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周杨，一个是曾经红极一时的大作家，一个是曾经叱诧风云的“文艺教皇”。两人的关系，犹如身负绝学的武林高手与号令天下的武林盟主，各自背负着谁与争锋的霸气，早晚有一场血雨腥风的决斗。可惜，盟主的背后是朝廷，所以，这一战，丁玲必输无疑。
继任者
据学者研究，丁玲与周扬的梁子早在30年代就结下了。有人说，这首先源于冯雪峰。1932年，冯雪峰将周扬吸收进“左联”并委以重任，让其担任“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的主编。第二年，周扬又接替了被捕的丁玲担任“左联”的党团书记。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丁玲的被捕成全了周扬，这也成了他仕途的起点。而丁玲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继任她位置的湖南老乡竟然会在此后成为她一生的敌人。
冯雪峰和周扬的“蜜月”时期只维持了不到一年，1932年11月，周扬在其主编的《文学月报》上发表署名“芸生”的长诗《汉奸的供状》，进而和冯雪峰发生了争吵，两人的友好关系就此结束，此后两人一直处于水火不容的对立面。很快，支持冯雪峰的鲁迅也卷入了这场论战，鲁迅以个人名义写了一篇题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痛骂周扬等人以流氓文学来代替“革命文学”。此后，逐渐登上左翼文化“盟主”位置的周扬竟然成了鲁迅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对立面，直到鲁迅逝世前，我们在他的书信中不断可以看到其对周扬不遗余力的批判，称其“以指导家自居”，“以鸣鞭为惟一的业绩”，并冠之以“奴隶总管”、“横暴者”的头衔。
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丁玲还在南京过着与世隔绝的软禁生活，所以此时她跟周扬并没有任何恩怨。然而，当1936年丁玲从南京逃离出来之后，很快便知道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人胆大妄为，公然唱着高调和自己最心爱的人以及自己最敬佩的精神导师对着干，简直是十恶不赦！喜欢感情用事的丁玲就此间接地和周扬结下了梁子。
1936年11月，丁玲到达陕北，1937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冤家路窄，距离的接近让两人有了正面交锋的机会。几年之后，延安整风运动中“暴露黑暗”派与“歌颂光明”派之争堪称两人第一次交锋的高潮。这一次的交锋，“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歌颂光明”派全面压倒了“不识时务”的“暴露黑暗”派。作为两派各自的领袖，尽管时过境迁，但彼此心里的疙瘩肯定没有那么容易化解，不过这个时候两人尚且没有直接冲突，因此矛盾还没有到达势不两立的地步。据说，这时的周扬看了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还留下了热泪，而丁玲也经常把周扬的小孩接到自己家来玩，甚至周扬还经常到丁玲家里吃饭，在表面上两人至少还是其乐融融的，尽管内心可能已经暗藏杀机。
最早使丁玲和周扬兵刃相见的事件应该是周扬对于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态度。1948年丁玲写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专门送一份稿子给时任中共华北局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审阅，并请他提意见。但周扬对此竟然一直没有反应，丝毫不把这部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伟大作品放在眼里。这使得向来心气高傲的丁玲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挑战，此外由于周扬不管不问的态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无法在华北顺利出版，更让丁玲急火攻心。
有人说，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发表问题上周扬彻底将丁玲推向他自己的死对头胡乔木那边。在胡乔木的帮助与运作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战术，在东北顺利出版，丁玲携此书赴俄并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消息传来举国欢庆，丁玲也藉此名声大振。这一次的交锋，以丁玲的胜利而告终，她杀了一个回马枪，完美地复了仇。
组织的代言人
建国后，周扬和丁玲在文艺界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一把手和二把手，丁玲的地位虽然略逊于周扬，但作为文学界首屈一指的红人，她的影响力却大于周扬，两人可以说是平起平坐，难分伯仲。
《丁玲陈企霞集团冤案》一书的作者认为，在丁玲、周扬关系的演变中，1951年是很耐人寻味的一年。这一年，周扬运交华盖，连续在两件大事上栽了跟头：一件是年初的批判电影《武训传》，一件是年底的文艺整风运动。这两件大事一件是毛泽东直接发动，一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因此周扬的错误很致命。反过来，丁玲负责的《文艺报》却在批判《武训传》中立了功。这一年的春天，丁玲被调到中宣部接替周扬出任文艺处长，年末，她就参与了胡乔木主持的文艺整风运动，而原本这样伟大的任务周扬才是不二的人选。
当年，周扬接替了丁玲“左联”团书记的位置，从此平步青云；而现在丁玲反过来接替周扬文艺处长的位置，如日中天。于是，周扬感觉到，丁玲已经对他的存在和地位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又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认为丁玲被打入“反革命集团”正是周扬搞的鬼，“把丁玲打成反党集团是周扬的责任”，周扬刻意地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丁玲，从而达到排斥异己、扩大阵地、巩固自己在文艺界领导地位的目的。为此，还引用了郭小川在1967年写的一份交代材料作为佐证，在材料中，郭小川写道：“周扬要从作协打开缺口，掌握文艺界……反周扬的人很多，打丁玲是杀鸡给猴看，把作协的阵地抓到手上来。”
这样的观点将周扬拖入个人主义的深渊，不能不说是对周扬的一种误读。相形之下，我更欣赏华东师大博士叶凯赋予周扬的“组织的代言人”这个称号。叶凯认为周扬能量如此之大，完全因为他是组织的代言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组织的名义进行的，而作为个人的周扬则在组织“这一无形但又无限的集体中”消隐了。
叶凯在《以组织的名义——有关周扬的思考》一文中写道：
由于自己的行为、自己说的话是代表组织的，它就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方面，它具有无上的权威性，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这样，有谁产生对自己的不满，则顺理成章地被戴上不服从组织、个人主义的帽子，怀疑组织的领导便成为了怀疑党。另一方面，当工作出现问题时，又可以辩解是组织的决定，自己就可以承担最小的责任。正是掌握了这把双刃剑，所以周扬的仕途越发地一帆风顺，游刃有余，最终成为了建国后文艺界唯一的常青树。尤其是后来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使周扬又多了一把保护伞。这样，周扬便从此一手仗剑，一手举伞，笑傲江湖，无往而不胜。
叶凯的论点可谓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其实，在周扬面前丁玲才是真正的个人主义者，据黎辛回忆，在延安时期，丁玲就对周扬“口吐狂言”。1942年春的一天，黎辛与欧阳山在丁玲处侃大山，正好听到周扬在窑洞外喊“丁玲同志”，欧阳山问是谁，丁玲不屑地答道：“一个会演戏的。”
据丁玲的秘书张凤珠回忆，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的讲话中，丁玲也经常和周扬较劲。有一次，丁玲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的口气影射周扬，台下有人就说丁玲只反大臣不反皇上。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论调在丁玲的嘴里层出不穷，也给丁玲的政治前途埋下了隐患。
直到1979年初，丁玲回到北京后，在日记中仍然多次表现出对周扬的不满和反感，态度相当激烈。在1月26日的日记中她说：“电视中见到周，依然仰头看天，不可一世，神气活现。谣传将出任部长。”2月27日，她又写道：“读着周的大文，仍然是空话大道理连篇。”
丁玲的个性，使得她的软肋一览无遗，在50年代批判丁玲的运动中，周扬只抓住了两个字就让丁玲不得翻身，这两个字就是“忠诚”。周扬回忆道：“在1955年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上，我曾经说，一个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是对党忠诚。丁玲对这句话颇有反感，她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为什么要提‘忠诚’这些话。”在一个将“忠诚”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时代，丁玲却说出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她已经无可救药了。于是，按照周扬的安排，她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向“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
《丁玲陈企霞集团冤案》一书的作者说：“周扬很有城府，丁玲比较透明，周扬是藏而不露，丁玲是口无遮拦。平时不动声色，关键时刻突然出击，猛刺一枪，正中要害——这就是周扬的厉害！”其实，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个人在“组织”面前的微不足道。
角色的转换
周扬的名字使我想起了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句子：“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陶渊明依次两句诗形象的写出了自己脱离组织那种轻松与解脱的感觉，遂成千古名句。然而，以周扬的一生而言，和陶渊明的“舟飏”相距十万八千里，可以说，周扬不“舟飏”也。
“文革”中，以组织的名义批斗别人的周扬遭到了组织无情的抛弃，作为鲁迅点名批评过的“四条汉子”之一，周扬被“四人帮”以此为借口进行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他的日子并不比被他打倒的丁玲好过多少。后“文革”时代，周扬对他早年的所作所为进行了积极反思，提出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的观点，并因此遭到了以胡乔木为代表的“组织”的猛烈批判。
叶凯的文章中记述了周扬晚年与胡乔木的一场争执，在一次会议上，胡乔木代表组织批判周扬，周扬大声斥责胡乔木做法不正派，胡乔木反过来怒斥周扬说自己不正派就是说中央不正派——“你这是反中央！”周扬欲哭无泪，据说他后来变成脑软化的植物人，就是被胡乔木气的。一辈子以组织的名义批斗别人的周扬，最后却被胡乔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历史就此成了一出闹剧。
在“文革”后这场批判周扬的风潮中，丁玲也是“组织”上一名得力的干将，她再一次品尝了复仇的快感。这很像当年延安整风的翻版，只不过角色完全掉转了过来，周扬成了“暴露黑暗”派，而丁玲却成了“歌颂光明”派。更有趣的现象是，晚年的丁玲竟然表现出的对组织的忠诚恐怕连当年的周扬都要望尘莫及。
1980年，丁玲发表了《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在文章里她写道：“1954年，有一位身居领导地位的人对我和周立波等人说：‘作家有什么了不起，党叫你当，你就是作家，党不叫你当，你什么也不是。’难道作家是‘党’叫当的，而且这里的‘党’是什么含义，我当时就想不清楚，后来从实践中知道，真有这么回事。”
50年代，在丁玲被打倒之后，周扬得意忘形地说：“谁笑到最后，才是胜利者。”周扬没有想到30年之后，他竟然会被胡乔木整得脑软化，甚至连语言的功能都丧失了，这个时候的周扬已经笑不出来了，而他一生的对手丁玲却笑到了最后，并亲眼见证了他的失败。
然而，丁玲的笑是不是意味着她最后的胜利，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说得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