进入深层次的对文艺本质问题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经过多年的理论储备，新时期文艺理论已具备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寻求新的理论突破，已不再是文艺与政治、与社会、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关系，而是理论批评与创作的职能界定及其理论自身建设，那就是放弃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依附于创作、成为创作附庸的思维定式，努力增强自主意识，确立文艺理论与批评独立的学科价值。它要求摆脱既定的文艺学模式，探寻和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动活泼的“运动美学”，发挥自身审美感受力、理解力和创造力，在学术品格上与创作客体相对独立。在这里评论不再是单纯的描述和被动的认同，而是批评主体价值观和审美观的生动体现。文艺理论自主意识的觉醒不仅表现出对于理论批评领域根深蒂固的政治干预和对于批评客体缺乏独立品格的附庸意识的坚定不移的超越，而且以鲜明的主体意识义无反顾地深入艺术本体，最大限度地发挥批评主体的能动作用，重视自身精神创造活动过程及其思维成果，展现艺术思维卓然不群的个性生命，从而满足理论的自足。
四是着眼于学科进步，理论与批评呈现出全方位跃动的态势。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借助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东风，建筑在丰厚的创作实践之上，学术争鸣热烈，艺术空气民主，研究领域拓展，呈现出一派全方位跃动的可喜局面。
新时期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状和功能等方面的论争，更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文艺本质特征和规律性的认识，实现了美学批评与政治批评和单一社会学批评的疏离，文艺理论与批评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文艺创作实践的多样，文艺观念的变革，促成了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疆域日趋扩展。在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中，文艺研究也由封闭走向开放。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许多研究成果都被引入文艺研究领域，极大地丰富着文艺学研究方法。文艺学从单一的社会学批评方法发展成融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和结构学等为一体的多维复合的美学批评，大大提高了文艺研究的宏观性和综合性。这不仅意味着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的放大，而且意味着对文艺现象历史的辩证的理解，意味着文艺理论研究走向多维开放的结构。多学科的运用和借鉴，多维开放的理论结构，共同构成了新时期文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方法多元共存的格局。
回眸新时期走过的历程，文艺理论与批评前进的脚步是巨大的，取得的经验也是丰富的宝贵的。尽管前进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一是我们缺少更多的卓有建树的文艺理论著述，缺少博大精深的理论学派，更缺少能代表中华民族文化水准、与世界上重要理论派别相媲美相抗衡的有着我们自己“发明专利”的文艺理论体系；二是理论与批评囫囵吞枣、生吞活剥地引进域外文化，脱离实际，故弄玄虚，牵强附会，不知所云，产生了一种开放条件下的失语症；三是某些评论弥漫着市侩主义的恶臭，或为金钱所收买，或为世情所趋遣，矫情、媚俗、胡吹、滥捧，批评沦为一种流于恶俗、令人生厌的廉价广告。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未来的理论建设中加以匡正与更新。当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时期文艺学建设的总体评判。30年中，文艺理论与创作并肩，和时代同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求真务实，勇于实践，不断在调整与探索中寻求理论自身的发展和进步，无论是文艺批评、基础理论研究，还是文艺新学科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逐步走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关注文艺的价值取向
（一）沧海桑田，风云际会。无论是高处庙堂之上，还是偏居乡野一隅，无论是鲜花逢迎，还是荆棘载道，文艺忠实记录了社会历史的伟大历程，把握着人类心理的嬗变递进，影响并创造着人类精神的历史。
回溯诡谲变幻的历史长河，缪斯女神飘逸丰盈的身形无处不在。罗马廊柱气韵饱满，敦煌壁画诗意盎然，唐诗宋词历久弥香，《红楼》半部成显学，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将激情的灵魂顿时点燃，高更、莫奈、梵高的名字妇孺皆知，《英雄交响曲》、《天鹅湖》、《小河淌水》的旋律耳熟能详……文艺作品可能并不承担评判历史的义务，也不具备指点江山的威力，但它始终荷负着理解世界和理解人类的责任，始终关怀、探索人类精神的深层，呵护并对生命不断地发出新的追问，表达人类对真善美的向往，创造、丰富并传播着人类审美的魅力。
历史上文艺每一次大的进步，都是对当时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深刻反映，是对人类正义事业和崇高精神的热烈张扬，给思想的解放和历史的进步开辟道路，推动着人类社会变化前进。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都是反映人民最深刻的心灵呼唤和时代最迫切的前进要求，都是独特艺术魅力与社会进步思想的完美结合，都是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与创作灵感为时代和生活深刻感召的产物。
(二) 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广大文艺工作者与党同心同德，与人民血脉相联，以出色的艺术劳动讴歌亿万人民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文学艺术各门类作品数量之多，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之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之活跃前所未有，文艺领域呈现出大团结大繁荣的良好态势，文艺事业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崭新时期。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文艺创作中还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人缺乏基本的文化素养和历史常识，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传统妄自菲薄，对经典作品中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不感兴趣，对历史史实所知甚少，对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无动于衷，对渴求艺术甘霖的广大基层观众缺乏激情，热衷于表现自我，热衷于展示隐私，热衷于皮肤写作，迎合低级趣味，追求商业炒作和市场卖点，心浮气躁，把艺术当成了摇钱树。扭曲历史的“戏说风”、粉饰生活的“豪华风”、寻求刺激的“打杀风”、篡改名著的“解构风”、煽情滥情的“言情风”等，构成文艺创作中的观念误区。在各种历史意识的严重缺失、社会责任的失落背后，历史的真实面目一次次遭受蛀蚀，历史记忆的“空洞”也在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倡导正确的创作思想和价值观念，已成为保障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有什么样的创作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文艺表现形态。文艺的创作观念影响、指导并决定着文艺实践的缤纷呈现和价值取向。从中国古代的“兴、观、群、怨”，到近代欧洲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从摧枯拉朽、千古变局的欧洲文艺复兴，到百舸争流、百花竞妍的中国“五四”文艺革命，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人文背景的文艺中兴，都是不同文艺思想激烈碰撞的结果，都与文艺观的变化有本质的关联。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前赴后继的文艺创作实践，佐证了鲁迅先生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创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艺术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取决于创作主体在社会现实面前与之保持着怎样一种特殊关系，对社会生活是否具有特殊的敏感性。为此，是否关注社会现实生活，关注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关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成为考量文艺创作水准和深度的重要指标。
（四）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人民奋进的号角。中华民族泱泱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脉络，不仅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也体现在记录和传承文明的众多优秀文艺作品中。文艺的精品佳作在振奋民族精神、坚定民族志向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真正伟大的文艺家永远都是社会的良心。什么事情值得关注和付出，在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中，必有他们价值评判的取向和思考。“文学作品能给人带来光和热，使人善良，变得比别人有用。”这是巴金一生的艺术追求。《激流三部曲》之所以能够激发“五四”青年心中的光和热，是因为作家心里首先有光和热。优秀文艺作品所具有的神奇魅力，能长久地吸引并感动民众，因而成为影响人心、塑造人格、改良人性的利器。
对于艺术家来说，人类经验的无限性并不是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经历的深度和浓度。一个人的世界观是他看世界的观景台，这座观景台也是他创作的观景台。如果在井底观景，当然视野有限。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博观约取，千锤百炼，视野才能深远开阔。
（五）鬼神泣壮烈，铁血铸诗文。文艺创作的目的不在于阐释和记述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而在于真实反映时代的更迭变迁和大众心理的深层变化。
读诗见史，品文识道，如同春风入夜，润物无声，这是文艺功能的真实写照。受众通过文艺作品，接受遥远的信息，直面生活的底蕴，感受高蹈的思索。历史的光荣永远属于那些与历史创造活动同步前行的文艺家，永远属于那些忠实地再现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作家艺术家。他们杰出的文艺作品无不深刻反映着时代的呼唤和要求，或为社会变革、为时代进步而呐喊，或为知难而进、敢于胜利的英雄斗士而讴歌，或对新生事物加以热忱支持，或对腐朽思想进行无情鞭挞，或给人以美好的精神愉悦，或给人以深刻的理性启示。那种玩世不恭、扭曲人性的创作，不能为受众提供审美愉悦和心灵净化，无论如何喧闹地炒作，精神上注定无存留的价值，只能是旋生旋灭，“被历史送入历史公墓里去”。惟有那些脚踏实地地把文艺触须植根于社会生活，满怀热情地去倾听和熟悉民众心声的艺术家，才能创作出真实动人的优秀作品，给人民以巨大鼓舞和审美的享受。
（六）环顾四野，没有一种东西能够像文学艺术那样，具有如此亲切丰盈的力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像文学艺术那样，具有直抵人心的锋芒，具有直达历史的张力。
威加海内高唱《大风》的刘邦，志存高远、鞠躬尽瘁的诸葛亮，凿壁偷光、勤勉自励的匡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一山还一水、吾生未有涯的文天祥，穷且益坚、砥砺中流的王勃，骐骥筋力成、志在万里外的李白，气比精金、心如磐石的冯梦龙，丈夫经国、四海衽席的海瑞，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孙中山，倚长天抽宝剑、执长缨缚苍龙的毛泽东，白首壮心驯大海、青春浩气走千山的林伯渠……在过往的叙事中，文学艺术是对历史的敬畏凝结而成的心灵之术，是广袤生命的深深辙痕，是夜行者破晓启程的启明星，是复活往事和延续种族的一种方式，是伴随人类从懵懂黯淡的童年成长起来的摇篮曲。
文学艺术，是承载文化的重要方式，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再现历史，重温往事，是我们继承这笔财富的重要方式。从远古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微言大义到春秋笔法；从《吉檀迦利》到《埃涅阿斯纪》；从“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对沙漠中风暴景象的奇异描述，到盲诗人荷马在爱琴海边的深情吟唱；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痛彻追问，到普希金、歌德、博尔赫斯直抵云端的深邃质询；从蒙娜丽莎拨动人心弦的神秘微笑，到“命运”之神在贝多芬琴键下的急切叩问；从马雅可夫斯基穿裤子的云朵的哀婉伤恸，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千古绝唱……最古老的文学艺术样式或许就是历史本身。
（七）历史，是岁月留给子孙的无形财富，是前人馈赠我们的丰厚遗存。历史为后人留下了足够辽阔的艺术想象空间，也为这想象空间镌刻了精谨细微的碑界。倏忽而逝的历史瞬间，已然发生的历史事件，指向精微的历史路向，秉烛探幽的历史判断……这些构成了历史的长河，也构筑了我们的历史观念。文学艺术中的历史观，是文学艺术家自觉不自觉用以指导创造的一种观念形态，是作品中对现实和历史的审视，是多种因素相互纠结、相互冲撞、相互交织的结果。
今天的现实，明天的历史。历史和现实，无疑是事物在时间链条中两个并不明晰的阶段，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历史观不仅针对历史文艺而言，更针对现实文学而言。文学艺术家只有对其所描写的历史的、现实的内容作整体关照，才能真正总结出作品所表现出的历史意识和历史观。
（八）在文学艺术之塔一砖一瓦的建筑中，艺术家的历史观起着基础性作用，决定着对历史素材的简繁取舍、掘采把梳过程的每一步进退。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有什么样的文艺作品。
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历史是神安排的，哲学的任务是领会神的意志，更好地为神服务。以芝诺为代表的斯多葛派主张神意就是历史必然性，即历史命运，人对自己的命运只能逆来顺受。中国的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将人的意志与天的意志联系起来。奥古斯丁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上的、能见的或不能见的一切，“都是因创造主的仁慈而受造”，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兴衰，都由这“惟一的神”的意志决定。
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取代了神道主义，但丁、薄伽丘等认为，主宰人事的不是神，而是人自身。人有高贵的理性和无穷的力量，凭借这种理性和力量，可以创造人间伟大美好的事业。这是人类的一次飞跃。德国古典哲学将历史限定在心灵的辩证空间内。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首次将历史阐述为“世界精神在时间中的展现过程”，人类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的合乎规律的过程，并试图找出隐藏在历史人物动机后面的起支配作用的最后动因。恩格斯高度赞扬黑格尔这一合理思想，把它看作是唯物史观的直接理论前提。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凌空出世，是人类理性的又一次巨大进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九）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文艺创作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尊重史实，强调合理的艺术虚构，做到虚实相生，合情推理，达到艺术与历史矛盾统一的至高境界。
唯物主义历史观又包含历史价值观，是以为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而奋斗为最高使命的人生观。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才实现了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的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他们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概括表述。
科学、严谨、客观、健康的历史观，对促进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提升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思想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强调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高度集中的体现，描写人物必须从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宗教、艺术、教育、自然等多种文化因素出发，决不孤立地表现人物，这样人物性格、事件线索就有根有据。由此不难得知，文艺的历史观不是诞生于表面的层次上，而是在社会历史进程的深刻把握中，将动态的心灵史演变成真正的民族灵魂史。
（十）在近年某些文艺创作中，存在一种以个人记忆为基础，以家族谱系为脉络，质疑经典的历史叙事或创建非历史化文本的创作思潮，历史面临着被 “虚构”颠覆的“戏说”误区。
正如同历史事实的明晰不能仅靠法律和史书裁决一样，文艺真理的明晰化、历史事件的细节化同样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历足够遥远的时间距离和足够坚韧的空间判断。文艺叙事不能背弃历史，更不能逃避传承历史和塑造历史观的责任。“虚构”尽管是文艺创作的基础和前提，当文艺叙事从简明扼要的历史记录中分离出来之后，它就表明人类把握自身历史的巨大渴望，虚构必须建立在特定历史事实和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必须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历史责任、对民族情感的历史悲喜、对国家命运的历史关怀的基础之上。那些“戏说”历史、解构经典的文艺创作，完全抛开历史的真实，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评判的客观标准，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历史作为消费和娱乐对象来实现其功利目的，或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以达到其解构历史的目的，这对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价值观的培育都是极其有害的。说到底，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就是历史规律与艺术规律的统一。和谐有序的市场运作、文化产品的适度消费、传统价值的理解尊重、知识群体的社会担当，都是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广阔天地。
（十一） 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所构成的各种历史关系中，是非、善恶、美丑的价值评判是人们处理这些关系的行为准则。
人的价值观是他世界观、人生观的具体体现，是人们进行道德评判和道德约束的重要标准。它既是社会评价人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尺度，同时也是个人对自身行为的道德价值的自我意识。一个精神缺失、进退无据、无所依凭的社会不可能构成和谐；一个荣辱颠倒、是非混淆、美丑错位的社会无法实现和谐。
树立楷模，才能引导风尚。文艺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其独特的美感教化、道德熏陶、精神提升功能，使其在人们形成荣辱观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文艺创作只有对社会的嘉言懿行进行褒奖，对丑恶行为作出谴责，才能形成公众舆论，对人们的言行产生他律作用；只有在潜移默化中，作用于人的情感和心灵，才能促进内省、净化灵魂、提升境界，使人们自觉地履行道德义务，保持尊严、荣誉和人格，而不做可耻、毁誉和损害人格之事。
（十二）“文以载道”、“夫文章，盖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中国文化历来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道德文章”总是连在一起的。
高尔基认为，文学的目的就是“在人们心灵中唤起羞耻、愤怒和英勇，并想尽办法使人变得高尚有力，使他们能够以神圣的美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这同中国传统文化“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是一个道理。人类文明发展史充分表明，进步的文艺从来都是传播美德、弘扬正气、塑造心灵的重要形式。而营造一个褒扬高尚品德、鞭挞不良行为，使一切可耻丑行遭到世人鄙弃的良好社会氛围，是文艺工作者必须坚守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我们民族的文化底气，打造我们的精神基石。
泱泱华夏，文明光照五千载，先人们明辨荣辱，以“礼义廉耻信”为主要内容的道德理念，熔铸社会赖以发展的价值体系和泽被后世的文化精神。有人甚至断言，许多伟大的文明都会通过强烈的耻感意识来维系基本的文化价值。我们的祖先一向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不仅以此“慎独”修身养性，而且据此治国安邦。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就把知耻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无羞耻者则不配为人。儒家认为，用惩罚的手段令人惧怕而不越轨，那是被迫和无奈；只有当人知耻了，才会自觉地不做那些可耻的事，正所谓“有耻且格”、“行己有耻”。由此可见，中国社会千百年来都把明耻视作知人论世的准则，不仅是衡量是非、忠奸、曲直的一个标尺，也是鼓舞人们挺身而立的力量；而无耻则是使人无地自容的“不义之大端”。
（十三）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有多少知荣明耻、高风亮节的忠臣义士，为后世所尊崇。他们的形象活在诗词歌赋、话本戏曲及歌舞影视之中，他们的精神薪火相传，滋养华夏，激励后人知善识恶、明美辨丑、崇仁尚义、尊道贵德。
从首阳山伯夷叔齐拒食周粟而亡，到李大钊、方志敏等无数革命志士为正义和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壮举；从前贤“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志士“不为五斗米折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到先烈“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颅”、“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的气概，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豪气，贯穿其中的是以爱国、忠贞、坚强等为荣耀，而耻于背叛、失节、屈服等的人间正气，正是这种体现真善美的传统荣辱文化，使中华民族虽饱经忧患、屡历乱世却延绵不绝、屹立不倒。
这些年，我们的文艺创作相继塑造了《孔繁森》、《焦裕禄》、《任长霞》、《生死牛玉儒》、《张思德》等一批优秀共产党人的形象，他们是时代英模，也是道德楷模，他们身上流淌着的民族优良品德，在时代精神的淬火下得到了升华。
（十四）明耻就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警戒意识和自律力量，构筑起人之为人的道德防线。
廉耻是“立人之大节”，“士皆知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这些话分别出自大散文家欧阳修和诗人龚自珍之口。而挞伐无耻的丑恶，也是文艺的传统和力量所在，古往今来有多少道德沦丧的无耻之徒，如暴虐无道的殷纣王、指鹿为马的秦赵高、吮痈无耻的汉邓通、奢靡挥霍的晋石崇、残暴成性的隋炀帝、口蜜腹剑的唐李林甫、权诈作伪的明魏忠贤以及贪得无厌的清和珅等等，成为各种艺术创作的题材，作为反面教材现眼人世，永遭唾骂，遗臭万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奸佞”，西子湖畔那尊跪了千百年的铸像，不仅让岳飞的“精忠报国”万古流芳，也将秦桧卖国求荣、陷害忠良的无耻行径，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十五）在全球化时代各种思想文化的激烈碰撞和社会转型期纷纭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在接受新的文化观念更新价值取向的同时，一些优秀的传统道德、高尚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了冲击。“留住我们的根”，就是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的依归和呼唤。这“根”就是守住做人的道德底线，践行知荣明耻的起码准则。
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社会道德底线是不能被突破的，否则社会就将陷入混乱，和谐发展更无从谈起。守住社会道德底线，要求我们的文艺创作在知荣明耻方面有所遵循，用熔铸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唤醒世人的道德良心，筑牢道德防线，在培养人的羞耻心、同情心、仁爱心、责任心方面做出足够的努力，确立共同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树立起知荣知耻的道德标杆。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优秀的文艺作品，最终是以追寻美好人生、创造美好生活为旨归，而不是以败坏道德、戕害人性为归宿的。古往今来，优秀的文艺都应是真善美的统一体，都应有高尚的人格境界和伦理价值，有益于世道人心，有利于受众精神境界的提升和社会风气的净化。
（十六）今天，我们正面临着一个社会深刻变革的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切，都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
面对这样一个波谲云诡的伟大变革时代，面对缤纷多彩的社会生活，先进与落后、革新与守旧、方兴与垂死，错综复杂的现实对文艺创作而言，既是机遇又有挑战。文艺创作中的历史观和荣辱观，说到底是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文艺创作和生产领域的具体呈现。是做时代热情的鼓手，还是做冷漠的看客，抑或充当历史进步的阻力，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一切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加强思想修养和业务锻炼，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把握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勇于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坚持从火热的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人民群众的生动创造中去汲取营养，创作更多体现时代精神、讴歌真善美的优秀作品，努力成为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