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提高应对老龄化的能力
怎样将科学研究转化成政策，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这个会议则是这两者的一个很好的结合，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既听外国专家的意见，也听本国专家的意见，这对完善“十一五”规划是很有益处的。
“十一五”规划讨论最多的是时代背景。我们从完全不认识老龄化，到今天这个程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显然还不够。现在国家对老龄化工作的长期性、重要性、必要性有了相当的认识，可对老龄化问题是不是很严峻，在认识上还是有差距，特别是领导部门对老龄化问题的紧迫性认识不够。对老龄问题是说起来重要，放下来忘记。
现在光凭人口数据判断老龄化问题是不够的。人口比例的高低，老龄化速度的快慢，必须结合经济社会条件去看待，如果我们应对老龄化的能力是强大的，10%、15%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国最大的特点就是未富先老，虽然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翻了几番，但面对一亿多老年人，仍然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我国城市里面老龄化的问题不怎么严重，但城乡有明显的差距。我国要用3 %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养活20 %的老年人，显然我们的物质准备是不够的，同时老年人在文化健康的素质上也缺少准备，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也不足。国家、社会及老百姓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不强。这是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所在。
所以老龄事业的重要性就在，预防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老龄事业建设的重点是提高能力，提高全党、全民、国家、社会、社区、家庭、个人预防和适应老龄化的能力。我们提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但同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有保障的老龄化，这三个老龄化结合起来就等于三个终身：要终身理财、终身健康、终身学习。这也就具备了应对老龄化的能力。
（本文原载《中国老年报》，20050920）
关注社会养老问题——析《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
1985年，穆光宗从经济学专业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工作。作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教授，我很自然就同他认识了。后来，他跟随我攻读人口与发展专业的博士学位，对他了解就更加直接和深入。我和他一起发表过许多专业性研究论文。
早在1986年，穆光宗就开始公开发表论文了，此后他一直耐住寂寞和清贫，坚持从事人口问题和老龄问题的教学研究工作。穆光宗在中国人口学界和社会老年学界提出过许多创新观点。他在人口学和社会老年学界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声誉，多次获重要学术奖项，成为业界公认的有较深造诣、很有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
目前，东亚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养老问题则是老龄问题的重中之重，家庭养老制度长久以来都是东亚社会基本的养老制度，但在生育率持续下降、人口迅速老龄化和经济社会现代化多重过程的交互影响下，这个制度何去何从却是东亚各国十分关注的问题。但这方面的比较研究在国内尚付阙如，所以穆光宗这次赴韩国研究的课题《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华龄出版社出版），应该说是慧眼独具的。
我国目前十分重视养老问题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权益保障法》规定：我国将主要依赖家庭养老来解决养老问题。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国传统的子女养老和在家养老相结合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我国正在探索新的家庭养老的模式，譬如，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服务的结合。但我国问题的解决不能局限于本国的视野，非常需要借鉴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穆光宗的研究正是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不仅比较了亚洲的养老制度和养老文化的变革，而且放在全球视野中来看待东亚的家庭养老制度。他对东西方养老制度的比较虽然具有开题的性质，但提出的一些观点却值得重视。譬如他对“有距离的亲密”这种居住安排的认可，就是对养老文化中自我养老精神实质的挖掘和概括。
他的研究视野是开阔的，分析是到位的，不少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具有原创性价值。譬如他对养老资源、养老模式、养老方式、养老支持力、养老质量、自我养老的讨论和定义，以及提出的老年需求理论，东亚家庭养老制度变革的五个方面，养老的贡献——回报理论，对21世纪东西方养老文化的展望等都有自己独到的深刻见解，对于推进国内社会老年学的研究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虽然有些观点并不是不可以讨论，但总的来看，穆光宗提出的见解都是深思熟虑、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他没有局限在对事实浅层次的描述上，而是努力在理论上有所概括、总结和升华，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老年学的理论研究。通过他系统细致的研究，我们发现亚洲各国其实是可以互相学习的，在东亚的养老传统中，有着很高价值的文化资源等待着我们去开发。
作为多年从事老龄问题研究的学者，我相信本书的价值不仅在于理论上的贡献，而且对我国老龄政策的制定也将提供基础性的学术支持。
（本文原载《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北京，年龄出版社，2002）
健康、安全、尊严、贡献的老龄化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老龄化只会加剧而不会逆转。这种发展我们不能选择，只能因势利导；但是，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老龄化，我们是可以选择和争取的。我以为至少有四种老龄化的前途要争取实现：即健康老龄化、安全老龄化、尊严老龄化、贡献老龄化。
健康老龄化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我就不多说了。所谓安全老龄化，也称保障老龄化，就是指在老龄化的条件下，所有老年人都能享有安全感和有保障的生活。老年人的各种合法权益和机会，不会因年老而被剥夺或丧失，并能充分享有各种权利和自由，从人身自由权、受赡养和扶助的权、财产所有权、劳动权、婚姻自由权、房产权和继承权直到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维护健康的各种权利和对自己晚年生活安排的知情权，等等。尊严老龄化，是指老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老年人同其他年龄人群一样，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在社会上的机会和权利也不应受歧视。贡献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晚年仍能继续对社会作贡献。老年人毕生积累的技能、经验和知识都是社会的宝贵财富，社会应在老年人志愿参与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能，继续为社会和家庭作贡献，使老年人和社会都能受益。
（本文原载《中国老年报》，2001 01 02）
东方文化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在第六届亚太地区老年学学术大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本文所讲的东方文化是泛指受到孔子文化影响的地域，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或政治概念，不少称之为孔子文化圈，其范围主要是东北亚中、日、朝、韩，包括中国的台湾、香港和澳门是不言而喻的，也包括华人占绝大多数的新加坡等。至于周边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受到孔子文化的影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都会有孔子文化的烙印。
在世界的古老文化中，孔子文化经过几千年绵延不断的形成和发展，曾对人类文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也影响到周边地区。孔子文化同当地的文化结合又得到不断发展。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形成一个自成系统的文化圈，包括哲学、思想意识、经济、文学、艺术、教育、伦理道德、医药学、科学技术、生活方式和行为规范、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等，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具有自己的特色。孔子文化产生于农耕小生产的自然经济时代，以家族宗法社会和封建制度为基础，有很强的生命力，有很明显的保守性、封建性。诸如封建家庭统筹，如子代对父代的绝对服从、男尊女卑等都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因此孔子文化、东方文化中优劣并存，长短互有，精华与糟粕共存。在人类迎接老龄化挑战中孔子文化中有些成分受时空局限性，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不能解决老龄化的一切问题，但有些成分能超越时空成为人类解决老龄化的重要思路和有益的经验。人口老龄化是现代社会的伴生物，它是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必然结果，它出现的问题，主要应该用现代化方法来解决。西方国家是人类最先出现人口老龄化的，他们已经积累了一百几十年立足于西方文化应对老龄化的方法，有他们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东方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在老龄化问题上要向西方文化学习有益的经验。但西方化不等于现代化，具有东方文化的人口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办法，应该植根于东方文化。当然东方文化也不是应对老龄化的万应灵丹，只能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应该继承和发扬的是经过改造成转换的东方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或因素并把它同现代化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老龄对策相结合。
从近二三十年东北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中，下面东方文化中一些精华之点已被证明有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1）孔子文化的哲学思想和传统道德一贯强调为社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在个人对他人、个人对社会的关系上孔子文化强调先人后己、助人为乐，强调个人对社会的尽责，强调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为人群（群体）。东方文化强调整体主义同西方强调的个人主义在迎接人口老龄化在出发点和后果会有很大的差别。整体主义把老龄问题作为整个社会的问题，不是仅仅是个老年人个人的问题而是通过国家、社会、社区、家庭、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家庭成员的合力来解决。个人主义强调到老年期个人的独立性，鼓励老年人、非老年人发挥个人的力量和潜能迎接老龄化也会有积极意义，但过分强调个人，老年群体常常会出现孤独感和在困难时孤立无援。孔子文化中曾追求鳏、寡、孤、独、残、疾者皆有所养，并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作为仁政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在现代社会，把整体主义和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有机结合将取得更大的效果。
（2）东方文化重视家庭的作用，强调家庭和社会在人际关系上的和谐。在对待老年人东方传统上是家庭养老，即由家庭成员对老年人在经济上保障、在生活上照顾、健康维护并提供精神慰藉，而且在居住上过去大多是大家庭制，在近代仍有不少是两代人和三代人生活在一起。在西方文化看来，子女赡养上一代甚至两代人并生活在一起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其实在低收入的情况下家庭养老是唯一的选择。在儒家看来父慈子孝是一种“人伦的公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维持家庭关系的和睦稳定，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东方文化认为保持家庭和谐稳定，就要建立合理的道德规范，使家庭成员都能自觉遵守，其中最重要的是“父慈”，即亲代对子代的关怀爱护，“子孝”，即子代对亲代的孝顺，最基本的要求，不只是养亲，更重要的是敬亲、爱亲、尊亲。子孝是家庭养老的基础。东方文化中的家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中，一些规范带有封建性的如男尊女卑、子代对亲代的绝对服从等这些必须抛弃。
在家庭养老这个命题上采取否定态度是不明智的，人类老龄化的实践迄今仍在证明：在长寿时代，家庭对人类仍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家庭养老中的一些内容如对老年人收入保障、健康护理、生活照料等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家庭经济养老的职能会逐步被取代；至于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健康维护也会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特别是社区社会化服务的开展，有些也可以逐步被取代，但是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特别是来自配偶、子代、孙代的亲情的慰藉则是无可替代的。现在全世界的绝大多数老年人都倾向于居家养老，老人都愿意尽可能生活在长期生活过的环境中。在这个意义上，东方文化重视的家庭的职能和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会转变或改造但不会消失。
（3）尊老敬贤的社会道德规范必须保持。在孔子文化中尊老爱幼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十分受重视。提倡在一个家庭内尊祖、尊父，到社会上就尊重长者进而发展为敬贤。在东方社会，长期以来，家有老人、社会上有贤人被认为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在历史上尊老、敬老、敬贤对保持社会安定、社会发展，保持有序和谐的伦理关系和人际关系有过重要贡献，因为敬老同孝亲、敬贤风尚是一脉相承的，对今天激励中青年和发挥老人积极性仍有重要意义。但是，东方传统尊老、敬老、敬贤传统形成一套繁琐和不民主的礼节和规定过于迂腐不能继承。东方文化尊老敬贤是与社会文明和一个人有修养的反映。但东方文化对于老者要养、要敬，要礼让和安慰，对贤者要尊重和推荐以发挥作用，在长寿社会仍是大有好处的。
（4）传统医药和健身养生。传统医药和健身养生是东方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传统医术、药物、健身、养生是积累了几千年的实践经验形成的，从东北亚地区人口众多和寿命提高很快足以证明东方的传统医药、健康保健是人类的宝贵财富，是“精品”，不能轻易否定。历史上生物学、化学、解剖学、诊断学等不够发达，东方的医药学和健康养生方法能在个体健康上回答“是什么”，常常不能回答“为什么”。但一旦同现代生物科学和医学结合，许多传统医术、药物、保健、健身各法已逐步达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但其不科学、反科学、带有封建迷信的色彩的都要摒弃，保留其精华。东方传统医药、健身保健同现代医疗保健结合或作为补充在长寿社会对保障大多数人健康长寿是十分有益的。现在针灸学、太极拳、气功健身等已为愈来愈多的人所接受并证明行之有效。东方文化的养生学包括“养心”、“养身”，同现代医学所讲的身心健康不谋而合。修德养心具有明显的儒家传统。把自身品德修养作为首要的保健。在生活方式上提出少私寡欲，起居有常，同现代所讲良好生活方式和习惯是一致的。东方养生之道在现代激烈竞争的长寿社会还是很有裨益的。而且传统医药学在社会负担较重时特别有利于大多数收入不高的人群。
（5）东方文化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对保证老龄化社会顺利发展有重要意义。
东方文化在历史上强调“人治”不重视法治。但市场经济需要建成一个法治的社会才能有序运转。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进程中要有各种有关老年人的立法，如老年人社会保险法、社会福利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要真正做到“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仅有法律还不够，必须有伦理道德规范。这就需要对社会成员进行伦理道德教育。
东方文化十分重视教育，在儒家的教育中把德育放在首位，这是优良传统，它所讲的教育不仅限于学校教育，在古代很强调家庭教育，十分重视父母的身教，儒家伦理道德教育中，能适应老龄社会的内容十分广泛，诸如对社会成员普遍给以尊老敬老和扶贫济困的教育，并且从小开始并鼓励身体力行。对成年人和老年人也进行自立、自强、自爱、自信和爱幼的教育。伦理道德教育不能解决老龄社会的各种问题，过分强调就会轻视法律，因此，二者不可偏废。
（6）东方文化推崇的勤劳勇敢、艰苦创业和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对迎接长寿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迎接长寿社会每个人都要作好物质准备、精神准备和健康准备，而且要从小做起。保持身心健康，对长寿作好思想准备固然重要，但对老年期的物质准备在参加工作时就应准备，全社会也要未雨绸缪。东方的传统道德就是要求在经济上开源节流，保证充裕的节余以备老年之用，另一方面，要求社会、国家公平合理分配代际间财富，节约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对社会成员提倡合理消费，保持良好的生活方式，既有利于社会成员的健康又能使晚年经济保障充裕。东方提倡节欲节俭并不是吝惜而是反对奢侈，反对浪费资源使社会可持续发展。
东方文化以上这些成分，现在看来都是可以继承的。
（本文原载中国老年学会主编《中国老年养生文集》，香港晨光出版社，2000，原文用英文发表刊登在联合国老龄研究所学术杂志Bold上，1999（2））
老龄工作应纳入政府的职能
当前，我国人口正迅速老龄化。如果现在不及早把老龄工作提到政府的议事日程，则有可能重蹈我国五六十年代不抓紧计划生育工作的失误。
人口老龄化现在已经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现实。这些国家几乎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最初这些国家对老龄问题都采取放任、少管的态度，认为政府不必介入老龄问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各国政府对老龄问题介入，其干预和承担的职责已经越来越多。例如，美国一贯标榜是用自由经济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到罗斯福上台实行新政后，在1935年签署了“社会保障法”，他申明此法旨在使老年人免于贫困，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已经承担起老年社会保障这项重要职能，此后通过的法案和规定政策承担的职能日益扩展。到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美国老年人法”，明确规定政府对老年人承担十项职能，使政府对老年问题的介入达到了新的高度。该法案规定要在政府内成立老龄事务局履行老龄工作的职责，同时加强了联邦老年理事会来促进和监督老年工作并作为总统的咨询机构。又如日本政府最初对老龄工作也不承担多少职能，但从六十年代以后认识到人口老龄化的迫近，就在内阁和各县先后成立了“老人对策本部”。1986年，日本国会通过“长寿社会对策大纲”，除规定了各部承担更多的老龄职能外，还规定在内阁成立一个更为权威的“长寿社会对策关系会议”，指定18个部的内阁大臣成员、19位局长为干部，并设有专职干部编制。美日两国政府的做法反映了人口老龄化对政府提出的要求，这也是人类的共同经验总结，值得我们借鉴。
从各国人口老龄化的经验来看，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任何国家的人口或迟或早都会老龄化。人口老龄化出现的前提条件是：工业化、城市化、生产的社会化和商品化、人口再生产的现代化（即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和生产方式的现代化。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必然出现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和家庭成员的迁移和流动等。这一系列合乎发展规律的现象出现，必然动摇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老年人的各种需求必须求助于社会来解决。另一方面，生产的现代化和市场的竞争又使绝大多数老年人沦为弱者。人口已经老龄化了的国家，为了社会安定和世代交替的顺利进行，把老龄工作作为政府的一种职能势在必行。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现在已经清楚地出现了这种趋势，而且这一要求在我国更为迫切。
第一，我国老年人大多先天不足，又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他们是处于不利地位的弱者，亟须政府出面加以保护。
我国是在小康水平的生活条件下迎来的人口老龄化，这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已经相当发达的情况下出现的人口老龄化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现在以及到下个世纪初的老年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在一穷二白和战乱频繁的旧社会度过苦难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而幸存下来的，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大多先天不足。解放后，能活到老年的人增多了，但老年人中体弱多病、伤残和生活不能完全自理者占相当高的比例。我国老年人大多经济上更为脆弱。发达国家的工作职员在进入劳动市场后即开始缴纳社会保险金，参加各种形式的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储蓄养老计划等，而我国职工和农民对国家和民族都作出了毕生的贡献，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老年人进入老年以前，大多缺乏养老的经济准备。城市职工的收入保障完全依靠国家、企业的退休金，对通货膨胀忧心忡忡。农村老人基本上都是依靠子女来度过晚年，在目前条件下，越来越需要政府保证和监督子女承担养老的责任。因此，我国老年人的收入保障和各种合法权益的维护，都寄希望于国家给他们以经济上的安全感。把老龄工作纳入政府的职能将对1亿多老年人起到一个“安民告示”的作用，增加老年人的安全感，这是我国社会稳定的需要。
第二，在我国老年社会保障中，国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这就要求老龄工作必须纳入政府的职能。
我国老年社会保障制度要改革，过去主要仿照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的养老制度，现在必须改变，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搞多层次的养老，即国家、企业（或集体）和个人三结合的养老，也有人加上社区养老。在我国改革后养老保障制度下，无论是采取现收现付、完全积累基金制度或半积累基金制的办法，还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组织或由保险公司承办，或是养老保险统筹到县级、省级或全国，起主导作用的始终是国家。因为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金融市场十分落后，而国家在老年人心目中仍然是最有威信的，这是历史上形成的，各种养老保障金的保值、增值、缴纳和发放只有政府或政府委托的金融机构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因此，把老龄工作纳入政府的职能是加快老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必要条件。
社区是我国的基层政权，社区介入养老工作本身就体现了它是政府职能，但是社区要完成这一职能，必须有上级政府对老龄工作职能的承诺和支持。
第三，把老龄工作纳入政府的职能是计划生育这一重要社会职能的继续、延伸和完善。
我国人口的迅速老龄化，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把计划生育任务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并有效地推行。我国广大人民都积极响应计划生育的号召，城市的育龄夫妇几乎都只生育一个孩子，可以预见，独生子女的父母到老年时必然要求助于社会。政府也有责任帮助他们解决养老困难。把老龄工作纳入政府职能可起到解除实行计划生育夫妇的后顾之忧的作用，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和持续进行。计划生育工作和老年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把老龄工作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是顺理成章的。
第四，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只有政府把老龄工作作为一种职能才能协调。
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必然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例如年轻一代对老年人的抚养比提高，老年人的再就业、参与社会活动、继续发挥作用与年轻人待业的矛盾，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对老年人享受社会发展成果的认识，有限的资源（如住宅、医疗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利用和分配问题等。这类问题常常会引发出代际之间的隔阂和矛盾，这些矛盾又都涉及国家的就业政策、工资政策、老年政策、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医疗政策和价格政策，等等。这些都要求把老龄工作纳入政府的职能才能协调有关部门来加以解决。
第五，迎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各种准备工作主要是由国家进行领导和组织。
对付人口老龄化不能“临渴掘井”，必须早作准备，这些准备包括立法和政策的准备、物质准备、人才准备、组织准备、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所有这些准备都只能由政府领导和组织，任何老龄社会团体是无能为力的，这些都是政府老龄工作职能的具体化。
有必要指出，把老龄工作纳入政府的职能并不意味着由国家把老年人“包下来”、吃“大锅饭”，又要恢复到计划经济。有的国家虽然政府设立老龄工作机构，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大多是通过市场由私营金融机构来承办的，政府并不直接投入资源，而是指导。老龄工作成为政府的职能完全是服务性的，不存在政企不分、机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问题，这符合当前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作为政府职能是由政府机构把全社会的、各级政府承担的老龄事业掌管和协调起来。至于如何实现是另一个问题。
（本文原载《中国老年学杂志》，1994（3））
老年长期照料护理的社会政策和产业开发刍议【74】
一、必须把发展老龄产业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
老龄产业是指为老年人口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产业。它的发展首先取决于经济的发展，即取决于整个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赡养老年人的子女和亲属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次，取决于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如果没有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就不会有老龄产业；其三，取决于国家经济转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鼓励和支持发展老龄产业的程度等。
老龄产业在我国长期以来是很薄弱的。确切地说，中国的老龄产业还不能严格地称之为“产业”，因为产业应是一个市场体系，而在我国一方面由于经济落后，老年人及其供养者收入低微，加之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老年人的消费需求十分低下；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模式几乎仍是传统的家庭养老，老年人的需要几乎都由家庭来承担，经济需要、精神慰藉自不待言，日常生活照料、健康的照料护理也主要由家庭成员负担，只是在不得已时才会求助于社会医疗和生活服务机构。当然影响老年人消费需求的还有传统消费观念、个人消费习惯和偏好等社会学方面的原因，但总的来说以上因素都使庞大的老年群体的消费需求受到约束。
但是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的增长十分迅速。预计从2000年—2050年的五十年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将由1.3亿上升到4亿多，其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8千万到1亿，约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20%以上，即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每5个老年人中就有1个高龄老人。而在我国要实行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家庭结构和家庭规模不断核心化和小型化，大部分家庭无力独自承担沉重的养老负担，因此，必须在养老问题上走家庭养老与多种形式的社会化、产业化养老相结合的路子。我国现在进入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这就为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二、老年人长期照料护理（LTC）是老龄产业的重中之重
在老龄产业中行业很多，有众多老年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行业，因为老年人与生俱来就是千差万别的，因此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而老龄产业既要有“锦上添花”的产业也要有“雪中送炭”的产业。但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还在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老年产业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老年服务业和护理业。
老年人长期照料护理（Long Term Care下称LTC，这是国际上普遍使用的简称）是指老年人由于其生理、心理受损生活不能自理，因而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里甚至在生命存续期内都需要别人在日常生活中给予广泛帮助。包括日常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照料（包括在医院临床护理，愈后的医疗护理和康复护理和训练等）。长期护理旨在提高由于病理性衰老，或由于正常衰老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它也是预防新的疾病发生的重要措施。
在已经率先进入老龄社会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人口趋向高龄化，老年人个体生理、心理受损，影响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而求助于社会，LTC是一种普遍现象。由于LTC需要家庭、社会、国家投入几倍甚至几十倍于老年人一般需求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发达国家对LTC都谈虎色变。发达国家特别担心由于高龄化后出现的卧床不起或老年痴呆症等造成家庭、社会、国家的负担。90年代初荷兰各种照料护理支出50亿美元【75】，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2%左右。根据美国1995年的一项统计，全国入住养老院的费用高达780亿美元【76】，相当于美国GDP的1%左右。需要LTC的高龄老人常因家里没有必要的护理条件而入住养老院。此外，医院的资源也不可能长期接受这类病人，这就为老年服务业和护理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机遇。
我国人口老龄化、高龄化正在加速，使得我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老年服务业和护理业的潜在市场。中国的老年人目前还是以年轻老年人为主，但健康状况并不够好。
我国老年人口各年龄段的死亡率均高于美国，而且随着年龄的升高，死亡率的差距更加显著。另外，从几次全国较大规模调查的数据来看，我国老年人口中带病、带残、不能自理的比例相当高。1987年中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表明：在60岁以上人口中，健康情况较差的占26.9%；而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平均预期伤残期竟占到了余寿的50%以上。
以上。
我国老年人的平均预期伤残期随年龄增长占余寿比重逐渐加大。60～64岁男性老年人的预期伤残期占余寿的23.56%，60～64岁女性老人的预期伤残期占余寿比为27.19%。说明老年人的余寿中平均有1/4左右的时间处于肌体功能受损状态。此外，1992年P22项目的调查数据表明我国老年人在60岁以后的寿命中约有60%～80%的时间是在带有各种慢性病的状态下度过的；该调查数据还显示了老年人口的平均预期生活自理期在余寿中的比重。
可以看出，在60～64岁老年人的余寿中，90%的时间是可以生活自理的。生活自理期占余寿的比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80岁以后下降的幅度尤为迅速，85岁后老年人的余寿中约只有一半或略多一点的时间可以生活自理。另外按这次调查生活自理期占余寿比重的大小排序依次为：农村男性→城市男性→农村女性→城市女性，城市女性老人的余寿中生活自理期最短。
再以预期寿命最长、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为例，2000年上海需要护理的老人约占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10%。根据北京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长寿数据集》提供的资料，80岁以上老年人完全自理的不到2/3（65.4%），而完全依赖、相对依赖、相对自理的占1/3以上。因为相对自理的也常常是需要人照料的。至于长期照料护理人数多少取决于生活质量的标准及自理和生活依赖程度的划分标准，见仁见智大有区别，因此数据差别很大。国外有人估计在发达国家，目前需要不同形式长期照护的已占老年人的1/4。【77】
随着老年人口年龄的增长，患病率、伤残率上升，自理能力下降，对长期照料护理的需求也将上升。考虑到我国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和高龄化的趋势，未来几十年内我国需要照料护理的老年人的数量将是惊人的。如果经济收入高一点，要求照料护理的人会更多，很多人因收入不高而抑制了长期照护的要求。
另一方面，根据目前全国和北京的许多调查来看，大多数老年人在初步解决温饱以后，其需求首先在健康维护。他们深知一旦生病，就可能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我国目前许多老年人都把收入剩余储蓄起来或希望投入到能增值的保险或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因此，老年人要求特殊商品消费并不多，而对医疗护理或日常生活照料的要求更迫切，这主要是由于增龄，体力和一些器官功能下降，不能不求助于社会。由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起步晚，养老体系不健全，长期以来LTC主要由家庭承担，社会介入少；加之经济基础薄弱，投入LTC的人力、物力不足，因此目前我国的老年LTC产业还很滞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