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素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我国幅员广阔，自然资源的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耕地、淡水、能源、矿产等资源的相对不足仍十分严重。而且在资源、环境的利用、管理方面还存在浪费性消费、破坏性开发等问题，因此，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已成为我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课题。而这一课题的重点是资源和环境的合理利用和保护。我国“十一五”规划中为人口、资源、环境设立了约束性指标，如人口增长率不超过8‰，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2亿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其实，这些问题背后的终极制约因素是人口这个要素，但现在大多数人对人口这个关键因素重视不够。
在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问题中，人口才是最关键的因素。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归根结底是人口数和人口消费力的合力造成的。日本学者黑田俊夫把全球环境恶化的原因比喻为两个“炸弹”：“人口炸弹”（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和“欲望（需求/消费）炸弹”（主要在发达国家体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人口炸弹”显然是存在的，而我国又是一个经济迅速腾飞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及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因而，“欲望（需求/消费）炸弹”的威力也在不断增加。如果说早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观点属于警世危言的话，那么，重温《人口炸弹》（“Population Bomb”）作者保罗·艾里奇（Paul Erich）概括的I=PAT公式，则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这个公式中，“I”（Impact）为人类对环境的压力，“P”（Population）为人口，“A”（Affluence）为消费、需求，“T”（Technology）为科学技术，这里的技术因素按现代的理解，应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行为科学、人文科学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的交织。有必要指出，在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公式I=PAT中，人口的增加是对生态环境的一种压力，是线性的正相关，需求（A）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则是一个加速倍增的正相关关系，科学技术（T）这个因素有两面性，能缓解压力，也有可能加剧压力的一面，因为科学技术进步会刺激人们的需求和消费。这些观点为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众多人口给资源、环境带来的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为了解决庞大人口的生存、就业、发展等问题，必须尽可能地挖掘、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当人口膨胀的压力加大，对资源环境开发和利用、管理的水平科学化程度还不高时，人对资源环境的直接或间接压力通过人口的吃饭、就业、居住、交通、闲暇生活等引致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如毁林开荒、陡坡开荒、超载放牧、围湖造田、小化肥、小五金等造成的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原沙漠化、陆地下沉、大气、水土污染、动植物种群遭到破坏等问题。如何协调好人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两难抉择。
1992年，新德里世界科学院院长峰会指出，从长远来说，唯有通过“科学技术+人口+社会科学”多条途径，再加上科学的决策和不断提高人们的资源、环境意识的合力才能最终解决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其中，稳定低生育水平，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是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
四、稳定低生育水平是向人才资源强国转变的选择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庞大的人口意味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使得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依然不可小视。印度也是一个人口大国，2005年，印度与中国的人口之和达25亿左右，占世界总人口的38%。2000年，中国15～64岁劳动力年龄人口高达8.7亿、印度为6.2亿。【65】为了形象地说明中印两国因庞大的人口对今后世界的发展的重要影响，有人把中国（China）和印度（India）合称为CHIN-DIA。
有意思的是，中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提倡家庭计划的国家，但目前印度的生育水平却显著高于中国：中国的总和生育率（TFR）维持在1.8的低水平上，印度则处于3左右。据联合国2006年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印度人口将在2030年前后超过中国。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按每万人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或大学生数来衡量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印度都大大高于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大学生人数倍增，情况才有所改变。但至今在国际社会上的公务员、科学家、医学和法律专家的人数中，印度仍占很大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是人口大国，但还不是人才大国。
未来国家间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如何充分开发人力资源、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是提高我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强调，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是抓住战略机遇期、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66】而我国的劳动力数量虽然丰富，但质量却不够高，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还较低。资料显示，我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两项均达不到初中二年级的水平。【67】这与现代化生产对劳动力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由此，造成了我国的劳动力主要集中于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劳动报酬低，创造的社会财富也相对较低。因此，我国在未来的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必须把庞大的人口数量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
实现这种转变的一个根本前提是人口数量增长必须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因为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教育、培训、保健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投入。这些投入主要靠公共财政和家庭支出。教育经费的投入直接受制于新增人口的规模和速度。在人口高出生率的情况下，大量社会投资将被新增人口消耗掉，用于青少年普及义务教育的经费尚“捉襟见肘”，用于提高教育水平的经费更受限制。稳定低生育水平，可以持续地把人口投资转化为人力资本投资，并更多地投入到教育、卫生部门和科学研究领域。自第二次人口普查以来，我国0～14岁的婴幼儿、青少年人口一直在3亿以上，仅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6～14岁适龄年龄段人数就在两亿左右。中国是“穷国办大教育”，普及教育和提高教育难以同时兼顾，因此，我们认为，中国人口受教育年限短，高等教育入学率、学生在校率和每万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低与庞大人口基数极有关系。稳定低生育水平就可以在教育普及和教育提高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五、稳定低生育率，TFR保持在1.8左右
低生育水平究竟应该低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越低越好呢？这些问题是关系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必须进行审慎分析。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总和生育率指假设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生育的孩子总数。由于它能很好地说明妇女的终生生育数，因此，它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虽然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在过去约十年的时间持续保持在1.8左右，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但由于第四次生育高峰的影响，现在的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依然面临反弹的压力，加之由于人口基数大，我国每年出生人口仍在1600万以上，1.8的总和生育率既能够稳定现有的生育水平，使我国人口增长不超过15亿，达到人口峰值后放缓且不会急剧下降，又比较符合群众生育意愿，有利于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不少人担心我国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话，今后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时独生子女家庭的老年人没有子女照顾，这种担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TFR稳定在1.8就意味着独生子女只是一代人的政策，不要求独生子女只生一个孩子。而且在现代社会，家庭规模缩小是必然的趋势，企图完全在家庭范围内而不依靠社会力量养老育少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社会经济政策往往比依靠提高生育率更及时、更有效。高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对中国的发展可能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是不明智的。
对于中国的适度人口规模有许多设想和方案，笔者认为，用TFR比适度人口规模更科学，更有可操作性，因为TFR1.8可作为一个监测指标，能够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现TFR偏离1.8较多，就可以采取恰当的人口、社会经济措施，因为很多指标都同TFR有明确的数量关系，有极高的相关性，所以用TFR1.8来衡量还具有简洁明了的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伊始，我国应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同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挑战，走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之路。科教兴国战略是提高人口素质的根本教育观就是对教育总的看法，一个人的教育观实际上是他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教育上的反映或折射，决定于他的历史经历、社会角色和认识能力。我从小学到大学、从出国留学到回国参加祖国建设，长达70年，或作为学生、教师，或从事研究，都同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有过不少想法和看法，但从未上升到教育观的高度。我在大学学经济，到美国留学攻读工商管理和统计学。回国后，近50年几乎都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统计学、人口学和老年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从参加院系调整、学习毛泽东思想、经历“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参加教育改革、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等，这些经历对我的教育观形成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担任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和任两届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主任期间，参加过多次对教育问题、教育立法的讨论以及准备教育提案和建议的起草工作，在人口的调查研究中接触到很多关于人口素质和教育的问题，加上改革开放后出国讲学访问、参加会议有五六十次，所有这些更新了我的教育观念，促使我的认识向前发展。一、科教兴国战略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科教兴国战略写进《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规划的建议》中，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此又进一步作了精辟阐述。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宏伟目标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措施，是对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思想的重大发展，是一项高瞻远瞩的战略，是保证我国在21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在讨论科教兴国战略之前必须对这个命题有一致的理解。按邓小平理论，“科教”应指“科学技术和教育”，不能理解为“科学教育”或“科技教育”；更不能理解为“科技教育和培训”或“科技（大学）教育”之类。因为在一些文章和讨论中，教育在科教兴国中的作用被有意或无意忽略了，这就使科教兴国的基础被抽掉了，使科技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兴国”的科学涵义是指把我国建成一个富裕、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还要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不能把“兴国”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增长，这是一种片面的发展观。如果对科教兴国战略理解偏了，就有可能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出现畸重畸轻：“重科技，轻教育”、“重高教，轻普教”、“重智育，轻德育”、“重理轻文”、“重升学，轻素质”、“重重点，轻普通”、“重尖子，轻一般”。这样就不能全面贯彻教育方针。本文着重从教育方面论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意义。
（一）科教兴国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纠正了科学和教育工作中存在的“左”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以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勇气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第一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又指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他提出一系列精辟的教育思想：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全党全国工作转移本来就应该包括教育在内；一个地方、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是没有转好，或说转得不够完全。他强调指出，“各级领导人要像抓好经济那样抓好教育工作”。他非常重视增加对科研、教育的经费投入，指出：“教科文卫的经费太少不成比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更感人肺腑的是，他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邓小平同志谈到教育时，总是把它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1983年他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深刻体现现代教育的本质是培养大批人才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教育要面向世界，就是要教育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这样就把教育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为此就要解放思想，更新一切不适应现代化的教育观、教育体制、教育内容和方法，推进教育现代化。教育要面向未来，是对教育的本质是培养未来人才即“百年树人”的反映，要有长远打算和前瞻性研究，使我国的后代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是系统的、完整的，“三个面向”是它的精髓所在，是我国逐步形成科教兴国战略的力量源泉。
在邓小平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国1985年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教改决定》），明确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教改决定》指出，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及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要造就数以亿计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行各业有文化、懂技术、业务熟练的劳动者。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具有开拓能力的厂长、经理、工程师、农艺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和其他经济、技术工作人员，还要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能够适应现代化科学文化发展和新技术革命要求的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新闻和编辑出版工作者、法律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军事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党政工作者。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这就为科教兴国提出了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任务。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义务教育法》、《教师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国务院及其所属的教育行政部门发布了一系列的教育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这就使科技兴国战略的实施有了法律护航。
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为了实现这项战略任务，指导90年代乃至90年代以后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使教育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1993年2月13日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下称《纲要》），要求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不久前，国务院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原则批准了教育部制订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又进一步使科教兴国战略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大大鼓舞和增强了全国人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信心和勇气。
（二）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国情的历史选择
科教兴国战略是从我国国情的实际提出的。中国现有12亿多人口，人口还要继续增长到15～16亿才会停止增长。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5。人口众多是中国最突出的国情，我们无法选择。但国家的发展战略我们是可以选择的，这需要对国情有清醒的认识。
在过去一个时期，认为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现在冷静地、客观地认识到，从总量来说我国是地大物博，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占有的资源来说，我国是资源小国，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人均耕地1.2亩，人均淡水2500立方米，分别为全世界人均水平的1/3、1/4。我国草原面积比耕地面积大得多，但也不到世界人均的1/3，而且都位于高寒干旱地区，质量很差；林地人均面积更少，仅及世界人均林地的1/9，而森林的储蓄量就更少。矿产资源虽品种较齐全，但富矿不多，人均也仅是世界人均的一半。因此，国情可概括为：人口多、底子薄。而且，我国人口素质低，农村人口占70%；劳动生产率低，人均GNP在世界位于100位之后；水土流失严重，大江、大湖、大气、水体和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
在发展生产的诸要素中，我国缺资金、缺技术，也缺乏自然资源，惟一丰富的就是人口“资源”。但人口资源还不是人力资本，我国人口过多，如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和不加强教育工作，众多的人口不但不能成为资源而且会对社会发展造成一种负担。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和开发利用现有人口“资源”，培养出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各种人才，变人口的负担为劳动力和人才优势，是惟一可供我们选择的出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国家都有一定优势的自然资源，人口也迅速膨胀，因而又有廉价的劳动力优势，他们在谋求经济发展中，都制定和采取了一些发展战略，如“出口导向”、“进口替代”、“劳动密集”、“劳动力输出”等战略，实际上都是立足于“资源兴国”和“劳动力兴国”。这些发展中国家人口素质低、人才短缺，但真正重视教育的不多，大多是采取派遣出国留学生来解决人才短缺问题。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化时代后，“资源兴国”、“劳动力兴国”只能使国家愈来愈衰弱，而依靠“技术立国”和“教育兴国”的，则显示出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而且后劲很大的趋势。世界银行最近发表的一个报告《知识与发展》【68】中，对比了加纳和韩国发展战略的效果，给我们以一些启示。
加纳（原称黄金海岸），交通方便，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矿产品和农产品资源丰富，森林茂密，覆盖率很高。独立前，黄金、钻石产量曾位居世界前列，占第3～5位。每年采伐大量森林，成材的2/3出口。可可产量曾居世界第一位，占世界产量1/3。资源不可谓不丰富。1957年独立后一直发展对外贸易，出口农林和矿产资源，贸易年年顺差，买回粮食并利用廉价劳动力引进外资开发矿产、林业资源。然而，时至今日资源已呈枯竭，民族工业至今尚未发展起来，人均GNP还不到韩国的1/6；而40年前，即加纳独立时，加纳的人均收入与韩国相同。世界银行认为，造成这种差距至少有一半原因是由于韩国在获取和利用知识方面更为成功，就是说韩国重视教育，把教育与生产力相结合并取得了成功。在1997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韩国政府认为出路之一是加大科技和教育的投入。政府通过的《科技革新特别法》规定，在今后5年中政府对科研方面的投入由1997年占政府预算的2.9%增加到5%。
在选择科教兴国战略上，我国的认识是经过反复的。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过我国最大的失误就是在教育，这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在一个时期内根本没有认识到科教兴国的正确性和科学性。早在1959年，就用“人手论”来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中关于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正确主张。“人手论”的主要论据是人口越多越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认为人手创造的财富一定能超过人口消费。其主要错误是把人口看成是人力资源，不懂得人力资源需要开发（就是教育和培训）才能成为劳动力。其错误认识的根源是以最原始的生产方式的观念来看待现代化的生产，不懂得现代生产需要有资金、技术装备、原材料、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受过教育的工人，更不懂得社会经济运转需要培养出大批人才，而人才需要教育来培养。“人手论”在极左的错误思潮影响下，走向“读书无用论”，进而否定知识、取消教育。可见，科教兴国战略是要经过科学技术和教育两个领域的拨乱反正才能提出来的。
（三）科教兴国战略是党中央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制定的重大决策
科教兴国战略是在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两番，经济要继续向前迈进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刻提出的，非常必要和及时。第三步目标是到下世纪中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人民生活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此就要积极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在现阶段，我国必须解决好两大课题：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基本上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能在资源分配中起基础性作用，优化经济结构。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由依靠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变为依靠内涵扩大再生产，真正在我国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
多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不断扩大规模和过多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来达到的，形成“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速度型经济，这是难以持久的，必须转为效益型经济、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复建设和产品质量低劣，是资源的极大浪费，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和科学技术来解决，这就需要有大批经济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来参与。我国对资源和能源的浪费是令人痛心的。例如我国在淡水资源灌溉农作物方面浪费惊人；我国单位钢产量电耗和一些单位产品的煤耗、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几倍，这对我国这样一个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来说是难以为继的。必须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出路就是把科学技术进步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来。而基础就是发展教育，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这是提出科教兴国战略的客观依据。
二、迎接知识经济对教育的挑战和机遇，坚持教育的协调发展
（一）知识经济对教育提出严峻的挑战
江泽民同志1998年在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指出：“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他的讲话像春雷一样，又一次唤起了全国人民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紧迫意识。
知识经济，顾名思义就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即：（1）依靠知识的创新来推动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2）依靠知识创造性应用于经济；（3）利用知识广泛传播来推动经济发展。
二战后，经济上出现了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新情况。
首先，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蓬勃兴起，微电子技术应用到各行各业，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知识为基础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也愈来愈高，所有这些已大大改变了二战前传统产业的经济结构和劳动结构，有人开始使用“后工业经济”或“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以区别于原来的工业经济和工业社会。对于这种变化，1982年的《大趋势》一书以“信息经济”一词来表述，其后也有人提出过用“高技术经济”来概括。1990年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知识经济”的概念。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明确定义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其实在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以前，“知识经济”一词已散见于报刊杂志。可见知识经济的提出在西方已酝酿了几年，现在也还有人称“信息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或“全球化”时代。由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这一变化，现在仍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还未达到质的变化。因为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仍在努力实现科技变革、教育改革，也要走很长的路，还不能说整个国民经济以知识为基础，传统的工业仍然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江泽民同志关于“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的用语是准确的，知识经济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其次，西方知识经济的出现对我国形成的挑战咄咄逼人。其一，西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和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已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以美国为例，1948—1984年经济增长的66%来自科技和教育。【69】据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报告估算，其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在50%以上。【70】另一些估计，美国和欧洲的科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60%～80%。【71】发达国家科技更新很快，新技术寿命一般只有5年。【72】其二，知识经济是在发达的工业经济、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和完善的基础设施的条件下才能孕育出来的。我国工业化远未完成，经济底子很薄，基础设施还很落后，知识经济很难在贫弱的经济和全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全面开花结果。我国在迎接知识经济时面临加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赶上知识经济发展步伐的双重压力。其三，知识经济的基础是教育，知识经济的竞争即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但归根到底是人才竞争和教育竞争。教育的基础是普通教育。德国在240年前，美国和日本大约在130年前，就实行了义务教育。我国实施义务教育刚启动不久，离基本普及还要付出很大努力，还有相当比例的青壮年是文盲或半文盲。我国在当代国际竞争中，尽快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和推进素质教育，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我国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同发达国家的差距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四，知识经济立足于有知识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这需要很大的投入才能培养出来。因为知识创新研究是有风险的，要求有风险投资，必须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正在不遗余力地加大投入。美国1990年制定公布了《2000年教育规划》，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9年国情咨文中许诺对各级教育增加更大的投入，并许诺“向所有人敞开大学的校门”。【73】英、法两国都是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加大高教投资在中央财政支出中的比例，英国由1990—1993年的8.15%提高到1994—1995年底的12%；法国1990—1993年教育总支出增长率在4.2%～6.3%，高出经济增长率3～4个百分点。发达国家在对人才的培养与争夺中由于财势强大，已居于优势。我们不得不警惕，已培养出的高素质人才有“外流”的危险。
在工业经济时代，我国由于落后挨了打，至今记忆犹新。如果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仍然落后，中华民族就很难再有出头之日，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199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估计为8万亿左右，按外汇价约1万亿美元，只及美国的1/7～1/8，而我国人口则是美国的4.7倍。因此，我国与美国的人均收入有三四十倍的差距，还不说人均财富。如再进一步拉大，确实不堪设想。我们必须有危机感和紧迫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