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的个性，要甘心在一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团体里做一个不起作用的会员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向来不会隐瞒或放任侨团的缺点，也不会只争取各种权利而不努力弥补侨团的各种缺陷。因此自打我在纳塔耳定居后，便致力于消除人们对侨团的指责，不过这些指责并不是全无道理的。人们往往指责印度人生活习惯很邋遢，室内室外都不能保持干净整洁。因此，这时侨团里的领导者们已开始带头把自己的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直到杜尔班发布了即将爆发鼠疫的报告后，我们才开始挨家挨户地进行卫生检查。此次行动是与城里的神父们商量后并得到了他们的允许后才进行的，本来他们也希望和我们合作。双方合作会使他们的工作进展得更加顺利，也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因为城里一旦爆发了疫情，当局者通常会沉不住气，采取高压的过分手段招致印侨不快。侨团这一次因为主动采取了卫生措施而避免了承受这种压力。
不过我却获得了一些痛苦的体验。我知道不可能指望侨团像为自身争取权利那样痛快地履行自己的责任。在有些地方我会受到侮辱，在有些地方则又遇到了客气的冷遇。事实上要发动人们保持环境卫生非常的困难。让他们出钱来改善卫生条件更是不可能。这些体验让我明白：没有巨大的耐心是无法鼓动人们去做任何事情的。迫切需要改革的正是改革者自己，而不是社会。社会给予改革者的不会是什么好东西，只会是反对、憎恶、甚至残酷的迫害。为什么这个社会要把改革者视同生命般珍爱的东西当做一种倒退呢？无论怎样，通过这次广泛的宣传，印度侨团多多少少知道了维持室内和室外清洁的重要性了。当局也十分看重我，他们明白，尽管我好为印侨打抱不平，竭力为大家争取权利，但还是热心公益事业并坚持净化自我修养的。
然而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做，那就是唤醒南非印侨对祖国的责任感。印度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印侨们到南非来寻求财富，而当他们的同胞处在困苦的环境中时，他们有义务捐献一部分收入给苦难的同胞们。在1897年和1899年发生可怕的大饥荒时，印侨们做到了，他们捐献了不少钱来赈灾，而1899年的捐献比1897年的还要多。我们也呼吁英国人捐款，同样也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甚至连印度契约工人也加入到捐献的行列之中，而这两次饥荒期间所建立起来的赈灾制度一直延续至今，以后一到印度遇到全国性灾难时，南非的印度侨民总会慷慨解囊，献出一大笔捐款。
在南非为印度侨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这样每一个不同阶段都向我揭示了真理的崭新含义。真理就像一棵大树，你越是悉心培植，越能结出累累硕果。真理就像一片矿藏，你越是深入追寻，越能发掘出无尽的珍宝。我从中开辟了为人们服务的多种多样的工作形式。
六十六 准备回印度
战时任务结束后，我觉得我要回印度工作，而不是留在南非。并不是说在南非已经无事可做了，而是我担心这样下去我做的主要业务可能只是为了达到赚钱的目的。而且国内的朋友也再三催我回去，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回印度多做一些工作。而可汗先生和曼苏克拉尔·纳扎先生可以负责南非的工作。于是我便请求同事们解除我的职务。在费了很大力气与他们沟通后，终于我的请求算是有条件地被大家接受了，附加条件是：如果在一年之内侨团有需要的话，我得准备重返南非。尽管对我来说这非常困难，但是出于对侨团的热爱，我接受了。密罗白曾唱道：主以爱的纱线拴系着我，我是他的奴仆。对我而言，连结我和印度侨团的爱的纱线太坚韧了，永难断裂。人民的呼声就是神灵的呼声，而这里的朋友们的呼声真是太真诚了，我无法拒绝。接受了这个条件后，我的离开得到了他们的准许。
此时我与纳塔耳的社会各界有了密切的关联。临走时，纳塔耳的印度侨民给予我的温暖的爱令我非常感动，到处都有他们为我安排的送别会，还送给我很多珍贵的礼物。
1899年我回印度那次，他们就已经送了不少礼物，然而这一次的送别是异常隆重的。礼物中自然包括金银制品，而且还有名贵钻石。
我有什么权利接受呢？接受了这些礼物，我又如何说明自己是不计酬劳地在为侨团服务呢？除了少数几件礼物是我的当事人送的之外，大部分礼物完全是人们为了感谢我为侨团所做的工作而赠予的，其实我也无法把我的当事人和同事区别开来，因为有的当事人也曾帮助过我进行公众工作。
众多礼物中有一条金项链，价值50金几尼，是送给我妻子的。然而这件礼物也是基于我为公众工作而赠送的，所以它也不能与其他礼物分而论之。
我竟然在收到这一大堆礼物的那晚失眠了。我走来走去，情绪激动，但是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来。叫我拒绝价格不菲的礼物是困难的，但心安理得地留下这些礼物更为困难。
就算我可以收下它们，可我的孩子们，还有我的妻子，他们会怎么想呢？他们正在受着一种训练，即去过一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生活并将这种服务本身当做一种奖赏。
一直以来，我家中并没有值钱的摆设。我们很快就过上了简朴的生活。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戴上金表、金链还有钻石戒指呢？何况当时我还劝导过人们不要贪恋珠宝，现在朋友们把珠宝送到这儿来了，我该怎么办呢？
我决定拒绝这些礼物。于是起草一封信，将这些礼物转送给了侨团，并为其成立一个托管会，指定巴希·罗斯敦济和另外几个人为托管人。第二天早上我与妻子和孩子们一说，终于把这个沉重的包袱卸下来了。
我知道要劝服妻子可能会有一些困难，至于孩子们，我想应该是不会有困难的。所以我决定先说服他们。
孩子们马上就接受我的建议。“我们不需要这些这么贵重的礼物，我们必须将其转送给侨团，而且就算我们以后需要，还是可以随时买到这些东西啊。”他们说。
听了他们的话后我很高兴。“那么你们会说服妈妈，是吗？”我问他们。
“当然了，”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事情。妈妈用不着戴首饰。她一定是留给我们以后用的，不过如果我们不要了，她为什么不同意放弃这些东西？”
然而说起来倒是容易，做起来比我想象中困难。
“你也许用不着这些，”妻子说，“孩子也可能用不着。他们经你哄一哄就会听你的话。我可以理解你不让我戴首饰，但是我的儿媳妇也不戴吗？她们是肯定要用的。更何况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呢？这些礼物都是人家好心好意送的，我可舍不得放弃。”
就这样我们开始了激烈的争辩，最后眼泪也出来对决了。孩子们是很坚定的，而我也不动摇。
我温和地劝妻子：“孩子们还没结婚，我们不愿让他们早婚。等他们长大了，他们会自己照料自己，处理好自己的事情。而且我们也绝不能为我们的儿子找那种热衷于首饰的媳妇。况且假若真的需要给她们买首饰，还有我在啊，到时候你问我要好了。”
“问你要？这一回我算是看清你了。我的首饰早就被你卖了，还指望你会给媳妇们买首饰？我看你是从今天起就想让儿子们当沙陀（Sadhus）！[指那些刻苦修行的人。
]不行，这些首饰绝不能退回去。再说了，你有什么权利处置那条送给我的项链？”
“可是，”我反驳道，“项链是别人为了答谢你为他所做的服务还是为了答谢我为他所做的服务而送的？”
“是，你说得不错。但是你所做的服务其实也就是我所做的服务，我日夜为你操劳，难道还不算是服务吗？你和孩子一起来逼我，害我痛哭伤心，亏我一直为你们当牛马！”
妻子有些话确实很有道理。但是我仍然下定决心要退还这些礼物。后来她总算勉强同意了。于是我把1898—1901年收到的礼物全部退还。我们签订了一份托管契约，这些礼物就存到一家银行里，根据我或其他托管人的意愿，供侨团在公共服务中使用。
此后，当我开展公众工作需要基金的时候，或是觉得应该动用这笔钱时，我常常尽量设法另行募集所需的资金，尽量不动用这笔款项。这笔钱现在还存在那儿，需要时也曾用过，但还是时常有所积累。
我从来没有懊悔过当时的做法，而且过了若干年后，妻子也感到当年的做法是很明智的，替我们免除了许多诱惑。
我一直有一个明确的观点：一个为公众服务的人不应当接受任何贵重的礼物。
六十七 重返印度
然后我就乘船回国了。船在途经毛里求斯时停泊的时间较长，我上岸观光并了解了一下当地的情况。这块殖民地的总督查理斯·布鲁斯爵士邀请我去做客，我便在他那儿住了一夜。
回到印度后，我又花了一些时间到各地转转。那时是1901年，国民大会党正在加尔各答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人是丁绍·华恰先生（后来受封为爵士）。当然我也参加了。这还是我头一次参加国民大会党召开的集会。离开孟买时我与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搭乘同一列火车，因为我必须得跟他谈一谈南非的情况。我知道他的生活方式高贵阔气。他专门包了一个特等厢房，根据他的指示我到他的包厢里和他一起坐一站，在这段时间里跟他谈一谈。所以我便在指定的车站等候，然后上火车去他的包厢里向他报告。在座的还有华恰先生和金曼拉尔·谢达华先生（现在是爵士）。他们正在商谈有关政治的问题。费罗泽夏爵士一看到我便说：“甘地，看来我似乎帮不上什么忙。当然，我们是愿意通过你提出的议案的。但是就算是在我们国内，我们自己又有什么权利呢？我认为如果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都没有政权，在殖民地的印侨的境遇也不会有什么改善。”
我感到惊异。谢达华先生似乎很赞同这种看法，华恰先生则用他那同情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我试图说服费罗泽夏爵士，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想要说服孟买的无冕之王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以我提出的议案获准这件事来聊以自慰了。
“当然，你会把提案拿给我看的，对吧。”华恰先生说道，这算是他对我的鼓励。我谢过他，到了下一站便和他们告辞了。
然后我们到了加尔各答。大会主席受到了招待委员会的隆重欢迎，并被送到他的住处。
我问一位志愿工作者我应该去哪儿住，他把我送到李朋学院，那里住了很多代表。我的运气还算不错，和我住在同一栋楼的还有罗卡曼尼亚，我记得当时他比我们晚到一天。自然同以往一样，罗卡曼尼亚还是免不了要接受人们的拜见。如果我是画家的话，一定会把他端坐床上接受“朝拜”的样子画下来——整个场面在我的印象中是那么栩栩如生。当时有无数的人来拜见他，现在我只记得其中的一个，即巴布·莫迪拉尔·戈斯先生（现已故），他是《甘露市场报》的主编。他们纵声大笑，指点江山，论统治人物的倒行逆施的行为，那个场景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安顿下来以后，我想稍微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个驻地的相关情况，却发现这里的志愿工作者们都互相推诿工作。你请其中的某人做一点什么事，他立刻便推给别人，而另个人又推给第三个人，就这样推来推去的。至于代表们，则是根本找不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