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一年，即1552年，王直率庞大的武装船队杀回中国报复。浩浩荡荡的百余艘舰船，“蔽海而来，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江浙为之动摇，官军望风披靡，时称“壬子之变”。王直占据定海。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3月，王直的部队开始对浙江等沿海地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日本当地的一些流浪武士也加入进来，同行的还有散居的各种海盗组织。由于当时明朝的海防极弱，他们像蝗虫一样陆续扫平了当地的官署和海卫等一些海防设施。不仅如此，他们还陆续攻击县城和乡镇，对当地的百姓进行烧杀抢掠，给当地造成很大的损失，这也彻底改变了他们和当地百姓原有的亲密关系，各地民众和乡绅也开始自发组织抵抗“倭寇”的进攻。《明史》中记载：“王直勾诸倭大举入寇，连舰数百，蔽海而至。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破昌国卫。四月犯太仓，破上海县，掠江阴，攻乍浦。八月劫金山卫，犯崇明及常熟、嘉定。三十三年正月自太仓掠苏州，攻松江，复趋江北，薄通、泰。四月陷嘉善，破崇明，复薄苏州，入崇德县。六月由吴江掠嘉兴，还屯柘林。纵横来往，若入无人之境，忬亦不能有所为。”足可见当时“倭寇”声势之浩大。
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明朝政府任命胡宗宪为浙江总督。胡宗宪是徽州绩溪人，进士出身。嘉靖皇帝决心一定要剿除匪患，对贼首绝不轻饶。当年3月初，王直再次要求开海禁，通商互市。甚至派人传话给明朝政府，表示愿意听从命令，协助剿除松江各处流民，并希望以此换得明政府开放沿海贸易的许诺。
胡宗宪先是同意了王直的请求。他将汪直的母亲和妻儿做为人质，并让其母给王直写信劝降，信的大意是：朝廷愿意宽宥你的前罪，愿意放宽海禁，允许日本互市，今派遣蒋洲等人带信前来说明。嘉靖三十四年，也就是1555年，胡宗宪派蒋洲、陈可愿充当正副使往日本招降王直，并上下故意制造出一种双方议和的气氛。
嘉靖三十六年，即1557年，在官方和王直两者之间多次试探之后，王直以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率领他的部下千余人返回浙江沿海的岑港，表示愿意投降，以求得通商的权利。
胡宗宪特地安排了场面壮大、声势煊赫的受降典礼。在王直受抚以后，胡宗宪对他也十分优待。然而这种做法，朝廷里的反对者们议论纷纷，有人造谣说胡宗宪接受了王直的巨额贿赂。此时，胡宗宪在朝中的内援赵文华已经被嘉靖皇帝罢官，主张招安王直的胡宗宪失势，形势对他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他自身难保，态度立即变化。为了表明自身清白，他随即在奏疏中表态：王直等是海氛祸首，罪在不赦，今自来送死，请庙堂处分，臣当督率兵将歼灭其余党。兵部会同三法司议复：“王直背华勾夷，罪孽深重，着就彼处决枭示。”
很快，王直入狱。王直被关入监狱后，他的部下知道当局已经变卦，据守岑港与官军抗衡，并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当时被胡宗宪留在王直处做人质的夏正惨遭杀害，被众海盗肢解。而王直的亲属王敖带领队伍据险死守，死不投降。
由于当时沿海形势紧张，胡宗宪不敢贸然杀掉王直，把他软禁在杭州两年多，希望流寇因为失去首领自行解散，但效果不大。据守在岑港的海盗商人们至死不肯投降。明军在皇帝限期攻克的逼迫下，拼命围攻，双方死伤无数。最后，海盗商人们突围而逃，在福建沿海成为流寇。
嘉靖三十六年，海风凛冽。明朝廷的钦犯王直在宁波港口处被处斩。临刑前，王直叹息：“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
王直的死，并没有消除“倭患”，恰恰相反，朝廷的背信弃义激起他的部下极大的怨恨。他们进行了更为疯狂的报复。王直是为了海上贸易合法化而投降的，但是他舍了身并没有达到目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愈来愈尖锐。直到10年后才终于有了改善。
舍人保己的胡大人最终也没有能保住自己，不久之后，胡宗宪被诬通盗，最终屈死狱中。
在王直死后，他的养子毛海峰继承了“倭寇”老大的位置，而且对沿海地区进行了更疯狂的进攻和掠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俞大猷被诬免职，倭寇数百人流劫诏安，先后数次对附近烧杀抢掠，从海澄月港进入石码、长泰，又由漳州天宝进入南靖，沿途“焚劫杀掠不计”。后又劫掠平和和漳浦等地，“倭患”愈演愈烈。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毛海峰统帅舰队突袭金门，在该地建立补给基地。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毛海峰拿下了明军平海卫军营（今莆田县平海），“倭寇”以此为基地对周边陆地进行扩张和抢掠。
然而，戚继光很快就来了，倭寇们很快将迎接死神的到来。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秋天，戚继光从山东调到浙江御倭前线，任浙江都司金书。次年被推荐为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府。这些地区是倭患最严重的地方，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9月在龙山他就曾击退倭寇的进攻。
嘉靖四十年（1561年），倭寇进攻桃渚、圻头，戚继光紧急率兵至宁海，扼守桃渚，大败倭寇于龙山，并追敌至雁门岭。戚继光在台州先后九战皆捷，4月破敌于花街，5月取得白水洋大捷，而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倭寇于宁波、温州，自此浙江东部倭寇平定。
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大举进犯福建，戚继光率军前往剿之。戚继光先是大破横屿的倭寇巢穴，斩首2600人。后戚继光引军至福清，击破牛田倭寇，并乘胜追敌直致兴化，连克倭寇60营，斩首千数。与此同时广东总兵刘显亦屡破倭寇，闽中倭寇已被肃清。同年，从福建败走的倭寇，进犯台湾基隆一带，也被当地高山族人民击退。
嘉靖四十二（1563年）年2月，倭寇万余人围困仙游数日。戚继光率军出击，大败倭寇于仙游城下，在王仓坪大败倭寇，同年10月，潮州倭寇两万人与大盗吴平军相互成犄角之势以对抗明军，俞大猷率军大破敌于害丰。俞大猷和部将汤克宽又连破吴平数次，迫使吴平归降。未几，吴平又重新造反，并于嘉靖四十四年（1564年）秋入犯福建，俞戚二将“双剑合壁”，俞大猷率领水军，戚继光率领陆军，再次击败吴平海寇于南澳，自此大股海寇皆已击破，危害已久的倭患终被荡平。
倭寇之患最终解决。然而从根本上解决“倭患”的，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的政策改变。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及其辅政人臣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所谓“倭患”终于烟消云散了。这段不为人知的歪解重重的历史令人概叹。当时王直的同时代人即说：王直以威信雄海上，无他罪状，杀之无理。明朝徐光启也说：“王直向居海岛未尝亲身入犯，招之使来，量与一职，使之尽除海寇以自效。”
这位颇具悲剧色彩的海盗商人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充满了神秘和传奇色彩。
下面我们在看看跟王直有关的另一个名称，倭寇。
据日本和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考究，特别是近年来历史学家逐渐澄清，“倭寇”这一个词长期以来我们都理解有误。倭寇的首领及基本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即海上走私贸易商人；嘉靖时期的御倭战争实际上是一场中国内部的海禁与反海禁的斗争，不是外族入侵；而那大名鼎鼎的“倭寇王”王直，明朝政府误听误信地认为是一群日本人作乱，将他和他的走私集团视为“倭寇”。那么首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王直，他不是日本人的走狗，不是汉奸。倭寇，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群被歪曲的历史人物。
这种自古至今对历史的歪曲，与当时的政府有很大关系。先是被侵犯地方的官员欺蒙朝廷，不敢实事求是上报，谎称“倭寇”来犯，然后王直为了推脱责任，也顺水推舟，每次骚扰劫掠沿海地方之后，就声称这是“岛夷”（倭寇）所为。于是上下掩饰，真相愈来愈混乱，而历史也在无形中被篡改了。
在当时西方的海盗们，国营私营，一片繁忙。各个西方国家都在为本国的商业和经济发展不遗余力。不要说商人，就是海盗也是他们的民族英雄，在归国之后受到举国敬仰，万人艳羡，而中国的海上英雄们却悲凉地在自家门口东躲西藏地逃避国家的追杀，还在历史上背着种种罪名，时至今日仍被误解。如今，我们只能说王直生不逢时。封建的朝廷，在中国能够成为海洋大国的关键时刻，扼杀了这份超出时光限制的海洋精神。
其实早在二百年前倭寇横行时就已敲响了警钟，只是没能把人震醒而已。随着社会的发展，走向世界、面对世界、适应世界才是大势所趋。而对外来的技术、知识，有意识和目的的借鉴才是发展壮大的好办法。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日益强盛，闭关自守就会落后挨打。
颜思齐
明朝末年海盗盛行，横行中国大陆沿海与台湾海峡，但这些海盗，却又是台湾初期移民先驱。
颜思齐（1589年-1625年），字振泉，福建海澄县人，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现在的厦门海沧青礁村。这个村以前是漳州有名的以“文”为特色的科举之乡。颜思齐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并精熟式艺。台湾开发史上，颜思齐最早率众纵横台湾海峡，招徕漳泉移民，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拓垦，因而被尊为“开台王”、“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台湾通史》为台湾历史人物列传，“以思齐为首”。
颜思齐在正史中的记录非常少。明史在《台湾人四百年史》中记载，与台湾有密切关系的海盗首领，其中有林道干、林凤、颜思齐、李旦、郑芝龙等人，但对颜思齐的记载却相当简短。明史记载，颜思齐曾以日本甲螺（通事）传闻于日本社会，但是按照当时记录，却找不到关于他的确凿事迹，可说是一位传说人物。
另一方面，由于他的生平活动和另一位活跃于日本和台湾的李旦非常相近，曾有学者认为颜思齐并不存在，或者颜思齐就是李旦。但是根据《太史李公居乡颂德碑记》（卢化鳌著）以及明代官书《崇祯长篇》这两本书的记载，证明颜思齐确实在历史上有其人。
不仅如此，据台湾通史记载，台湾的开拓自颜思齐开始，作者连雅堂更推崇他为“手拓台湾之壮士”，从云林北港（旧称笨港）登陆，垦荒定居，今日在北港圆环建有“颜思齐先生开拓台湾登陆纪念碑”，于1959年立碑，1983年3月完成重修。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思齐遭宦家欺辱，杀其仆人然后逃往日本，以裁缝为业，兼营中日间海上贸易。数年后渐渐富裕。颜思齐胸怀大志，不甘于这样生活，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所以他广交朋友，仗义疏财，号称日本甲螺（意为头目）。思齐经常到长崎贸易，后来与晋江船主杨天生结下深交，还结识了一批流亡日本，从事海外冒险的闽南志士。郑芝龙和陈衷纪也是其中之一。
明天启四年（1624年），也有一种说法是1621年（明朝天启元年），颜思齐等因不满日本德州幕府的统治，与杨天生、郑芝龙、李德陈衷纪等人密谋起事造反。农历6月15日，颜思齐与杨天生、陈衷纪（海澄人）、郑芝龙（南妥人）等28人拜盟为兄弟，立下誓言：“生不同日，死必同时”。众推思齐为盟主。不幸事泄，幕府遣兵搜捕，思齐率众仓惶分乘13艘船出逃。实际上，关于这个，虽然流传最多，但是没有任何史料能证明确有其事。
话说这群流亡勇士逃出日本，到了九洲西海岸的外岛洲仔尾的时候，陈衷纪提议：“吾闻疏球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大意为我听说琉球岛是一个荒岛，但是它位置险要，并且土地肥沃，我们可以占领那个地方然后作为基地侵略他方，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啊。
于是在当年农历8月23日，颜思齐、郑芝龙等人听从劝告逃往台湾以图，他日再起雄风。他们于是航向台湾，抵达今日的云林北港一带，在笨港（今北港）靠岸。颜思齐见岛上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决意在此开疆拓土，干一番事业。于是率聚伐木辟土，修筑村寨。那个时侯，生活在台湾的土著以为外敌侵犯，举兵攻打颜思齐等人。
颜思齐派人镇压安抚原住民，分派部下驻守各地开垦，商定疆界，互不侵扰。在笨港东南岸的平野（今新港），思齐规划建筑了井字型营寨，中间为大高台，使之成为组织指挥垦荒的中枢。与此同时，派杨天生率船队去漳、泉故里招募移民。由于当时政局不安，大陆福建泉州、漳州一带的渔民，纷至台湾依附颜思齐，一年之间，齐聚人数达3000多人。
颜思齐将垦民分成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垦荒需要资金投入，颜思齐挑选了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以原有的13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开展和大陆的海上贸易；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要。
在台湾的开发历程上，17世纪20年代是一个值得特别强调的转折点。从这个时候开始，台湾地区的开发才转入了迅速发展的阶段。而为台湾的开发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开拓者是当时的“海盗”颜思齐，以及颜思齐之后的郑芝龙。
颜思齐是个传奇人物，他的死也充满传奇。据台湾外记记载，天启五年（1625年）9月，颜思齐前往诸罗山（今日嘉义县境）打猎，夜间露宿丛林，饮酒庆祝，不幸中了瘴气，染上伤寒，数日后竟一病不起，英年早逝，怀抱满腔遗憾，年仅37岁。临终，他召众人告之：“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大意是我与你们诸位共事两年，本来期望能够建功立业，弘扬中国威名，然而今天我壮志未遂，中年离世，你们应当继续努力。
据传说，杨天生等人将其安葬于今嘉义县水上乡与中埔乡交界处的尖山山巅一带。他的墓现在仍在那里。
颜思齐故后，众推郑芝龙为盟主，继统其业，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代统一寨众目，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他们大招兵马，纵横海上，在台湾西海岸拓殖，时扰福建、广东一带，唯不许掳妇女、焚房屋，与其他海盗群党不同，1628年接受清朝招抚授海将，开垦台湾，汉人渡台日多，传为移民拓台史话之一。
颜思齐虽然一向被视为“海盗”出身的人物，然而他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在台湾发展史上写下了璀灿而亮丽的史页。颜、郑集团在台湾的活动，对于台湾的开荒工作，曾经起过头等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开台业绩，受到后人世代缅怀。为表达对这位开台英雄的敬仰之情，人们在云林县北港缜兴建了“颜思齐先生开拓台湾登陆纪念碑”；在嘉义县新港乡妈祖宫前，兴建了“思齐阁”和“怀笨楼”。高达五层的“思齐阁”，金碧辉煌，游人不绝。妈祖宫内，当年颜思齐建筑营寨的蓝图，依然珍存，供人凭吊。
中国海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