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丁玲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丁玲的语言是真性情的流露，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这是一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更有人说，如果丁玲头颅稍微低一点，那么她的遭遇就不会那么坎坷，她受到的非议就不会那么激烈。问题是，如果真的这样，那她也就不是真实的丁玲了。丁玲表面上有傲气，是因为她深处有傲骨。
只卖文字，不卖女字
丁玲的傲气，首先是作为一个女作家的傲气。
1927年，丁玲在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处女作《梦珂》。紧接着，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问世，引发了巨大轰动，丁玲也从一个寂寂无名的文坛小辈一跃而成为炙手可热的著名女作家。一直到建国后，丁玲在向自己的秘书张凤珠回忆当年的场景时仍然充满自豪之情：“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对此作家孙犁在《关于丁玲》一文亦说：“丁玲，她在30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
丁玲虽然以女作家的身份而出名，但是她跟现在很多凭借下半身思考的女作家不同，极其反感别人拿她的性别来作文章。1983年，在一次会议上，有一家杂志向丁玲约稿，丁玲听说约稿的原因是这个杂志准备出版一个女作家专号，立即怒不可遏，一口回绝，说：“我只卖文字，不卖女字。”王安忆是这个场面的见证者，多年后丁玲的这句义正词严的话仍然让她感慨颇深。
建国后初期，丁玲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如日中天。特别是1951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这是新中国的文学作品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消息传来，举国欢腾，丁玲也由此堂堂正正地跻身于大师的行列。1953年，东德作家代表团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相片，四个人依次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丁玲居然紧跟鲁郭茅之后，连巴金和老舍都只能步其后尘。
第二年，以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等为团员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团员们参观苏联文学馆时看到馆内赫然悬挂着四位中国作家的照片——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
如果说文学讲习所内悬挂的丁玲照片带有一丝个人主义的色彩，那么苏联文学馆内悬挂的丁玲照片则意味着丁玲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国际的公认。
此时的丁玲虽然身为作协高官，但她更为看重的是自己的作家身份，《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更使得她豪情万丈。据说丁玲随即在其执掌的文学讲习所内抛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后人称为“一本书主义”，即一个真正的作家一辈子得有一部立得住、传得下去的书。“一本书主义”的提出毫无疑问是建立在丁玲高度的自信上，因为丁玲至少已经有了一本足以支撑自己地位的书。然而，这在没有“一本书”的其他作家看来无疑是巨大的讽刺，因此这在后来批判丁玲的斗争中成为了她的主要罪状之一。在丁玲受难的时候，许多平时与她关系不错的作家群起而攻之，固然迫于形势，但也不乏对其“一本书”的羡慕嫉妒者。
北宋时，苏辙在总结其兄东坡一生的遭遇时，说：“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如果名既高，人复高调，那么其落难更是一种必然而非偶然。
直到1979年，历尽沧桑的丁玲仍不失其锐气。王蒙回忆，这一年丁玲刚刚从山西回到北京，他与邵燕祥、从维熙、邓友梅等人在张凤珠引见下去看望了丁玲，王蒙说：“我们是流着热泪去看丁玲的。”没想到事隔不久，丁玲在南方发话了：“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王蒙等人听到之后面面相觑，只好揶揄自己：“您老不服，可是我们服呀，您老发表作品的时候我们这些人还不知道在谁的大腿肚子里转筋呀。我们再狂也不敢与您老人家比高低呀。”后来几年，王蒙又亲耳听到丁玲说：“都说现在的青年作家起点高，我怎么看不出来？我看还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起点高啊。”
看来，在丁玲的字典里，从来没有后生可畏这样的词，人虽老心不老，人家是浩气长存，她则是傲气长存，这也是一种风格吧。
超凡的人格
除了身为一个作家的傲气，在为人处事方面，丁玲同样是当仁不让。
新感觉派大师、丁玲在上大就读时的同学施蛰存1988年曾写有一篇文章——《丁玲的“傲气”》。在文章中，施蛰存着重讲述了丁玲两个方面的傲气：一是作为女大学生的傲气，当时男女不平等之现象极为严重，女大学生属于是稀有品种。然而，丁玲、王剑虹她们在这男性主宰的校园里一点都没有妄自菲薄，进教室时带着一种睥睨一切的英雄气概而来，让男生们自愧不如。
二是意识形态上的“傲气”。施蛰存记得，丁玲崇拜因《非孝》被视为异端的施存统，“常常去他那里玩”。她的眼界非常高，甚至连大名鼎鼎的瞿秋白，就思想来说，在她眼里，也只算得上“可以与之聊天的”。
陈明曾经回忆了丁玲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当一把手时所干的一件出格的事情，就很能体现出丁玲的性格和为人。
“西战团”在国民党的腹地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方针，这样就难免和国民党方面产生源源不断的摩擦和争执，为此，丁玲特地回了一次延安，向领导汇报情况，请示如何处理与国民党的矛盾。这次丁玲回延安时，正好赶上陕北公学成立的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讲话说，中国因为有了共产党，中国不会亡。之后，丁玲也应同学们的要求在大会上发言，她套用毛主席的句式说，中国有了西北战地服务团，中国不会亡。丁玲回到“西战团”后把这件事讲给陈明听，把陈明吓出了一身冷汗，责怪她：“你这个话讲得太过头了，有点胡说八道！”这种“大逆不道”的话在作家中也许只有丁玲敢于讲出来。
50年代中后期，丁玲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由众星捧月变成了千夫所指，在“文革”中更是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丁玲逝世后，陈明上《鲁豫有约》接受鲁豫的采访，鲁豫问他：“丁玲挨打，挨得最厉害的是什么时候？”陈明说：“那还是在家里面，他们拿那个擀面杖打，我要挡啊，后来结果他们就把我夹到她的两个腿的中间，把我这脑袋夹在两个腿当中，把我背上的衣服搂起来，就拿皮带抽啊，所以我们说那是皮带专政嘛。”鲁豫接着问：“你们两个人居然没有等他们走了以后抱头痛哭？”陈明摇头：“没有，从来没有。”
丁玲不仅当时没有哭，在后来的回忆中仍然没有怨天尤人的话语。对这一点，她的秘书张凤珠感叹道：“当这一切磨难过去以后，丁玲如何看待自己的经历？她说：我受难，党也在受难。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讲等价交换。丁玲经历过如许的生死劫难之后，仍然坚定信仰不改初衷，仍然有如此的宽容，没有超凡的人格是不易做到的。”这里所谓的“超凡的人格”我想就是施蛰存所说的“丁玲的傲气”。
有人据此比较了巴金与丁玲的区别，认为写《忏悔录》的巴金的观点是：“我有罪，我要忏悔”，而写《牛棚小品》的丁玲的观点则是“我无罪，我能忍耐，我相信组织，对于这一点我不必思考”。
巴金因为后悔得到了世人的宽容与尊重，而不后悔的丁玲还一直在被世人非议，如果我们能够从其性格上多加考虑，或许就会对她稍加宽容了。
怎一个“傲”字了得
和丁玲有过长期亲密接触的沈从文对于丁玲的“傲气”有过深刻的领教，但沈从文不仅没有责怪丁玲，而且还对丁玲的这种精神颇为欣赏，因为他认为丁玲是完全有资格“傲气”的，他说：
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期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忽略了冰心，忽略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淑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地写出一切，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记丁玲》）
但丁玲的这种傲气有时候“过犹不及”，进而成了后来人诟病她的理由，甚至连欣赏他的沈从文也受到了牵连，这恐怕是沈从文自己也料想不到的。
在李辉的《沈从文与丁玲》一书中谈到作家林斤澜亲历的一件事。1960年在京召开了第三次文代会，被打成“右派”放逐北大荒的丁玲出人意料地受到邀请，回到北京参加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作协在东单总布胡同的一个四合院里，举行过一次作家联谊会，沈从文和丁玲同时出席。
散会之后，丁玲去车站等车，这时沈从文急急忙忙赶来。沈从文脸带笑容，在热情地谈着什么，一直看着丁玲，显然表露出一种关切。丁玲却始终板着面孔，王顾左右而言他，表现出了冷漠的态度。
李辉对此分析道：
在丁玲看来，她尽管被打成“右派”，但她和曾被认为是“反动文人”的沈从文还是有根本区别。对来自过去同志间的问候，她会感到兴奋，但对沈从文，则另当别论。她显然有着清醒的意识，不屑于同自己阵营之外的人表现出亲切，虽然她还在落难时。
丁玲，怎一个“傲”字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