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传教士给山西巡抚上第一堂科技启蒙课
这天上午，上任不久的新藩司易佩坤拿着一份工部寄来的咨文来到抚署。咨文上说的是要山西按惯例，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运往上海，交江南制造局，经费亦按惯例，每斤铁连买价带脚费，以四分银子计算，共用银四千二百两，从当年地丁银中扣除。
易佩坤哭丧着脸对张之洞说：“司里接了工部这道咨文，几天来甚是为难。这个差使太难办了。”
“有哪些为难之处？”张之洞问。
易佩坤说：“为难之处有二：一是十万五千斤好铁筹集不起来。据衙门里人说，山西这几年几乎不炼铁了，全省炼的好铁加起来，顶多只有五万多斤，要在两个月内筹集十万五千斤好铁是不可能的；二是铁价加脚费每斤四分银子，这是一百年前的老皇历了，现在连脚费都不够，这差使如何办？”
易佩坤虽是叫苦，但叫得有道理。张之洞的双眉皱了起来，他来山西做巡抚已经两年多了，还没有办过铁差，便问：“这事先前是如何办的？”
易佩坤答：“山西的铁差，这两年没办，上次是光绪六年办的。衙门里的人说，当年葆庚办此事，采取的是瞒、贿、压三种手段过的关。”
“什么是瞒、贿、压，你说详细点。”张之洞又皱了下眉头，打断了易佩坤的话。
易佩坤说：“瞒，就是瞒朝廷。一切照旧进行，不慌不忙，到了两个月限期满时，给朝廷上一道折子，说山西的好铁十万五千斤都已筹备停当，即日起将妥运上海交江南制造局，让朝廷知道山西藩署在恪勤办差。贿，就是贿赂江南制造局，塞一张大大的银票给局里的办事人员，请他们到时通过江苏巡抚上折给朝廷，说山西解来的十万五千斤好铁已如数收到。其实，这铁里好铁大约只有一半，另一半全是不合要求的平铁和做不得用的废铁。江南制造局的办事人员只图自己得利，将那些平铁、废铁全当好铁去用。压，就是压府县。山西出铁的地方主要在潞安府、辽州、平定州一带，就向这些府县一压铁的斤数，二压银钱，要他们如数如期运到上海，藩库并不多拿一分银子补给他们，任凭他们去摊派盘剥，置若罔闻。”
“岂有此理！”张之洞的手掌在案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震得易佩坤心里一跳，“瞒上压下已是不可饶恕，这贿赂江南制造局，更是罪不容诛！易方伯，你知道江南局拿这些铁做什么吗？那是造枪炮子弹的呀！难怪中国和洋人打仗总是输，用这样的铁造出来的枪炮子弹，怎么能打得过洋人？真是混账！”
“葆庚这种做法固然不对，但工部的要求实在办不到。司里正是不愿像葆庚那样做，才来请示大人您给一个主意。”易佩坤拉长着脸，一副左右为难的可怜相。
是呀，瞒、贿、压不行，按工部说的去做也不行，这差怎么当呢？张之洞心里也没了主意。他寻思良久，也没想出一个好办法来，只得起身对易佩坤说：“你先回府里去，过几天我们再商议。”
易佩坤无奈，只得离开抚署。张之洞一连几天都为这事困扰着，始终无一良策。他请桑治平帮他出出主意。桑治平一时也想不出好点子来，他对张之洞说：“有些事看起来很难，那是因为还没有钻进去；真正钻进去了，总还是有办法可想的。”
张之洞笑着说：“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你就钻进去吧！怎么个钻法呢？”
桑治平想了想说：“给我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我到出铁的地方去走走看看。”
“好，你就下去查看查看吧！”张之洞说，“半个月后回来，我等着听你的消息。”
十多天后，桑治平风尘仆仆地回到太原。他没有回家，径直去了抚署。
“这些天里实地查看得如何？”张之洞亲自为桑治平泡了一碗好茶递过来，急急地问。
桑治平接过茶碗，喝了一口说：“这些天我马不停蹄地跑了潞安府的几个县。就这几个县看来，十万五千斤好铁可以筹集得到。”
“这就好！”听了桑治平这句话，张之洞大大地舒了口气。只要好铁的数量够了，剩下的就只是银钱的事，虽然也是难事，但毕竟要好办些，“为什么易佩坤说，山西好铁顶多只五万多斤呢？”
“是这样的。”桑治平又连喝了两口茶，他抹了抹嘴巴说，“好铁是有，但官府收购时不肯出好价，所以炼铁的老板不肯把好铁拿出来，说好铁没有这么多，要买就买平铁好了，这平铁里面其实很多是废铁。至于好铁，他们则偷偷运到直隶去卖。”
“哦，是的。这原因经你这一说，其实又很简单。工部出的价低，到了出铁的县，县衙门出的价也就低，卖铁的就拿低价钱的铁来应付。这样，到了太原，大家就只有看到好铁少这一层了。”张之洞用简洁明晰的语言描出了山西筹铁的这个过程，他感慨地说，“葆庚是住在太原享福不肯下去，易佩坤也不愿意吃苦去实地查看。你这一去，就把事情摸明白了。先贤告诫：为官要体察民情。这‘体察’二字，真是太重要了。”
“正是。”桑治平对巡抚的这番感慨深表赞同，“体察，就是亲身去查看，不是只听禀报看公牍，那毕竟隔了一层，许多真情实况就被蒙蔽了。”
“仲子兄，你有没有打听一下买好铁的价钱？按铁老板开的价，收购十万五千斤好铁，要多少银子？”张之洞说着，自己也端起一碗茶，抿了一口。
“我问了，一斤好铁大约要八九分银子。若平均按八分五算的话，十万五千斤好铁需银八千九百两，即使不算脚费，工部所给的银子也还短缺近五千两。”
“是呀！”张之洞捧着茶碗，慢慢地说，“我问了下先前的铁差押运官，从山西运到上海，光绪六年那一次，每斤铁耗银五分五，光脚钱就耗费一万五千两，现在开销可能还要大些。加上买铁的钱共差一万余两，这笔庞大的开支从何处来呢？”
“我这次在长治遇到一个人，他说如果这差使包给他，十万五千斤铁，他只要三千二百两银子，就可以按期全数运到上海。”
看着桑治平脸上洋溢着兴奋的神采，张之洞也兴奋起来：“此人是谁？他能有这么大的本事，每斤铁只需三分的脚费！”
“此人是个洋人。”
听说是个洋人，张之洞脸上的喜色顿时消除了，他冷冷地说：“洋人都是骗子，不要相信。”
桑治平脸上的喜色却依旧：“我和这个人说过一晚上的话，我看他不是骗子，他比我们许多中国人都诚实。”
“你跟他说了一个晚上的话？”
张之洞睁大了眼睛。他虽然多年来就开始注意外国的事情，也读过几本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译的外国人写的书，并且上过不少关于夷务的折子，但和他的京师清流党朋友一样，始终没有近距离地见到一个外国人，更谈不上与他们交谈了。当然，最主要的是他不懂洋话；另一方面，他也不屑于跟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夷番对话。他觉得他们都居心险恶，且无学问，一个堂堂天朝礼仪之邦的官员，岂能与他们交谈！
“是的。”桑治平笑了起来，说，“我们是用中国话交谈的。香涛兄，你可能根本没有想到，他的中国话说得比我还中听。我的话里常有河南土音，而他说的竟是差不多标准的京腔。”
“真有这样的洋人？”张之洞知道桑治平是个诚实君子，不会说假话，但他还是不能不怀疑，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
桑治平完全能理解张之洞的诧异，于是详细地说：“我到长治后，郝县令告诉我，有一个很能干的洋人住在驿馆里，问我要不要见他。我说洋人我愿见，但彼此不能交谈，见也是白见。郝县令笑着说，这个洋人可以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我一听马上说，那就好，我这就去见他。郝县令陪着我去驿馆。那洋人一见我，便用很娴熟的京腔跟我说话。我一高兴，就和他聊了一个晚上。”
“都说了些什么？”
张之洞也来了兴致。他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凡他不知道的东西，他都有一股子要弄明白的强烈愿望。
“这个洋人告诉我，他的名字叫李提摩太，是英国人，同治八年他二十五岁时就来到了中国，已在中国居住十五六年了。”
“哦，这么久了，怪不得会说中国话。他是做什么事的？”
“他是个传教士。”
听说是个传教士，张之洞的心中立即冒出一股反感来。他厌恶洋人，尤其厌恶洋人中的传教士。他曾远远地看过传教士：穿着黑色的宽大长袍，胸前挂着一个十字架。这种穿着打扮，他怎么看都不顺眼。而最令他不能接受的，则是传教士的那一套学说和教规。什么上帝、基督耶稣、圣母马利亚，什么凡男人皆兄弟、凡女人皆姐妹，什么死后灵魂升天堂，还有洗礼、做礼拜、祈祷唱圣歌等等，张之洞都视之为歪门邪道，荒诞不经。尤其令他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教士在中国的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他们在中国到处建教堂，强行传教，收中国人做教民。他们藐视官府，目无中国法纪，挑起事端。许多事情明明是他们无理，打起官司来，却又都是中国人败诉。几十年来教案不断，无不以中国人认错赔款、拘杀自己的百姓来平息。到山西这两年来，他也遇到过几件头痛的教案，至今尚未了结。
张之洞紧锁着眉头说：“此人既是个传教士，你不应该与他交往，他即便可以省几千两银子的脚费，我们也不要找他。那些传教士都很阴险，不知他们背地里包藏着什么祸心。”
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你怎么变得这样胆小怕事了！你是一个堂堂的巡抚，他是一个小小的传教士，你难道还怕他吃了你不成？”
张之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不是我怕他，他们都不是好人，犯不着跟他们打交道。”
“我知道，你是清流出身，恨洋人。对于洋人，我和京师清流君子们有些不同的看法。”桑治平收起笑容，正色道，“洋人欺负我们，是应该恨，但我除开恨之外，还有一种佩服心。你看他们的铁船造得那样大，走得那样快，大海大洋中如履平地，这要多大的本事？他们把枪炮造得杀伤力那样大，把钟表、机器造得那样精巧。他们造出电报来，一封信函，万里之遥，顷刻可到。这些，要有多大的能耐才做得到？我是不得不佩服呀！”提起钟表，三年前龙树寺摔表的那一段往事，又浮起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他当时虽觉得那种做法过头了点，但他理解与会者的心情。钟表与燃香计时，孰优孰劣，这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同样，铁舰与木船、洋炮与土炮、电报与马递，孰优孰劣，这也是不待智者而知的事。桑治平说得有道理，张之洞不得不认同。他静静地听着，没有作声。
“说起洋教来，也是有很多使人气愤的地方。说实话，他们那一套教义，我是决不会接受的，但是我也看到了另一面。”桑治平不疾不徐地继续说下去，“比如说，洋教的宗旨是劝人为善，反对作恶，这点与我们的儒学求仁成仁是一致的，更与老百姓的佛祖、菩萨一个样。洋教的传教士在中国办了不少育婴堂，收容流浪街头的孤儿，又大量散发药丸，免费为人治病，这些都是事实。尤其使我赞许的是，传教士都坚决反对吸食鸦片，他们与贩卖鸦片的洋人在这件事情上也是势不两立的。”
“此话当真？”传教士反对吸食鸦片这一点，张之洞过去不知道。
“是真的，先前我就听说过。这次我在李提摩太那里看到他们的教规，明文规定教徒万不可吸食鸦片，且有劝导别人不吸食鸦片的责任。”
听说传教士自己不吸鸦片，并劝告别人也不吸鸦片，正在大力禁止鸦片烟的山西巡抚，对传教士突然生发出一丝好感来。
“洋教士中确有不少作恶之徒，但我也听说过其中有不少慈善家，李提摩太就是一个慈善家。郝县令告诉我，李提摩太是光绪三年到山西来的，那时山西正遭旱灾，李提摩太在潞安府一带以教会的名义，捐献过一万两银子。他还面见过曾九帅，提出以工代赈的主张。曾九帅嘉奖他，并拟上报朝廷，赏他一顶四品衔的顶戴，他谢绝了。潞安府一带的百姓都说他是洋善人。”
张之洞一声不响地听着。这个从未谋面的属于可恶的洋教士一分子的李提摩太，在他的心中赢得了一分好感。
“李提摩太随我一起来到太原，我送他在驿馆住了下来。他想见见你，你是否愿意见他一面？”
“且慢！”
张之洞在心里犹豫着。尽管李提摩太反对吸食鸦片，又捐款救赈山西的旱灾，不属于洋人中的恶劣之辈，但自己身为山西之主，接见他，就是给他一个很大的脸面，这个脸面值得给他吗？当年清流党的中流砥柱，基于多年的宿怨，仍不愿意降尊纡贵与夷番打交道。
桑治平深知张之洞的疑虑，他从随身带着的布包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张之洞说：“这是李提摩太写的一本小书，你不见他可以，我劝你不妨读读他的书。我先回家去了。”
说完离开了抚署。
李提摩太的这本小书名曰《富晋新规》。张之洞对“富晋”极感兴趣。作为一个山西巡抚，在完成禁烟、清库、整饬吏治等几桩大事之后，当务之急便是要设法让山西的百姓富裕起来。这一点，在张之洞的脑子里从来是明白的。在做言官的时候，他便清醒地认识到，一切举措，最终的目的只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百姓的富裕，若这两个目标没有达到，其举措则没有落到实处。山西贫困，如何使百姓致富，就显得更为重要而实在。张之洞倒要认真地看看，一个外国传教士是如何借箸代筹（借箸代筹：箸，筷子；筹，筹码，过去用作计算工具，多用竹子制成。“借箸代筹”引申为代人策划）的。
他打开《富晋新规》，打头一句话便引起了他的注意：“为政有四大端：一曰教民；二曰养民；三曰安民；四曰新民。教之以五常之德，推行于万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