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满脸兴奋地告诉湖广总督，有皇上的支持，有成千上万有识人士的努力，中国维新变革的高潮即将到来，也一定会成功。要不了多久，一个和日本一样迅速由贫弱转为富强的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梁启超沸腾的青春热血、对维新事业的坚定信心和对国家百姓的高度责任感，深深地激励着张之洞那颗历经沧桑却不衰老的心。他专注地听着，这中间大根数度进来请他到西院去应付那边的婚庆场面，都给拒绝了。
已到二更天了，张之洞想到梁启超还要回客栈，便说：“圣人曰‘苟日新，日日新’，吐故纳新，除旧布新，这是天地之常情、古今之常理，前人说五帝不沿礼、三王不袭乐，老夫一向是个维新变革派。只要你们一不弄什么孔子卒后纪年，二不篡改圣人经典，三不废纲纪伦常，凡对国家苍生有利的维新变法，老夫一律支持。”
梁启超说：“大帅乃督抚之首，负天下时望，维新事业有大帅您的支持，一定会进展得更顺利。”
张之洞诚恳地说：“你年纪轻轻，便如此博学有识，我身边没有你这样的人。我想请你不要南下长沙，就留在武昌算了。我也不委屈你待在衙门，两湖书院可以因你而增设一个时务院，你去做院长，年薪一千二百两银子。你以为如何？”
年薪高到这种地步，超过一个七品县令一年的合法收入，为海内书院的教习们所望尘莫及。这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事，他有点动摇了，便对张之洞说：“让我考虑考虑。”
回到客栈，他认真地思考着制台的建议。留在武昌虽好，但毕竟只是张之洞的随从，就如同梁鼎芬、辜鸿铭等人一样，永远只是附庸，只是工具，处处受人制约。到长沙去，和谭嗣同等人办时务学堂，那却是一个崭新的事业、一片崭新的天地，可以发舒精神，鼓动舆论，为整个维新大业培养人才，使时务学堂今后成为全国维新变法的重要策源地，如同康师当年办的万木草堂那样。想到这里，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留在武昌做院长，好比钻进一只金丝织就的网笼；到长沙去办时务学堂，却如飞向高远的苍穹。这两者是绝对不能相比的。他不想当面拒绝这位热情万分的张制台，便委委婉婉地写了一封长信。他在武汉游玩三天后，把这封信送到督署门房。次日清早，他坐上前往湖南的小火轮，离开武昌码头，开创他辉煌人生的又一段精彩岁月。
四、总署衙门东花厅，康有为舌战众大臣
正当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热情似火地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将维新变革之风带进三湘四水的时候，外患频仍的贫弱中国又一次遭受洋人的欺凌。
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德国传教士唆使教民欺压山东曹州百姓，此事激起公愤。巨野大刀会会众为伸张正义冲进教堂，混乱之际，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打死。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朝廷迫于德国的压力，逮捕大刀会会众多人，又处死二人，向德国政府赔罪。山东巡抚李秉衡亦因此革职。德国政府强迫清廷签订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德国租借胶州湾为军港，租期九十九年；德国有权在山东修筑两条铁路，并可在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开采矿石。
俄国见德国轻易得了这多好处，很是眼红，便以利益均等为由派军舰占领旅顺、大连湾，又迫使清廷与它签订租借旅顺、大连的条约，并在中东铁路上建支路一条，直通旅、大。很快，法国便步德、俄后尘，强租广州湾为军港，又要求修筑越南至昆明的铁路，并提出中国邮政总管由法国人充当。紧接着英国租威海卫为军港，租期二十五年；又强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岛屿及大鹏湾、深圳湾，租期九十九年。
更令人气愤的是，这些国家还在中国互认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属俄，长江流域属英，山东属德，云南两广一部分属法、一部分属英，福建属日。
一个好端端的完整的神州大地，竟然东一块西一块地被人强迫分割租借；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大国，竟任凭外人在自己的领土上划分势力范围，占山为王。五千年的中华历史，何曾有过这样的局面！数万万炎黄子孙，何曾受过这等耻辱！地被瓜分，国将不国，面对着空前的危机，康有为再也不能在家乡待下去了，他第四次赴北京，要给光绪皇帝上第五道书。
在这道折子中，康有为先分析国家所面临的严重局面，然后提出三个具体建议：一、效法日本等国以定国是；二、大集群才以谋变政；三、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又明确提出国事付诸国会并请颁行宪法。折子的末尾，康有为以前所未有的语气写道：若再不变法图强，“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保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保矣”。这道折子在呈递过程中因为辞气太亢直，被工部尚书淞溎中途拦截了。
满腔救国谠言却不能上达天听，康有为心中郁闷。时正隆冬，北京城冰天雪地，寒彻骨髓，南国长大的康有为不但身冷，更觉心冷。他不明白：这些享受朝廷高官厚禄的大臣，为何不替朝廷着想？偌大的京师聚集了来自全国的英才，为何就没有几个知音？酷寒的气候，加上悲凉的心境，康有为决定转回广东，待初夏时分，再到京城来寻觅机会。他于是定好骡车，定下日期，尽早离京。不料，就在他离京的前一天，事情突然起了变化。
这天上午九时多，怕冷的康有为在被窝里磨蹭了好长一会儿，才慢慢地起身穿衣。正在叠被子的时候，南海会馆的门房老头儿走了进来：“康老爷，门外有位老爷要见您。”
康有为问：“是谁，你见过没有？”
“没见过，不认识。”
康有为想起过会儿还要去大栅栏买点东西带回家，此人来得不是时候，不想见，便对门房说：“你就说我已出门了，有事留话给你好了。”
“康老爷，”门房小声说，“这个人是个白头发老头子，天气这样冷还来看你，你不见他怕不大好。”
门房说得有理，康有为把被子匆匆叠好，便随着门房走出南海会馆。只见门外停着一顶二人抬的青布小轿，从轿中走出一个圆圆胖胖、白发白须衣着华贵的老人来。老人打着哈哈笑道：“你就是康祖诒吧，害得我好找啊！”
面前的这个老头子气宇轩昂，仪表非俗，或许不是一般的人。想到这里，康有为谦恭地说：“天气如此寒冷，您来会馆看我，真正不敢当。”
“带我到你的房间里去看看吧。”老头子不待康有为请，便自己跨过会馆大门，向里面走去。
康有为颇觉为难。他住的房间除开一床一桌一凳外，什么都没有，不但无取暖的火炉，因为起来得晚，还没来得及去后院厨房里打水，连泡杯茶的开水都没有。但见老头子自个儿往前走，他只得硬着头皮跟着。来到房间，他不好意思地说：“这里一无所有，实在不便接待您，请坐吧！”
老头子没有坐，四面扫了一眼说：“你一个名满天下的工部主事就住在这个地方，也真是难得。”
康有为说：“我虽是工部主事，但还从未到衙门里当过差，没有薪水，便只好住会馆了。”
“听说你要离开京师回广东去？”
“是的，已定好了骡车，明天一早就走。”
“你来京师的时间还不久，为何急着回家？”
“我给皇上的折子淞溎尚书半途拦截了，我很失望。再加上天气又冷，京师待不下去了，只得回广东去。”
老头子哈哈笑道：“一个淞溎就把你的锐气打了，北京城里除开淞溎就没有别的人了吗？你公车上书的胆魄到哪里去了！”
康有为被老头子的气概慑住了，好长一刻才嗫嚅道：“京师达官贵人虽多，却没有几个为朝廷国家着想的，我真有点沮丧了！”
“哪里的话！”老头子威严地说，“你认识几个达官贵人，就敢于这样以偏概全！听老夫的话，不要走了，在京师住下来，老夫明天叫人给你送来百两银子和两百斤木炭。至于折子嘛，你放心，老夫会来过问的。”
听这口气，是个大人物的模样。此人究竟是谁，康有为又将老头子细看了一眼后问：“请问老人家尊姓大名？”
老头子一字一顿地答：“老夫乃翁同龢。”
“噢！”
康有为惊呆了。此人便是两朝帝师状元宰相、声动九州权倾天下的翁中堂！三九严寒天里，他坐着青布小轿来南海会馆看我——一个刚刚踏上仕途的六品小主事。这是一种怎样的礼遇？这将会预示着一种怎样的前途？康有为不觉头晕了起来，下意识地跪下，连连说：“卑职有眼不识泰山，刚才多多冒犯，还请中堂大人海量包容。”
翁同龢忙双手扶起康有为，诚恳地说：“足下乃当今国士，老夫心仪已久。实话对你说吧，皇上也惦记着你，你要为国珍重，放开胸襟，不要为一时受阻而气沮。这里实在太冷，老夫不能久待。你安心住下，静候好音。”
说罢，昂首走出会馆，登上布轿回去了。康有为倚在大门边，久久地回不过神来，只觉浑身热血沸腾，四周的冰雪朔风仿佛都已不再存在了。
翁同龢自己不便出面，便叫都察院给事中高燮上疏。高燮激于义愤，抗疏推荐，并请皇上亲自会见康有为。
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虽然体质孱弱，但毕竟有一腔青春热血，眼看着祖宗传下来的江山被外人糟蹋成这个样子，心里也过意不去，总希望自己所治下的是一个强盛的国家。再加上他亲政已近十年，却仍然处处受左右的掣肘，自己没有独立处置国家大计的权力，也极想通过变法维新这条路来改变这种窝囊处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九五之尊。光绪帝的这个愿望日益强烈，除开他本人的觉悟之外，还得力于珍妃的怂恿推动。
珍妃的娘家是一个较为开明的满洲官员家庭。她的伯父长善做过广州将军，因而全家都能得风气之先。她家里请的塾师文廷式也是一个有志变革现实的名士。因为珍妃的原因，光绪十六年便高中榜眼。文廷式感激皇家的特殊眷顾，常利用机会向珍妃并通过珍妃向皇帝转述非变法无法改变现状的道理。在珍妃的不断劝谏下，光绪维新之心更加坚定。
他早就想见见康有为了。康有为折子中那句“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的话，这些天来更是强烈地震撼着他。他决不愿意也非常害怕做亡国之君，遂命令军机处尽快安排一个时间，召见康有为。
但光绪帝的这个决定，却遭到了他的伯父军机处领班大臣恭王的反对。
从甲午年复出以来，三年多的岁月里，被朝野寄予重望的恭王，其表现令天下大为失望。
他除了在军机处换了一些人员、设立了空有其名的军务督办处外，几乎什么事都没办。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多病。他今年六十六岁，按着中国古代的寿命说，他才过下寿，但在他的兄弟辈中，他可是硕果仅存的长寿老人了。他深深眷恋着这锦衣玉食、位极人臣的皇伯地位，又深知家族享寿不长的严酷事实，保养身体，以求长命，便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准则。刚刚复出的时候，他还有几分热情和抱负，在连连遭受挫折之后，明智的他，已看出国势难以逆转，他的有生之年已是不可能再有任何作为了。不久，他突然中风而跌倒在地，于是他便以养病为由，不再过问军机处的日常事务。军机处的常务，则由翁同龢来处置。虽然恭王依旧挂了个军机处王大臣的名义，但这两年的实际领班已经是翁同龢了。遇到大事，翁同龢带着几个军机大臣上恭王府去请示。恭王一般也不干预，听任翁同龢等人去做决定。
恭王虽因老迈衰弱而对国事采取消极态度，但他几十年来所形成的治国理念却是明晰而顽固的。作为一个天潢贵胄，恭王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坚持满人自入关以来便接受的纲常名教不能变。作为一个开明的军机处领班兼总署大臣，恭王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制造之术，师夷之长技以求中国的徐图自强。为此，他最早赞同曾国藩提出的向外夷学习造炮制船的想法，拉开了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序幕，后来他也很支持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人办洋务局厂。恭王不欣赏康有为，他认为康有为的许多言论出格了，背离了祖宗成训，有可能把国家引入歧途。听说皇上要亲自召见康有为，恭王急了，他不顾重病在身，吩咐备轿，要面见侄儿皇帝。
恭王已经好久没有进紫禁城了。两个月前的太后万寿之喜，恭王也因病不能前来，只由福晋代他向太后行礼祝寿。今天是件什么重要的事要亲自进宫面见呢？光绪正在这般思索时，老皇伯已经由两个太监扶着走进了仁寿殿。光绪赶紧从暖炕上起身，来到棉帘边迎接。太监掀开棉帘，恭王见侄儿已站在帘边迎候，正要行大礼，光绪上前搀扶着恭王，说：“王爷免礼，请坐。”
待恭王在炕桌的另一边坐下后，望着因久病而苍白瘦削的老伯父，光绪动情地说：“王爷贵体欠安，有什么事，叫人转告给侄儿就是了，何劳您亲自进宫？”
恭王喘息了好长一会儿，才用嘶哑的嗓音说：“这件事非我当面对皇上说不可。听说皇上准备召见康有为，有这事吗？”
光绪点头说：“有这事。”
恭王声音不大却语气坚定地说：“皇上不宜召见康有为。”
“为什么？”光绪心里想，就为这件事，竟然带着重病进宫面见我，有必要吗？
“皇上，”恭王抬起微微发颤的右手，在炕桌上空摆动两下，“那个康有为，依老臣看来，他的言论，一半是书生空话，一半是奇谈怪论，都不可采用。”
光绪说：“侄儿读过他的几道折子，他的用心是好的，忧国忧民，真心为朝廷着想。”
恭王摇了摇头说：“不，康有为是个躁进之徒，他为了要改变大清的法规，竟然篡改圣人的学说，说孔夫子是个主张改制者。此人如此不老实，切不可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