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你那夜说得很好。”张之洞郑重地说，“和，是音乐产生的基础；和，也是治理邦国的最佳途径。圣人治理天下的大道，很可能就是从乐师弹奏琴曲启发而来的。老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大道理和小道理其实是相通的。好了，这些就不多说了。但你要相信我，我的确由你的话得到了许多启迪。我于此看出你的治事之才，你今后是可以成为我的帮手的。”
张之洞的这番话使佩玉颇受感动。她已觉察到话中的重量：知音，帮手。这分明不是寻常大官员买小妾，将买来的女人当玩物、当侍婢、当任意处置的奴隶，而是将她放在与自己平等相待的位置上。若真的这样，作为一个平民家里出身的女人、一个丧夫夭子的寡妇，她还有什么话可说的？但，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不用八抬轿从大门将我娶进来，立为正室呢？佩玉甚是疑惑不解。
“现在让我说说，为何不将你作为续弦夫人娶进门的道理。”
张之洞感到这话有点难于说出口，他在心里做出一个决定：如果佩玉坚持不同意做妾的话，他就改变主意，宁愿再冒一次风险，也要把佩玉娶过来。佩玉对他太重要了。
迟疑良久后，张之洞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先前有过三个妻子。结发妻子石氏去世时还不到三十岁，续妻唐氏去世时三十四岁，第三个妻子王氏去世时三十五岁。她们都是年纪轻轻便离我而去，使我很痛苦，也使我奇怪。太原城里的袁半仙告诉我，我的命太硬，若要女人长久保住，只有不居夫人的名分才可。”
略停片刻，他又以十分恳切的态度说：“我很喜欢你，非娶你不可，但我又不想你走石氏、唐氏、王氏的老路。为了你，也为了我，所以才做出这种安排。你能体谅我的苦衷吗？”
佩玉只知道准儿的母亲三十多岁就过世了，却不知道在此之前还有两位，也是青春年华便过早弃世。因为自己的不幸遭遇，佩玉也相信命运。她相信是因为自己的命不好，才克夫克子，才寡居孀处。一个三丧妻子，一个两丧亲人，从痛失亲情这点上来说，两人同是情感世界中的天涯沦落人。是啊，与其顶个夫人的名分而短命，不如做个偏房而长相厮守。佩玉望了一眼张之洞，没有说话，而张之洞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到了谅解的目光，他心里一阵欣喜。
男子汉的激情，发自内心深处的爱的驱使，使他一时忘记巡抚的尊严和中年男子的持重，他两只强劲的大手，抓住佩玉的两只纤纤素手，动情地说：“佩玉，嫁给我吧，我会始终对你好的。你名义上虽居侧室，其实家里并没有夫人，你就是夫人，内政全部交给你，由你一人掌管。今后，我也不会再买妾讨小了，也没有人再来与你争个高下。准儿这两年来和你相处亲热，她昨天听说你就要回晋祠去都哭了，她舍不得你走。看在准儿的分上，你留下吧！”
说到童年就没娘的女儿时，张之洞那颗刚烈的男人心已化为慈母情，声音不觉抖动起来。
名为妾实为夫人的许诺、准儿的心意和她的眼泪，最终把佩玉给说动了。事事都好，就不该这个名分上差了。佩玉虽灵慧过人，但终究是一个贫穷而命苦的弱女子。她相信命，相信天意，她不再执意拒绝了。张之洞一把抱过佩玉，紧紧地将她搂在怀里。佩玉没有推脱，也没有将脸贴在张之洞的胸前，她并没有多少喜悦和幸福的感觉。她从来没有想过要高攀官家，她最大的愿望只是能遇到一个实心实意、知寒知暖的男人，与他同甘共苦地过日子、创家业。她知道，走进官家，有许多外人看得见的风光，而同时也有许多外人看不见的烦恼，她不知道今后的日子到底会怎样过。想起英年早逝的丈夫和两岁夭折的姣儿，想起从此以后将琵琶别抱，再为人妇，佩玉心在剧痛，泪如雨下！
好长一会儿，她从张之洞的手中挣脱出来，轻轻地说：“我还要回家去告诉父母，听从他们的意见。”
“是的，是的。”张之洞急忙说，“那是应当的。我明天就派人送你去晋祠，好好地跟两位老人说清楚，请他们同意。”
“还有。”佩玉细声细气地说，“我的父母只有我一个女儿，他们一天天地衰老了，身边要人照顾，我想请大人答应，让他们随我一道走。”
“好，好。”张之洞忙不迭地答应，“侍奉父母是做儿女的本分。你父母就你一个女儿，他们自然是应该跟随你到广东去的。他们愿住衙门也行，愿自己赁屋住外面也行，一切听他们的。”
佩玉不再说什么了，心也慢慢地平静下来。
正是春末夏初时分，三晋大地麦青花黄，万物欣欣，张之洞结束在山西两年半的巡抚任期，肩负着以醇王为后台的新军机处的重任，怀抱着兼济天下、经营八表的素志，离开太原，前赴眼下朝野内外、欧亚东西所关注的争斗之地，他将要以一身做南天柱石，撑起这座风雨飘摇的帝国大厦的一隅。四十八岁的中年总督不免忧喜参半：大展宏图之心与责任重大之感同时并存。
然而，与当年孤身赴晋不同，此时，他的身边多了一位有才有识的终身伴侣。这些天的共同生活，佩玉给张之洞带来的温馨，在他的身上发生了神奇的作用，仿佛青春重返、韶华再来，张之洞觉得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像二十年前用之不竭的生命力。他回顾两年多来所办的一桩桩大事：铲除罂粟，奖励农桑，戒烟禁烟，清查库款，查办贪官，整饬吏治，免除摊派，苏缓民困。尽管这些政绩是用两鬓全白的辛苦所换来的，但却是十分值得。望着古道两旁一派庄稼茂盛耕作繁忙的景象，张之洞的脸上泛起欣慰之色。
车到荫营镇时，他想起了那年途中打尖的小饭铺，便把大根叫来说：“你再去跟那位薛老板聊聊，问问他罂粟根绝了没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些没有？”
半个时辰后，大根赶上了车队。
“见到那个薛老板了吗？这里的情况如何？”张之洞希望从这个小小的点上的变化，显示出他治晋两年多来的巨大政绩。
“见到了。”大根的情绪并不高昂，“薛老板说，他们这里的罂粟还在种，只是大路边没有而已，离开大路两旁不到十里地，那里的罂粟照旧和过去一个样。”
“他们为何还要这样做？”张之洞生气起来。
“我也问过。薛老板说，大路两边不种，只是为了应付官府。老百姓还是要种，他们要靠它养家糊口过日子。”
“苛捐杂税减少了一些吗？”停了一会儿，张之洞又问。
“薛老板说，也没有减少什么。原来的名目没有了，又增加了一些新名目。一年下来，老百姓出的钱，与过去差不了多少。老百姓若不种鸦片的话，这些捐税根本就无法交。薛老板还说，官府也有它的难处。有次平定县的主簿在他的饭铺吃饭，说省藩库一年支给县衙门的钱还不够大伙儿吃饭，更不要说有钱办公益事了。县衙门不问老百姓要问谁要？所以官府后来知道罂粟还在大量种，也就开只眼闭只眼，明禁暗不禁了。”
张之洞不再问下去了。荫营镇是这样，看来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刚才的欣慰之色早已在他的脸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个认识猛然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中国的根本症结在于百姓的贫困，若这个症结不化解，任何德政都将无法施行。然则，如何才能使得百姓富裕起来呢？这真是一个重大而棘手的难题。他想：将法国之事了结后，一定要用全副精力来致力于富民之事。
然而，清流出身的新任两广总督没有料到，法国之事其实是很难了结的，这里面有太多太复杂的缘故。就在张之洞千里南下旅途中，京师政坛幕前幕后的活动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