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小镇借宿
这部书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兴起，在网上搜到了《智取威虎山》的视频，看了我当年唱的杨子荣那一段。40年了，历历在目，每个音节、每个手势，都还那么熟悉。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已不能用正确或不正确去评价它了。命运派给了我们那样一个时代，它就像阳光，渗进了我们的皮肤和血脉，一辈子也拔除不了。
那个时代崇拜英雄，舞台上的杨子荣是我们心目中的神。这几年看到秃了顶的“杨子荣”在电视广告上卖膏药，还要唱：早贴早轻松……”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当时我们只是一个二流水平的宣传队，却全身心地投入过，把文艺当成了神圣事业。
其实，老农们虽然活得平淡，但他们毕竟种出了庄稼——这就是有效的人类劳动。我们这“二把刀”的戏子，只是靠老农的供养在瞎胡闹。折腾了几个月，几乎没给本大队的老农做像样的演出，就奔着在公社汇演时拿名次去了。我们的瞎折腾，不过是供公社领导开颜一笑罢了。
当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只是觉得：加入宣传队，生活就拔高了一个层次；不去锄大地，就是高尚。
7月间，开过一个知青大会，内容是什么全忘了。开完会有节目，是省城5中的学生“拉练”路过公社，他们的文艺宣传队给我们做慰问演出。
拉练，就是长途行军演习，那时候中学也热衷于搞这个。5中的宣传队，让我们大吃一惊——演出了全本的《沙家浜》。有正式的服装、道具，还有当时标准版的交响乐配器。
这是什么阵仗？他们还能有工夫学习吗？
学生版的《沙家浜》，与“样板团”的演出没有一点儿差别。那样的风华，深深印入了我的脑海。
8月份终于到了，我们全体开赴公社所在的镇上。这一路，只记得雨后阳光灿烂，青蛙叫得厉害。老代童心大起，到处拣土垃坷去打青蛙。
因为汇演要进行两天，需要在镇上住两晚，住宿问题就要靠自己解决了。那时候，知青不可能有钱住旅馆，好在我们大队集体户里，有不少知青家就在镇上，一家摊派两三个队员，住两个晚上没问题。
我和老代去了导演小赵家。小赵处世严谨、待人苛刻，这次我们见到了他的另一面。
我们跟他往他家里走，走到马路一个转角处，他突然快步奔向一个卖冰棍儿的老太太，一伸手，就把她的眼睛蒙住了。
老太太直叫：谁呀？这是。”
小赵松开手，笑得很灿烂：妈，我回来了。”
他妈围了个白色围裙，胸前挎了个冰棍儿箱，是一个弱弱的老人。
母子俩笑着说话。小赵告诉他妈：“这两位哥们儿要在咱家里住两晚上。”他妈就说：“哎哟，那我得回去给你们做饭。”
我和老代连忙说不用，他老妈说：“到家了哪能不吃饭？儿子，走吧。”
小赵一把抢下冰棍儿箱子：“妈，我来背。”
晚上小赵叮嘱老妈，不要把炕烧得太热。小镇虽不如大城市，但比农村强多了，入夜，有邻居家的声音传来，很有生活气息。这一晚，我们睡得很舒服。
一早醒来，还早，大概5点多的样子，感觉阳光都刺眼了。他们都还在睡，我起来，去上厕所。他们家的厕所，是一个大杂院里的公用厕所，就一个蹲坑。我事先没有思想准备，冒冒失失闯了过去——呀，不对！
一个女子，最多26岁，正蹲在里面呢。这厕所，也是没有门儿的。
我太慌张了，恍惚看见了一大片白色肌肤，赶忙扭头就走。回去接着躺下，跟谁也没说。
没有见到小赵的父亲，记不得是什么情况了，也可能就是母子相依为命。我们在安静的小镇阳光中，吃了小赵老妈做的简单早饭，就出发了。
昨晚约好的，大家在路口集合，一起去公社礼堂。
今天，我们要登台。
四十八、阳光灿烂的日子
汇演的情况，几乎没有印象了，我们大概只上了两个节目吧，给人家垫底而已。
最强烈的感觉，是礼堂的舞台忒大了。我们平时在排练室排练，也就一间大房那么大，在狭小的空间走台步走惯了，一到大舞台上，心慌的厉害。小赵不断低声喝道：放开步子走，拉大距离！别拘在一块儿！”
印象最深的是，汇演完毕后，妇女主任通知，明天全公社最好的大队宣传队，在镇子以北的一个大队公开演出，上演全套节目。愿意去观摩的就去，不愿意去的，明天一早就可以回家了。
回乡青年大多都想回家，下乡青年都决定要去。去观摩，是对文明的渴望，是对往昔生活的怀念。
那一天，阳光灿烂。8月初的原野，青纱帐正浓密，田野上的大道延伸至地平线上。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在那时的知青中，已经有刚下乡不久的71届中学毕业生了，他们比我们更有学生气，生活还没来得及磨灭他们。
要去的大队所在地，离镇上有15华里，看完节目后再返回我们大队，有30华里。在这一天内，为了看这一台戏，就要徒步走45华里。任重道远啊，出发前，我们都憋了憋气。
到了地方，只见小学操场上搭起了一个戏台，节目早已开始。四邻八乡来的老乡，人头攒动。这是黑土地上的“嘉年华会”，到处是彩旗飘飘。
在1971年沉闷至极的夏天，农民们领略了一次现代的狂欢。
台上的节目果然精彩，一个饰演阿庆嫂的女孩，把角色演得出神入化，远远超过了标准版的那位洪雪飞。在“智斗”片断中，山寨版的阿庆嫂风情万种，连眉毛都会动。
台下为之倾倒，一片狂热。
我们都问小赵：这是谁？”
小赵对全公社的“文艺界大腕”门儿清，他告诉我们说，这女的是个回乡青年，姓氏很怪，姓“别”。
到中午，演出结束，我们到供销社买了汽水、面包，垫了垫肚子，就往回返。
阳光下的青纱帐，绿得很纯净；回程的路，并不觉得遥远。老代对那别姓女子印象深刻，一路上都在学她动眉毛。
疾走……笑声……玉米叶子的拂动。
——这就是我们的青春。
我们当年，也就是高中毕业的年纪，但没有高考，没有暑假，没有录取通知书。我们有的，是最本真的生命力。
我们知道自己很可怜，但是，我们有青春。
回到大队之后，宣传队做了最后一次集中。妇女主任宣布：文艺宣传队永久解散了。
在我们的命运中，欢乐只有梦一般短暂。
此时，距离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再往后，社会的面貌和我个人的追求，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1971年的夏秋，是一个分水岭。
四十九、一次偶然的中彩
当年，命运把我们剥夺得很彻底。1966年的风暴从天而降时，我们的数学课程，不过才学到了二元二次方程，三角、几何还一点儿没有碰，物理、化学也都有待二年级才起步。
就在这个程度上，学业戛然而止。
按照今天的标准，这样的文化水平，等于就是个废人。
在1972年来临之时，我忽然明白了自己是个什么玩意儿。
一个只配垫底的白丁。
少年时的梦，曾经做得很好，想当海军，想当工程师，可是我现在能当什么？算术早已忘光，俄语早已忘光，历史、地理也全部忘光，连钢笔字都写不好，连最低级的职业——农民都当不好。这一生，还能靠什么吃饭？
1972年，我正好20岁，人生就像无底深渊横在前面，惊出了我一身冷汗。
这样迷茫的路，还要走多久，是10年、20年？还是50年、整整一辈子？我心里没数。我的处境，就如同这冬日原野，只有残雪，没有绿色。
这是最彻底的绝望。
每天在火炕上睡下，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明早再也别起来了！
生，还有何益？
就在我被抑郁症紧紧缠住时，整个国家正在悄悄发生变化。林彪事件之后，文化上的钳制有所松动，各地的报纸开始增设每周一版的“副刊”，刊登散文、诗歌、小说。
虽然这些文艺作品，也都是假大空的东西，但毕竟不是令人生厌的“八股文”，多少有了点儿可称作“文采”的点缀。
那时候，上海的出版社得风气之先，率先出了几本文艺作品集。文化人被压抑了五六年之久，爆发起来势头还是很猛的。文艺，有了复兴的苗头。
这些迹象，引起了我的注意。
自从宣传队解散以后，我搞“创作”的欲望还在蠢动，看看书上、报纸上的那些“作品”，好像也不难，于是照葫芦画瓢，接二连三炮制了几篇文学稿子，给省报副刊投去。
合该我运气好，写到第5篇，一个描写春耕的稿子被报社发表了，我的姓名面前，还冠以了“知识青年”四个字。
这就像买彩票中了奖的人，都以为自己有选号的天赋。我那时不过是玩票，偶然的成功，却使我误以为自己才堪大用，从此横下一条心，走上了文学路。以后人生的大悲大喜，都自这里来。
当1972年早春到来时，凝滞的政治空气似乎开始解冻。我们省在全国也较早创办了文艺刊物。
我那一次回城，发现街头巷尾，到处都有绿色封皮的文艺刊物在卖。
这种杂志，自打1966年7月起，就全部绝迹了。现在看见，真是令我狂喜，当下买了一份，读得如痴如醉。走在回乡下的路上，我拿着这份崭新的文艺刊物，满心喜悦，觉得荒野上到处都是生机。
就这样，经过了3年的迷茫后，我感觉突然踩到了一块基石。
——不管它有多么虚幻，只要坚信它是块石头，很可能，它也真就是石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