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网上看到有仁人义士登高一呼号召大家对张计展开人肉，认定在一个警察如此嚣张的背后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靠山和黑幕。更有愤世嫉俗者声称要打听到张计有没有儿子，在哪个幼儿园上学。我看罢不置一哂，压根没往心里去。
不幸的是，很明显，我低估了网民们的行动力。
首先是张计家的防盗门上被人涂了大粪，所有的窗户玻璃在一夜之间被敲得一块不剩。张计的老婆百般无奈，只好搬进学校的宿舍。
接着被人肉出来的是朱舜尧。他打电话邀请我去参观他的新车，停在露天车位一晚上之后已经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车的挡风玻璃被敲碎，驾驶座上泼满了粪便，车前盖上锐器划出一句声明：“你会遭报应的！！！”朱舜尧审视着车里斑斓的秽物，久久不言一词，仿佛想到了一些难忘的往事。
我在惋惜的同时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只要觉得有充足的说得过去的正当理由，那些一贯标榜民主自由的人并不惮于侵犯他人的人身及财产权利，而每个对执法者心存不满的人只要有机会也十分乐意于亲自执法别人；第二，粪青们果然爱岗敬业忠实本分，无论去哪都会随身携带大量粪便，以备不时之需。这让我感到心悸，尤其是第二点，实在是太令人恐惧了。
网民们对人肉的成果非常满意，在兴奋地庆祝阶段性胜利的同时，所有人都将矛头指向了朱舜尧。在论坛铺天盖地的帖子里，朱舜尧的罪名有：富二代、结交朋党、权钱勾结、与杀人凶手狼狈为奸、奔走钻营、收买办案人员，等等。朱舜尧平时上网不多，知道现在整个网上都在讨伐他之后，他更加不愿意上网了。过了两天，他在走出一家超市的时候被两个迎面跑过来的一身行头很嘻哈风格的半大小子打了一顿，之后他连门也不愿出了，过上了深居简出的生活。
那几天我异常气愤。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一个身陷囹圄，另一个被无理骚扰，这让我变得满腔怒火，脾气暴躁。我打心眼里痛恨那个酒壮怂人胆的光膀子愣蛋，不是他的叫板就没有后来的这些熊事。我痛恨那些推波助澜的媒体和网特，痛恨偏听偏信不明真相的网民，痛恨头脑简单不分青红皂白的愤青。我眉头紧锁，目露凶光，茆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我一副要吃人的样子也不敢问。小双话说得更少，眼睛里盛满忧虑。
我不分昼夜地上网，斗志昂扬地和各式各样的ID论战，口不择言地跟五花八门的马甲对骂。我像一只面无惧色的大喷菇，面对着一大群面目可憎的僵尸，竭尽全力地喷出最有攻击性的言辞，来反击最难听最下流的辱骂和最令人不齿的诋毁。我尽情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和愤懑，仿佛受到了全世界的迫害。那几天我自以为是唯一掌握着真相和真理的人，好像一台在高速公路上马力全开的跑车，却发现所有的车都在向我迎面冲过来，我只顾着疑惑怎么有如此多的傻逼，却没发现真正傻逼的正是逆行的自己。
我突出的活跃表现成功引起了对手们的注意和尊敬，一天后我的照片和资料就被贴到了网上，有人嗤笑道：“这傻逼，黑白不分，也能做法官！”
那一刻我不得不开始反思自己。虽然不同的声音往往可以使自己更加坚定信念，但当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时，反思就势在必行。我得感谢那个讽刺我的人，他提醒了我——我是个法官。法官就应当有法官的思维，虽然我并不是个圣人，也有私心，也有情感，但是我愿意坚持一名刑事法官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那就是不让任何一个有罪的人逃脱法律的制裁。无论我怎样辩白，怎样强调客观理由，张计都是有罪的，我知道这一点无可置疑。试图对抗民愤是愚蠢而徒劳的，我说服不了所有的人，也说服不了自己。我于无意之中正在群体意识的洪流里逆向行驶，与我探求真相和尊重事实的初衷背道而驰。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既羞愧又不安，我不但帮助不了张计，稍有不慎还会毁掉了自己。
于是我悄悄地退出争论，在网上销声匿迹。我希望在事态进一步扩大之前，一贯喜新厌旧的网络会一如既往地迅速将我遗忘。
但网民们并没有失去热情。他们拿出了穷追猛打赶尽杀绝宜将剩勇追穷寇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气势，看样子是要将群众路线贯彻到大快人心为止。关于他们这么干的原动力，无论说是八卦精神作祟也好，出于社会责任感也罢，或者干脆是单纯地爱看热闹，总之，他们把这事干得挺棒。很快，有人发帖声称经过更深一步的发掘，发现了以张计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的新的犯罪事实。他指出，朱舜尧的广告公司实际上是一个变相的卖淫机构，以选秀和拍广告为幌子，招募和培养了大批的色情服务者，在宾馆和酒店进行大规模的卖淫活动，服务对象包括党政机关领导、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体经营者、外来务工的民工兄弟和其他社会闲散人员，猖獗程度堪比天上人间。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消息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有媒体记者开始到金地大酒店明查暗访，许多闲得蛋疼的男性市民也有事没事进去晃悠几圈，期待有机会过过眼瘾。金业发搞不清楚状况，只以为生意忽然间火爆起来，一时乐得合不拢嘴。
事情的发展急转直下。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一队警察杀进金地大酒店，直奔四楼，带走了金业发。第二天新闻报道：“昨夜市公安局接到报警，果断出击，连夜捣毁金地大酒店内的卖淫窝点。警方带走窝点内十余名工作人员协助调查，并抓捕酒店总经理金业发……”
我赶紧打电话给朱舜尧，他说他也在看电视。他说：“那些姑娘都跟金业发签了合同，早就不是我公司的人了，我把人给了金业发后我就撒手不管了。”
我问：“你知不知道你的姑娘们是去干的这事？”
他说：“也不全干这个，不是也有在一楼当服务员的嘛。这事吧要说知道我确实是知道，但真的跟我没关系。”
我咬着后槽牙恨恨地跟他说：“你怎么不早跟我说这事，你只要知道就跟你有关系了！”
两天后，市检察院以涉嫌组织、容留卖淫罪，批准逮捕金业发。我好几次拨打朱舜尧的手机，均无人接听。当天晚上，朱舜尧用固定电话打给我，说自己在市公安局，早上被协助调查的名义带过来，讯问了一整天。他垂头丧气地说：“警察不让我走了，说我是金业发的共犯。他们容许我打一个电话，我只能打给你。”
我赶紧问他：“你都说了些什么了？”
朱舜尧吞吞吐吐地嗯唧了几声，看样子是旁边守着警察说话不方便，半天才说：“根本不用我说，姓金的全推给我了。”
我急了：“全推给你？什么意思？”
朱舜尧说：“听他们的口气，好像认为我是主犯。”
我在心里大骂，想说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生意伙伴。想了想现在说这些于事无补，只能告诫他说：“不要乱说话，小心讯问陷阱，一定要想好再回答，不是你干的千万不能承认。我在外面给你想办法。”
朱舜尧“嗯”了一声，低低地说：“我不能跟你说了，他们催我挂电话了。”
我说：“行，记住，别犯傻乱认！你说出来的全都是口供，没有修改的机会的！”
朱舜尧的嗓子一下子哑了，我听出他哭了，不知道是因为委屈还是恐惧。他抽抽搭搭地叫我：“桂子……我……全靠你了。”
我的心一下子被揪成了一团。在话筒的那一头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最铁的兄弟，同穿一条裤子清楚知道对方身上有多少根毛的手足。我们一同成长，一同奋斗，一同历经洗礼，一同遭遇挫折。我们有相同的童年，相同的青春，相同的理想和相同的默契。多少年来我们互相依靠，互相扶持，互相信任，是实打实的知心换命的交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很多人罄其一生，也无法觅得一个可以视作同怀的朋友。而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手足，尽管他有时头脑简单，做事不靠谱又不太讲原则，但我已经足够幸运。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另一个对方，不用交流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彼此的想法、立场和态度，思想对方的思想，体会对方的体会。正因为此，在朱舜尧失声的时候，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过的无助，它们如潮水一般铺天盖地地向我袭来，击打得我一阵阵头晕目眩。
我竭力地压抑住情绪的波澜，希望自己貌似镇定的声音能给他带来些许心理上的平静和渡过难关的信念。我跟他说：“不用多说了，放心吧。”
我给朱舜尧找了涂城最好的刑事律师，一个姓方的小老头子，代理过好几件我办的案子，头脑清楚，口才突出，善于抓案件的关键，给我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我说要找他辩护的时候，他夸张地瞪圆眼睛，开玩笑地问我：“你忘了你们那一大堆规定，若干个严禁、若干个不准了？不能给案件当事人介绍律师！”
我说不是为当事人，是为我最好一朋友。我把情况跟他说了一遍，向他保证朱舜尧不是金业发的共犯，他也许知情，但绝对没有通谋，更没有获利。
老方听完我的叙述，说：“组织卖淫这个罪名是很容易往人身上靠的。你说你那朋友朱舜尧没有通谋，那姓金的就说他们通谋了，你说朱舜尧没有获利，姓金的就说他给朱钱了，你能怎么办？就他们俩知情，关键证言就是姓金的一个人说了算。”
我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都明白。我来找你就是相信你的能力的。我只要你一句话，辩还是不辩？”
老方嘿嘿一笑，说：“桂法官，你让我辩，我怎么可能不辩呢？一切交给我老方吧！我准备准备，明天我就去看守所找你朋友谈。”
我打电话让朱舜尧的老爸过来办了委托代理手续，说了一番感谢的话。临走时我握着老方的手千叮万嘱，搞得老方都不耐烦了，说：“桂法官，你这是不放心我老方啊！怎么说我也是涂城数得上的辩护人，这点小案子我还是摆得平的。再说了……”他压低声音，嘿嘿笑着说：“就算一审不利，反正上诉到中院你再把它改掉呗！”
我说：“你可千万别抱这个指望，我已经被下放到基层了，没那个能力了。所有希望所有压力所有包袱都在你方大律师身上，你一定要拨乱反正，不负众望。”
出了律师事务所，安慰了几句朱舜尧失魂落魄的老爸，骑车径直回到家。刚进门就接到小潘打来的电话。他语调有点气急败坏地问我：“桂审你怎么牵扯到那个警察杀人的案子里去了？网上已经把你的信息都公布了，院里的同事都知道了，都在议论你！领导也都知道了，最近可能就要找你谈话！”
我听他急吼吼地说完，平静地跟他说：“我知道了，谢谢你小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