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请来一尊真神
1975年的5月，令我难忘。我又获得了一个开会的机会。
我在那时候，对“坚持乡村”的事业，已经不做正面战场的冲锋陷阵了，而是打游击战。得着个什么开会的机会，就堂而皇之地走掉，反正这些开会的通知，都是公社知青办通过大队传达给我的，大队知道我干什么去了。
这次是要弄一个全省知青的作品集，准备开一个改稿会，会前筹备就让我参加。出版社手里已经有了几十篇稿子，但良莠不齐，责任编辑嘱咐我，在开会前先选出十来个作者，作为会议成员，集中改稿。其他的，仅仅收录作品就成了。
我在出版社把稿子浏览了一遍，挑出有才气的十多个人，列好名单，交给了编辑。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就在这几十篇稿子里，有两位作者，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成了文化名人。不过其中一位当年写的稿子，一点儿没看出灵气来，我也就没把他列为参会人员。10年后，他成了赫赫有名的文化学者，不能想象当年还写过“坚持乡村”一类的文艺作品。
来稿的作者中，我意外地发现，有上一年边城改稿会的小葛妹妹，看看她稿子也不错，就把她也名列参会人员中。
会议是在省城下辖的一个县开的。县城破破烂烂，我对它毫无印象，倒是县招待所还不错，一个平房大院，自成体系。在这儿，来自全省各地的一群知青，齐集一堂。
大家都是有现成稿子的，这稿子怎么改？
有这么一个海外故事：俩小偷入室盗窃，其中一个望风的假扮成警察。结果，这个假警察把警服一穿，居然有了感觉，正义感油然而生，不仅招呼夜游的女孩子快回家，还告诫酒鬼改邪归正。等自己的同伙干完事儿出来后，他已完全进入角色，铁面无私，一把擒住同伙，带往警局。
我这一次，就是那个小偷扮演的警察。按理说，我算是个帮忙的，书出得好不好，一点儿不关我事。可是，“警服一穿，就有了感觉”。我看大家写的东西，都是怎么辛苦劳动，怎么制止地主搞破坏。我就介绍经验说：这不行，时代对知青已经有了新要求，就是“坚持乡村”，这是与旧观念决裂的问题，所有作品，都要上升到这个高度。
来开会的知青都很年轻，领悟力极强，一听我说，就都明白了。他们刚出学校不久，学生的单纯还在，没准儿真的想“扎根农村”，两三天后，就都拿出了新稿子，个个境界都极高。
编辑很满意。
这一根竹管，可以窥全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是四个人或一个人的事儿，它是由无数的人和事组成。像我这样由小偷扮演的“警察”，当时有万万千千，才能构成那样一种效果。
编辑乐得当甩手掌柜的，不光是审稿改稿，连会议都由我来组织和主持。
我在农村，是被边缘化的二等公民，到了这里，好像有一点儿主人感了，我这“警察”就干香十分卖力，对稿子把关特严。
这次来参会的，有一位地道的老农民，我们唱的这“坚持乡村”的高调，把他弄得够呛。平时他大概也就能写个顺口溜什么的，这次交不上卷了。这好办，我和编辑不约而同想到了一个办法——由我来替他写一篇得了。
我三下五除二，一篇以“老贫农”口吻写的稿子就出笼了。“文革”中报纸上没少见“工农兵”的批判稿，十有八九都是像这样由“假警察”代劳的。
这位老农民朴朴实实，开会时一言不发。参会的这些小孩儿的单纯、热情，真是把他给感动了，临别时，他写给众人的赠言，句句情真意切。
这个会的最大亮点，是出版社请来了一位全省的知青典型，“文革”前的高三生，我们叫他老赵。
老赵的形象，已经彻底农民化了，脸色黝黑，身体强健，但张嘴一说话，就知道此人是满腹经纶。
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虔诚的“扎根派”，会议专门安排他讲半天。老赵口才好，阅历深，讲话引经据典，不光是马列语录，还有李杜诗句，听得众知青为之倾倒。
老赵是真正动手锄大地的，讲完了话，他对我们说：“说不累，是假的。我现在真是太累了，就想睡觉。”
从下午起，他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天亮。起来后，就跟我们告别，返回生产第一线了。
老赵走后，众知青又激动又惶惑。激动的是，终于亲眼看见了一位真英雄；惶惑的是，我们没有老赵那样的才华和坚忍不拔，能在乡村坚持下去吗？
八十一、命中注定的房间
小城的春天，好像来得比省城要迟，“五一”以后都好些天了，城区给我的印象还是“满面尘灰烟火色”。
但是，窗明几净的招待所内，6天的会议倒是一片春意融融。
开了两天会，余下的时间就是改稿写稿，气氛热烈而又紧张。
白天忙了一天，晚上我们一屋子的男知青，就大讲情色笑话。在那年头，就有很多无名文人编创的这类笑话，笑得人肚子疼。
参会的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会后一段时间或很长时间内，与我有着联系，甚或，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在年轻时，知道列宁说过一句话：据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如今在我年近花甲时，来回顾这段话，来回想1975的这个县城之春，可谓感慨无限。
我那时是心高气傲的年轻人，不相信命运会击倒我。我当时也无法知道，即将要走进的房间，究竟是对还是错。
这是一个绕不开的命运。
在参会人员中，有当地县知青办的一位工作人员，他原本是来协助开会的，可巧也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索性也就参加了写稿改稿。我们都叫他万老师。
万老师是四川人，与我母亲是同乡，我跟他聊起来，他显得很高兴。
万老师人很胖，圆脸，一看就是善良人。他没有架子，很谦虚，老是说：在文学上，我是新兵。”
在与会知青当中，有一男一女，比较令人瞩目。
男孩子是某县知青，刚出校门，名字叫“要武”，大概是1966年以后改的吧。他很机灵，长得也很英俊，开会不到两天，就领会到了“时代精神”，当场就把自己的笔名改叫“小兵”。
他单纯，但也有一些阅历，对激进的知青下乡理论深信不疑。听他聊起，好像他只是和母亲相依为命。
这次会后，我们还有交往。他到我家来，跟我聊起，想把他母亲的户口，从城镇迁移到他插队的地方，“彻底与旧观念决裂”，扎根农村一辈子。
对此，他征询我的意见。
于是，我做出了生平最愚蠢的一件事——我支持他。我说：只要你能应付得了，这样做，从历史的趋势看，从盖棺论定的角度讲，是不会错的，是真正的革命者所为。”
听了我的话，他就回去迁老妈的户口了。
两年以后，我就为我的这个建议感到懊悔了。我一个黄毛小子，知道什么是“历史的趋势”？知道什么叫“盖棺论定”？
他们母子的命运，后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他的老母亲，后半生将要经历怎样的折腾？
一想起“小兵”，我就要内疚。
我们每个人，只要从那个时代里过来，或者生长在由那个时代形成的土壤中，就都有“尾骨”——我们都曾经是“猴子”。
没有一个人，能完全撇清自己，哪怕他是80后、90后。
这次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算女知青小珍了。小珍也是刚出校门，不喜欢多言，好像有傲气。她是会上最年轻的一个。
小珍的文学基础不错，但我当时还是看走了眼，没想到她是那么大的一条“潜龙”。在会议结束时，全体知青在照相馆合影留念，小珍坚持，要在相片左角上题写“明朝文坛新一辈”。
这张照片，我今天还保留着，里面的少男少女，懵懂而天真。那豪气冲天的题字，还有小珍那昂起的头颅，至今还能给我以强烈的冲击力。
——20岁的年轻人，只要准备好了，敢于狂想，历史是会特别垂青的。
5年之后，小珍果然一飞冲天。
我在边城就认识的小葛妹妹，却没有对我表现出熟人的热情，反倒很冷淡。我想，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女孩子都极珍惜名誉，不想和任何男性有什么瓜葛；二是，我在会议上发了些高论，别人不知我底细，听不出什么来，而小葛知道我内心的真实想法，觉得我太虚假。
我猜得不错，在临别前，小葛妹妹很郑重地对我说：我不喜欢一个人油腔滑调。做人，还是要真诚一点儿才好。”
这话，对我犹如一记重锤。自那以后，我不再用心去适应社会、适应潮流了，而是按照本真去做人，尽管为此苦头吃大了，我也毫不悔恨。
如果我是个功利主义者、是个“效果论”者，那我当年就是大大地犯傻了——年轻女孩子的期待，怎么能当真？社会的主体，那些能决定我未来命运的人，那些我将一生与之打交道的人，能是小葛妹妹那样的人吗？
就连她自己，后来也有所变化吧？
临别的上午，大家互相在会议发的小本子上题字。年轻人各显才华，写得花团锦簇，其中有一个从草原来的天津女知青，写给我的题字最为热情。她写道“无论将来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遇到您，我都要远远地、远远地迎上去，紧紧地、紧紧地握住您的手”
小兵看了，瞪大了眼珠，背地里悄悄跟我说：“这就是爱上您啦！”
我对这个草原女知青非常尊重，只是一笑了之。
下午，万老师拿来照相机，大伙儿又去城郊的古塔下照了相。
这不是摆拍，因此在灿烂阳光下，不管年轻人何等有生命力，眉头却都是紧锁的。“前途”这两个字，毕竟是沉重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在这些黑白照片中，还有一个女孩子，高挑、朴素、忧郁。对于我的将来，她至关重要。这个，我要留在下一节专门来讲。
我即将走进一个至今都说不清对错的房间。
八十二、一条斜阳照耀下的河堤
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你若想找到一位朋友，就只能在那些带有忧郁神情的人当中去找。在病态的时代，凡是神采飞扬的人，都不可能有什么深度，他们不懂什么叫怜悯。
所谓朋友，就是在困境之中惺惺相惜的人。
所谓朋友，就是在暴雨倾盆时，能共撑一把破雨伞的人。
朋友，是你一生中最可遇不可求的人。
有时候，我惟愿年轻时的友谊，在某个最美好的时刻定格，不再延续，那样它就不会变质，永葆鲜活。
在县城会议上，有一位姑娘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若兰。她比一般的姑娘还要拘谨，是甘愿躲在角落里的人。引起我注意的，是她的忧郁。
不知为何，我总是相信：忧郁的人，才真正懂得美。无论在哪个时代，二十年华的女孩子，哪个不张扬？但若兰不张扬。
开会的几天里，我们曾有过简单的交谈。她很沉静，穿一套朴素的蓝布学生制服，脸上有露天劳动留下的黝黑。
分手的时候，大家都留下了插队的地址和城里的家庭地址。这就是我和若兰的命运交集的开始。
回到省城后，见到城市已经是蓬蓬勃勃的春天，翠绿一片。那些透明的新叶，有一种圣洁的意味。我仍沉浸在县城会议的气氛中，坐不住。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按照若兰留下的地址，找到了她家。
若兰见到我，面露欣喜之色，对我完全不设防，告诉我她几天来的心情，原来她也是沉浸在老赵留下的英雄气氛中，不能自拔。
她的家很简单，住在筒子楼里。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父母都是南方人。一楼的窗外，是耀眼的春光，我们在宁静中交谈了大约两个小时。所涉话题，是各自看过的外国小说。
这个场景，在那个年代里不可想象，甚至不很真实，好像只应该在屠格涅夫的小说里才会有。
下班了，她的妈妈回到家，我也该告辞了。她妈妈叮嘱她：要把客人送到车站哦。”
在她送我的路上，身边全是下班的人流，给人一种匆匆流动的印象，像一条河堤。
——假如我在当时能知道，我们将来要承受多么大的磨难，那我宁愿放弃那个带有梦幻感的下午。
但是，人在年轻时，怎么可能放弃暗夜中的那一点点微光？
经过交谈，我对若兰刮目相看。原来，她的母亲是大学的图书馆员，她因近水楼台之故，从中学时起，就大看翻译小说，已经看过老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费定的《初欢》、《城与年》、《不平凡的夏天》等等，至于屠格涅夫，就更不在话下。
她信口说出来的一大串书名，听得我目瞪口呆。这样酷爱苏俄小说的人，我闻所未闻。怪不得在她忧郁的眼神里，我看出了一种优雅。
因为不再在会议的场合，所以若兰的神色也灵动了许多，常有情不自禁的笑意。
她的谨慎，她的低调，我也明白了原因——因为他的父亲是“右派”。
在被贬抑的人群中，有真正的优秀分子在，正因为被贬抑，他们身上善良的东西也就得以保留。
由于要整理出版社稿件的缘故，我请若兰帮忙弄了两天，这样，我们又有了几天的接触。
那是北地最美的季节，丁香花盛放全城，记忆里的青春时代，阳光要比现在明亮得多。我们开始有了精神上的依恋，当然还谈不上恋爱，用现在的话说，是“抱团取暖”。
分别后，我们保持了断断续续的通信，同样是互相鼓励：要冲破困境，要活得不负此生。
当20世纪70年代永远成为历史之后，我越来越怀念那个我曾十分厌恶的年代，在那个贫瘠的时代里，作为知青，很容易根据几本喜爱的书，就能找到知音、找到同道、感觉到人性的温暖。
——俱往矣，那个年代的人，那些充满热望的惨淡年华。
我喜欢过伏契克的文章。他在囚室中，曾无限留恋过一条斜阳照耀下的河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