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过着地狱般的日子。
金融危机已经变成一个可怕的淫威十足的魔鬼，它毫无顾忌地展露着狰狞的面孔，发出放肆的笑声，兴趣盎然地看着我们在滚沸的没有救赎之途的油锅里盲目无谓的翻腾与挣扎，它从不担心报复，它无形地飘荡在世界各处，以一种飓风式的狂乱席卷了耸入云霄的高楼大厦和低矮破旧的贫民窟、衣着光鲜的上班族、对富足怀有无可指责的梦想的商人，还有大街小巷蹒跚穿行的衣着褴褛的乞丐。它是撒旦的现世变体，以报复上帝及其子民为乐事，它怀揣着积蓄了亿万年不得掌握世界的仇恨，笑意吟吟地数点着今日的光辉成就。它想把地面上的一切人、物以及所有与幸福有关的情绪都连根拔起，抛掷到九霄云外，让上帝在咫尺之内伤心而无力地目睹这一切。
但最终它改变了主意，它开始相信痛苦的深度永远与长度成几何级数之比，它拭目以待人类更令它发笑的可怜挣扎，和更加露骨地毫无同情心地互相倾轧。而且，它俨然成为一个极其睿智的集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的学识于一体的洞彻世事的最高级魔鬼，深信互相折磨与自我折磨才是让稍具悲悯之心的人类痛不欲生的最佳策略，至少可以把他们变成和它一样的麻木不仁、嗜血如命的低级魔鬼。一如金融危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法律与监狱、枪炮与核武器等都曾是它投向人间的仇恨的种子。它乐得高高在上地拍手称笑，俯视众生如勤奋的蚂蚁一样，自觉不自觉地把仇恨的种子播散在所有可以想见的地落里，像臭虫一样匍匐在粪堆一般的世界上，互相啃咬或伺机互相啃咬。令人寒心的是，它无疑达到了部分目的。
当我无可挽回地成为债务人的时候，才终于明白，我讨债的方式多么文明，又多么富有同情心。一个山东大汉毕挺挺地坐在我办公室里，他掏出一把蒙古马刀，清脆地砸在我的办公桌上，把我的笔筒和烟灰缸都惊吓得跳起来。他憋着嗓子满目恳求地柔声说，方总，你杀了我吧。我不动声色地——并非刻意，是无法有其他鲜明的表情——说，我为什么要杀你，别动不动就生啊死的，活着多好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不了多久，你那几个小钱我近日极力解决。他说，所以说你是大老板啊，对你那绝对只是几个小钱，可那能要我的命，我与其回去被那些要债的索命穷鬼杀了，不如死在你的刀下，成为你这样级别的富翁的刀下鬼我不觉得冤。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你要么救活我，要么成全我。我拿起刀，慢慢拔刀出鞘，赞赏道，真是一把好刀，多少钱，要不你杀了我吧，死在这样的刀下我也不觉得冤。他眉头紧锁地瞪视我半天，而后轻飘飘地说，别跟我他妈的废话，姓方的，三天，三天后不兑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三天里，他悠然自得地躺在我的办公室里，邀请我一起睡沙发，我要去吃饭，他马上电话订来盒饭，邀请我共进。其实除掉钱，我们无丝毫仇恨，在我们有钱的时候，我们也绝不会因为这些钱就有了仇恨。有一天夜里，我们谈得兴起，他还要来酸菜鱼火锅和二锅头，我们还抢着付账。我们都喝高了，我们聊起了他曾经送给我的红辣椒和大枣，我曾经送给他的笔记本和网络时代，我们还聊起了我们的祖先、冷兵器时代、中国的起源和蒙古广阔无垠的大草原和草原上那一簇簇迎风摇曳的美丽无比的无名小花和那悠扬的沁人心脾让人立刻顿悟般喜悦的胡琴声，总之，其乐融融。
一对河南老夫妻在他们文雅的儿子吃了我们两次迫不得已的闭门羹之后，亲自前来，他们还带了电视台记者和摄像师。老大爷一进门就扑腾跪在我面前，大呼方总救命。摄像师慌忙拍摄。我赶紧扶他起来，我说大爷，一切好商量，万不可这样折我寿。他咬牙切齿地说，要折也折过了。我儿子都已经被那些要债的逼得像鬼了，你不让我儿子活，我岂能让你生。你已经折我阳寿了，看我儿子那惨样，我额上皱纹一夜之间就能多两道。不，你才是大爷，钱在你手上，我是你孙子。但这种方式是没有用的，因为即使我和他一起跪上千万次，也无法使集团公司的账户上多出一文钱来，我虽有心，但根本无力解决他的问题。
几个小时之后，在过度繁忙的记者不耐烦的催促和暗示下，两位老人终于知晓现代已人心不古，男儿膝下虽有黄金如今下跪也起不到任何震人心魄的作用时，老太太使出了第二招，从随身包里掏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瓶子，仰口就要喝下去。在喝之前，她破口大骂，你们这些千刀宰万刀剐的，我要死给你们看，是你们逼死我的，我做厉鬼都不放过你们，天天飘在你床边找你要钱。如果做厉鬼就能要来钱，那么我马上也去做，我会尽一切所能把自己变成足够凶恶的厉鬼，我还把所有男公关都招回来，许以高薪，说服他们也变成厉鬼。即使这样也没用，厉鬼同样无计可施，它们无力从无毛的身上拔出一根毛来，即使翻遍也不可能在一文不名的内脏里掏出血淋淋的一文钱来。
第二天，上演了更惨绝人寰却令人发笑的一幕，两位老人在电视台记者的陪同下，相携着爬上公司的顶楼，他们煞有介事而不无沉痛地控诉着我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他们唯独放过了一同赴死的对方和钱），而后宣扬别无选择只能跳楼了。他们其实有很多选择，最好的就是闭门不出颐养天年，儿孙辈的事情让他们自己折腾去吧，现在已是不属于他们的他们也无法了解的世界了。我在办公室的监控器里木然地欣赏着老人那种决绝、勇敢而无知的表情，我还看到地面上所有观众都那么群情激愤，担心或窃喜。二十分钟后，我看见记者慢腾腾地走过去，毫不费力地劝下脚架在栏杆上的两位老人，他以职业性的表情告诉他们戏剧该结束了。他无疑是一个有潜力的新闻导演，懂得嘎然而止或适可而止的妙处。底下有些人显然很失望，嘘声四起。但老太太不经意失落下去的包解救了他们，兴奋而癫狂的叫声顿时响成一片。包优雅地划过二十七层楼，从我的窗边凄美地飘过，爆炸似地砸落在地，里面散落出一个身上扎满钢针的大头布娃娃，我在监控器里无法看清，但那应该除我别无他人。
作为徒劳无功的祭奠方式，这天晚上“新闻110”的电视节目十二年来第一次出现我的负面报道。标题就可以使我万死不能辞其咎——如此奸商，企图逼死七旬老翁老妪。节目中我所有友善的动作和表情毫无呈现，只见我像个冰冷的木乃伊一样坐在老板椅里。他们还用了一张四年前我参加省十大经济人物颁奖会的照片，那时我因为对人生的美好充满无知向往和对人生的成就作出幼稚定义而头夜兴奋得彻夜未眠，在颁奖会上，我眼睛黑肿，萎靡不振但极想亢奋起来，这张照片被他们很艺术地处理成狰狞的模样，照片里我斜着眼睛，鼓荡着一丝坏笑藐视着所有的观众。
他们真是良苦用心，并且较好掌握了宣传的绝对分明性，正义与邪恶必须从面貌上就有那么弱智而鲜明的天壤之别。既然我连贿赂的钱都没有，那就一切随它去好了。我也不想给几个月前还经常泡在一起称兄道弟拼命“炸雷子”的电视台马台长打个电话求情。毫无必要，在审片的时候，他肯定就已经乐不可支很多次了，说不定还有他的创意蕴藏其间，看着一个昔日艳羡的人倒下总是让人不由分说的激动。我是和林凌、山山一起从头至尾安静祥和地看完这档节目的，其间山山看看我又看看电视上五分钟节目中一直置于右上角的照片，异常肯定地摇头说，不像。因为小家伙的这句话，这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甜。在梦里我告诉自己，要不了几天，或许当好一个父亲就成为我最后的宗教了。
经常有人跟踪我。要债无门的客户和集专业私人侦探和债务公司专员于一身的从不相识的人。他们的角色在行动中奇怪地颠倒了。前者像侦探，偷偷摸摸生怕我发现，像只带毡皮冒的灰老鼠一样蹲伏在我可能出现的任何路口、我家楼梯的门口，除掉突然发现他们会蹲伏在我家衣橱之上、电视机之上或者碗橱、冰箱和鱼缸里，我一点也不害怕。穷光蛋是不怕抢劫犯的，他们大可以把我在大街上剥个精光，所谓的廉耻在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是以金钱多少极富等级分明地衡量的。而后者却刻意显得像粗鲁的客户，他们在我出现的所有地方拦住我，与我攀谈，以为他们旁敲侧击的诘问可以让我羞辱不堪，从而从怀里掏出皱巴巴的一文钱来。他们在凌晨时分穿着类似于警服的服装，置小区保安的盘问于不顾（当他们实在拗不过保安时，便给我电话，让我告诉保安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总是照办）。他们极有耐心和节奏地敲着我的家门，直至四邻的埋怨声纷起，小区每个房间的灯都次第亮起，我不得不开门后，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山山第一次见到进门不换鞋的人，他也很有耐心地拎着拖鞋礼貌地跟在他们后面，但他仍然是第一次见到如此露骨提醒后仍然冥顽不化的不讲礼貌者。他们对孩子的善意置之不理，只是七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吹着酒气，露骨而极富玩味意义地看着我羞得满脸通红的山山，露骨而极富另一种玩味意味地看着我身着睡衣的林凌。他们并不找我攀谈，对我抛过去的话语也毫不理睬。他们喝光了家里所有的饮料和开水，吃光所有的熟食，抽光我所有的烟，然后大眼瞪小眼与我们一言不发地对视。直到林凌实在气不过报警，警察来把他们请出我的私人住宅为止。但第二天和第二天夜里又一切依旧。值得一提的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他们还会极富童趣地在楼下列队庄严而肃穆地像高呼伟大领袖一样齐声呐喊我的名字，十遍——一遍不多也不少，如此精密——过后，燃起五千响的鞭炮——当人们已经习惯噪音时，它却嘎然而止了，这很令人感到不安和愤怒。稍事休歇，又齐声呐喊十遍。邻居们对我们指指点点已是常事，他们不理睬我和林凌，他们的孩子们也不理睬山山。
如果说放鞭炮还只是童趣的体现，那么他们组织一批客户站在办公楼门口，举着“方晓是诈骗犯，欠债还钱”、“不还死全家”、“要求政府严惩吸血恶魔方晓”诸如此类的条幅，颇有声势地敲锣打鼓则真不知该如何定义了。
这些毕竟还不是人民内部矛盾，如果内部团结，至少会挺一阵子。毛主席早以伟人般的行动告示我们，内斗才可怕。我的三千员工，开始从未如此紧密地抱成一团——他们以前互相倾轧，每天来打小报告的模样我还记忆犹新呢。他们是那么富有组织地明确分工，谁去寻找二手买家，谁去砍价，谁搬运，谁收钱，谁分账，他们为此甚至制订出了一套规程，在某个好心人——也许他是被授意企图最后挣扎似地警告我和平解决——呈送到我桌上的这套加盖公司章戳的规程复印件里，我欣喜地看到他们是那么富有组织严密性、纪律严明性，又那么务实肯干，以前我可悲地居然没发现。
我已经拖欠他们三个月工资了，他们知道发工资无望，穷困潦倒的财务也早成他们一派，有一文钱也早已掰成三千份分了，但他们也知道找工作无望，失业的人太多了，人才市场早就人山人海一根针也扎不进去了，于是，他们是被迫的，是别无选择地跟我折腾上了。他们的领头羊是我一直看不入眼的但对其媚俗的姿态非倚重不可的办公室主任。他们卖了电脑、空调、打印机和传真机，卖了紫皮沙发、办公桌椅、文件柜、文件夹、打印纸和烟灰缸等一切可以卖还值得上一文钱的所有东西。他们在公司楼下加入客户的阵营，也打着类似的条幅，仅仅称呼改为“嗜血资本家方晓”等，他们齐声呐喊为众客户助威，模样凄厉，声势凌人。他们还互相建议去上街游行，最后被集团公司法律顾问阻止，于是更改为路途中偃旗息鼓而到我家小区门口再地动山摇地齐声呐喊。再回来，再回去。他们神情激昂，甚至忘记了初衷，他们在我办公室的监视器里看上去是那么因为这种英雄而追求民主般的形式兴奋无比。
所有的，确实是所有的一个不落的子公司分公司的老总们都把我给他们配的车卖了或当私家车开回家了，但他们仍然一丝不苟地把油钱记在公司账上，幻想着有一天能够连本带利地拿回来。他们甚至还把写字楼廉价租给现在还愿意租赁开公司或干点别的只要拿得出一文钱的人士。他们怂恿员工，逼迫我召开全体大会，然后逼我给每个员工写一张欠条，写明偿还工资及其利息，并注明逾期不还的违约责任和惩罚责任。无可无不可，我说了，穷光蛋是不怕打劫的。期限届满，我依然身无分文，他们依然一文未取。
除掉记者不受金融危机影响之外，律师也该算一份子了。他们像个囤积居奇的商人，平日精心维系的人脉此刻终于大放光芒，他们或许是金融危机如此众多矛盾纠纷中获取暴利的第一人。我的法律顾问没有大费周章就伶牙俐齿地让我的员工们再也不要对我存在幻想，并让他们明白拖后起诉在我如此债务大户的身份下无以保障自己的权利，之后，他顺理成章地取得我所有员工的代理权。他聪明地不同意风险代理的模式。不是其他，而仅仅因为这让我对他深恶痛绝，很显然，在他眼里已经看不到我东山再起的希望了。
应诉通知书雪片般飞来。这个律师最后仍不忘极富小人策略地给我施加压力，本来可以也应该一同起诉的案件，他偏一个一个去立案!等法院已给我开出一个传票后，他再给另一个当事人去立案。一个月之内，我收到十七张传票，我知道，我还会收到更多，十七的一百多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