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与他集团的主要成员的关系中，有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分肥法则”，虽然这种法则主要存在于他来自“绿林班底”的老派成员之间。“分肥”源于绿林社会的分赃。对关东土匪而言，行劫、诈财之后，同伙间的分赃活动是至关紧要的。分赃的原则是要分得均，无论功劳大小一人一份，否则就不仗义，当家的如果匿财独吞，那就犯了江湖大忌，除非他想裹财潜逃，洗手不干，而且还要冒随时受到制裁的风险，自然这样做的结果是匪伙离散，彼此火并。施惠与受惠不同，这种分赃行为在参预者眼中并非出于首领的恩赐，而是一种义务，一种对共同占有物理所当然的分割。
对于奉系集团的某些主要成员，张作霖向来不在乎给他们以有权、有兵、有地盘的位置，打下了新地盘，也照样一块一块分出去，尽管第一次直奉战后老派事实上在军事方面已无甚作用，但奉系集团主要地盘仍由这些人把握。对于新派没有地盘的抱怨，张作霖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必须象嫁闺女似的一个一个地来，老派资格老，自然要早一些“嫁出去”。
“分肥法则”与前边讲过的结盟意识的仗义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动关系，发生在张作霖身上的一个故事很形象地说明了这种关系。说是有一回张作霖部下的一个旅长挪了二十四万军饷，正当他打算逃跑或自杀时被张作霖知道，在一顿臭骂之后，该旅长表示要以自杀谢罪，结果张作霖又接着骂道：“你小子太没出息，一个人的生命，岂只值二十四万元，你跟咱们做事，还怕没钱用吗？你好好把军队带好，这笔钱我拨给你好了。”活脱脱一幅兄弟赌输了自己的份子，大哥在责骂之后，又给贴上的黑道仗义图，背后隐蕴那种不在乎钱财（赃物，来的容易），只看重兄弟，看重兄弟关系这种在“分脏”题目下的仗义疏财精神。
4、奉系军阀的儒化政策
与历史上游民取得政权就变得“儒化”一样，奉系军阀集团自“成气候”那天起，便开始进行自身的“正统化”。其集团维系意识中的“儒学”成份第次加重，逐渐地与传统型的军阀趋同。幸好张作霖1928年就命丧皇姑屯，如果天假以时日，也许最终我们在他与“吴小鬼”（吴佩孚）之间就找不出什么质的差别了。
张作霖做胡匪时“本不知书”，但“自当政以来，必日习数字，初仅能书姓名，继则能书准驳”，张口骂娘，杀人如麻的“胡帅”开始装斯文，居然宣称：“吾此位得自马上，然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卑辞厚币以招之。”竟然也懂得延揽文士，于是在他的“卑辞厚币”下，一批辽沈地方具有“功名”的早就不甘寂寞的“名士”聚于他的名下，如王永江、袁金铠、孙百斛、谈国恒等，形成了奉系集团的“文治派”。
与此同时，斗大字不识一筐，不知儒学为何物的张作霖开始提倡尊孔读经。并下令别出心裁地把四书分科编订，列为各级学校的必修教材，把儒化教育贯彻于中小学教育之中，甚至步过去封建帝王的后尘，煞有介事地召开什么“乡老会议”。在他力图一温皇帝梦的1927年，其儒化政策达到了顶峰，居然对京津等市的现代教育横加摧残，以所谓恢复礼教为名禁止男女同校，还下令制定礼制，准备次年祀孔，再一次重现了袁世凯当年为过皇帝瘾而做的预备动作。
但是张作霖毕竟不同于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乃至后来的蒋介石这些多少读过几天“四书”，儒学背景较深的军阀，他推行儒化政策，采用儒术，起用儒才，多带有生硬和不自然的味道，集团内“文治派”的出现也主要是出于敛财征税的需要，终张作霖之一生，奉军中的教化空气始终淡的可怜。他的统治方法也往往匪气十足，动辄杀人，所谓“昔汉高祖约法三章，余唯约法一章”，即干不好就枪毙。 “对传统权术的袭刚也带有拙劣的模仿气味，如郭松龄反奉失败后，他盛宴“文武百官”，以示庆贺，在酒酣耳热之际，张的随从忽然抬进一个“密箱”，向张作霖报告说，“箱中皆是郭鬼子死后所搜得城内人和郭鬼子的密件”，一时间举座惊慌，在众文武魂不守舍之际，张作霖却下令将箱内之物全部烧掉，不再追究。从头到尾全部照抄曹操的故技，让人觉得既可笑又可鄙。连“文治派”的首领，一向为张作霖所器重的王永江也认为这位“绿林大学”毕业的一主儿的所行所为，既象“腐儒”又带有“鲁莽莽智术”的味道。
奉系财神王永江曾对张作霖有一个评价：“总字（指张作霖，引者注）脑筋最简单，又最杂乱”。原本只想着升官发财的“马贼”。之所以居然头脑杂乱起来，无非是源于他力图改变形象的意识变革，强烈的功利心使得他原本简单思想中杂七杂八，匆匆忙忙地揉进了各种货色，而原来单一的思维方式与率直的性格却没有发生相应变化，从而使他的思想意识呈现出既最简单，又最杂乱的两极对立和割裂的特征，也许就是因为这种特征，才赋予张作霖和他的奉系如此多的传奇色彩。
Ⅲ “中西合璧”——阎锡山
属于这种类型的军阀多少在统治形式上借用了若干西化的因素，甚至拿来了某些属于西方文化的思想素材点缀其集团维系意识，可以说他们是属于“嫁接型”的果实，中学其内，西学其外，如果说传统型的军阀集团维系意识的外部特征是“复古”，那么这类军阀的外貌则是“求新”。在他们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人称“民国不倒翁”的山西王阎锡山。
东洋的日本士官学校，曾出过不少曾经吒咤中国政坛军界的风云人物，如有功于反清革命的“士官三杰”（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军事理论家蒋百里，讨袁英杰蔡锷，及割据多年的孙传芳、唐继尧和阎锡山，还有后起之秀何应钦与王柏龄等。尽管有浓烈封建气息，强烈的蛮勇氛围，多年正规的政治化军事教育，毕竟给了他们某些在国内无法感受的“欧化”熏陶，从而在他们的行为模式上打上“留学”的烙印。
阎锡山作为士官生中的一员，多年留学日本的经历，虽然没有在军事知识方面有多少长进，但平时耳濡目染日本社会畸态的“敬军尚武”风尚，军国主义的教育和社会组织，使他对风靡一时的军国主义政治理论深感兴趣。主政山西不久，就编写了《军国主义谭问答》的小册子，热切地主张“政府以军国为政策，教育以军国为教育，社会以军国为组织”，以为“不如此，则国权不张，国力不固”。以后，随着时代的前进，阎锡山不间断地撷取某些时髦的主张与主义，装饰他的维系思想，甚至花钱召集社会思想名流入晋，开会讨论所谓社会人生问题。深不可测的城府，极度圆滑的个性与强烈的趋时嗜好，既是阎锡山的为人风格，又是他的思想特征。任何一个军阀集团，也没有晋系那样的严整，施行土地、人民、军队三位一体，从下到上的立体控制与教育化。
1、阎锡山的“几希”哲学
阎锡山是个热衷于谈玄的人，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诸如理与气，心与物，知与行等等字眼，时常在他的文述中出现，而且他还有个惯于把别人的理论“晋化”或者说“阎化”的癖病，无论是王阳明、曾国藩还是俾斯麦和伊藤博文，甚至于共产主义的片言只语，他都能生吞活剥地烩在山西这一锅里，贴上“阎记”的标签。作为阎锡山维系意识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也是这样从陆王心学里扒下并化出来的。
阎锡山的哲学可以名之曰“几希”哲学，因为“几希”这个怪词是他奢谈心情时使用率最高的一个。所谓“儿希”即孟子所说的：“人之所异于禽兽者，几希中的那个“几希”。阎锡山认为，“这一点‘几希’，系与生俱来，是人独得的，极为可贵。”人生来带有这么个无形的“灵通宝玉”，所以是为人，禽兽没有，所以为人所食。这宝贵的“几希”是个什么东西呢？“几希，即良知良能包。”按阎的说法，人的意识或者说精神世界可以一分为二，“曰良知良能，日感知感能。良知良能自然能别是非，明善恶，是为人生之本能，感知感能，则非感于己，而无所知能。如日无色则见不动，耳无声则闻不动之类”。相应的，人心也有两层： 内心和外心，阎锡山解释说：“内心就是所谓道心，外心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人心与人欲及感知相联系，而道心则与天理及良知相联系，所以有时道心和人心也被阎说成公心和私心。往阎锡山看来，人既具有产生日常意识的感觉器官（外心），又有产生道德意识的无感无觉无形的“器官”（内心）。与前者相联的是知觉及相关的人的欲念，与后者相关的则是人的求善去恶动机及道德追求。就阎锡山而言，无论是前者的实在的官能和后者那种超实在的官能，都是小可缺之须臾，没有了前者，人的肉体则不能存在，没有后者肉体存在也没有意义，“假定‘良’、‘感’为十，各成其五，则无亏损之成就。若为四六或三七，则一方添病，一方减能；两数之差愈人，则人类之缺憾愈多。“良知”与“感知”虽各占一半为宜，但前者却居统率和主导地位，阎锡山以骑者与马的关系比喻良知与感知，认为人善骑与马力人结合为最好，驽马与善骑搭配次之，而蹩脚的骑手与烈马相配则害之。也就是说人必须以良知良能统驭感知感能，才能实现人格的完善，价值的实现，否则既为己害，亦为人害。为此，纵使将人性压抑得象一步三晃的蹇驴也在所不惜。
“良知良能”是王学的滥调，无非是说人的道德意识生来就有。而“感知感能”却是阎锡山从近代心理学理论中剥下来的，因为王学从不承认事物的客观实在性，以为事物的存在不过是意念的作用，所以也就无所谓感觉和感知，阎锡山从王学的一元论变成他自己的二元论，一方面固然体现了他中西合璧的嫁接风格，另一方面也是他对身处的物欲横流、铜臭熏天的军阀世界的一种适应，军阀的集团维系，说到底还是要靠金钱的支持，如果阎锡山真的象当年王夷甫一般“口不言钱”地谈玄，哪里还会有人听他的，维系道德也只好去见鬼了。
但是阎锡山并不是一个彻底的二元论者，充其量只能算作一元半论者，因为存如何实现良知良能的统驭问题上，他又回到了王阳明那里，因为内心显然是被外心包在里边的，故尔“人小亲涉事时，以良知良能用事，当事涉己时，则为感知感能作主，良知良能反为包围流不出来。”所以要想始终由良知良能作主，就非得“致良知”不可，也就是要“自内讼”。进行道德自省，使良知通达内外。至此，绕了一圈，又伺到了王阳明的去“私欲”的“格心”“正心”上去了，所有的外心与感知感能，都变成了“私欲”的代名阅。
军阀不是阔谈玄机的形而上学家，也不是劝善规恶的道德家，他们的哲学都是一种功利性极强的政治哲学，旨在弘扬集团的维系道德，为此，他们不能不规定具体的道德标准，划出可见可行的“正轨”，而“良知良能”鼓噪，无非是让人们相信他们所强加的“道德”约束是出自于人的内心，从而服从起来更加心甘情愿，俯首贴耳。
2、阎锡山的“横竖”政治
阎锡山认为，人的“感知感能一定要纳入正途”，如果良知良能硬是作不了主，就必须要“以政治遏制之。”所以，阎的一生提倡过多种名目的“政治”，诸如“用民政治”，“村本政治”之类，而最能反映其政治性格的是所谓“横竖政治”。
这种“绝妙”的“横竖政治论”，其第一种含义是：所谓“横政治”就是指共和民主政治；所谓“竖政治”，就是帝王专制政治。在阎锡山看来，两者各有利弊，“竖政治者，以一人之精神贯注全国，治易，乱亦易，横政治者，则以众人之精神贯注一人，乱难，然治亦难。”民主政治让人民参予政治，这是万不可行的，但专制政治下人民与政治全不相干，似乎也不利于统治。在阎看来，为政必须“鼓舞人群中人人固有之政治性，“把政治放在民间”。就是说要把政治触角伸到每一个普通老百姓头上，让人民自觉地接近他的统治思想和方法，置身于警察化、军事化的政治网络之中。这就是阎锡山所谓的既非民也非专制，且亦民主亦专制的横竖叠加政治，实际上是进一步深化的专制政治。
横竖政治论的第二种含义是教化与政治的合一，因为要使老百姓达成良知统驭感知的精神格局，不但要依赖“严父良兄政治以责制之”，还必须有“良师益友诱导之，予良知良能觉悟之机会，”所以“吾国古来君师并重，即政教之意也，二者于人类孰重？答：以竖言，则教育重，而以横言，则政治重”。竖为道德教育（教化）。横为警察统治，一文一武，一软一硬，又一个横竖交叉。
横竖政治论的第三种含义是哲学上的，阎锡山认为：“一横一竖，相交则为十字，天地间万事万物，皆可括尽无余。横竖两者，横者见其平，竖者见其中。平者不移之谓，万理藏其中；中者不偏之谓，万理亦藏其中。中平两者，有表有里，可经久矣。”这一套横竖玄论，同样用阎锡山的话通俗一点解释就是，对（正确）不在不对（错误）的反面，而在对与不对中间，中间是既不保守，又不放纵。至此我们尽可以说，横竖政治，既是当年诸多名流政客所醉心的“西洋政治与东方道德结合说”的滥觞，又是中国传统政治理论不偏不倚，持中持平说的翻版。一句话，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政治的中国版。
3、阎锡山的维系网络
阎锡山的集团维系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组织、团体化的偏好。他认为：不结团体是我国人的大病，俗话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道理大错了，世上有许多事非结团体不能办。如果人人都被组织进各种名目的团体之中，则自己既是团体的一分子，团体就是代表自己，所以服从团体，就是服从自己。
基于这种思想，在阎锡山的军队里，除军事建制外，还存在有各种名目团体，如“军人法政讲习所”，“军政研究会”，“军人讲演会”，“军人洗心社”，“自省堂”以及其他教育或研究班，学习小组，讨论会等等。到阎锡山统治末期甚至发展成帮会山堂式和法西斯化的“三三铁血团”之类的组织。这种名目繁多的团体，一是起成员间的相互监视、相互牵制作用；二是起特务化的控制作用，因为所有这些小组织都受阎的直接领导，有事都要向阎直接反映；三是便于进行有组织的精神灌输，如洗心社每周举行自省活动，自省前先作宗教式的静默，然后由讲长人讲孔孟尊君之道或王阳明的良知良能学说。
中国农村的乡村一级的社会组织，一向是传统统治的“永久冻土层”，官方的触角很少伸到这“冻上层”的下面，统治的实现只能依靠官方代表（一般为县级单位）与当地乡绅及宗法势力达成某种共契，尽管经过了多次的改朝换代，这“冻土层”却依然我故。阎锡山是最早一个对乡村社会组织进行改革的军阀。从1917年开始，着手在山西实行村制改革。1920年“进山会议”①（即从1920年6月开始，进行有一年多的由阎锡山召集的所谓“学术讲座会”，后由百余名社会名流参加，因会址在山西省政府后院的进山会馆故名“进山会议”。）以后，进一步使村制改革走向深入，从而在山西实现其社会组织化、军事化、警察化的设想，实现对山西人力、物力、财力诸资源的最大限度的榨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