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春日，我在伦敦戴萨特酒店享用早餐。和平时一样，我试着从《早报》各专栏中挑出几条美国新闻。我通常什么都发现不了，但在那个早上，我很幸运，也很意外。
当时，已故“众议院任期最长的议员”奥康纳在《早报》上开辟了标题为《男人和记忆》的专栏。在那个特别的早上，以及此后几天的早上，Tay Pay's专栏专门讨论亚伯拉罕·林肯——不仅涉及他的政治活动，还涉及他一生中隐私的一面：他的悲哀、他屡次的失败、他的贫穷、他对安·拉特利奇伟大的爱，以及他和玛丽·陶德的悲惨婚姻。
我带有极大的兴趣和惊喜阅读了该系列专题。我在离林肯的故乡不远的中西部地区度过了生命中的头二十年；此外，我一直对美国历史怀有极大的兴趣。我可以说自己当然了解林肯的生平；但是我很快发现并不是这样。事实是：我，一个美国人，来到伦敦，在一份英国人的报纸上看见一位爱尔兰人撰写的连载文章，而后，我意识到林肯的一生是人类编年史上最传奇的故事。
难道这个令人惋惜的疏忽对我来说很特别？我很惊讶。但是，我的惊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我马上和一些老乡讨论了这个话题。我发现，他们的情况相同，他们所知道的关于林肯的传闻是这样的：他出生于一个小木屋里，需要步行几公里去借书，然后晚上在壁炉前的地板上舒展着身体阅读；他劈过栅栏；做过律师；他讲述有趣的故事；他说，人应该脚踏实地；他被称为“老实艾贝”；和道格拉斯法官辩论；当选为美国总统；戴大礼帽；解放奴隶；在葛底斯堡演讲；声明他想知道格兰特将军喝什么牌子的威士忌，因此可以送一桶给其他官员；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被布斯枪杀。
《早报》的这些文章激发了我的兴趣，我去大英博物馆阅读了大量的关于林肯的书籍；读得越多，我就越着迷。最后，我走火入魔，决定自己写一本关于林肯的书。我意识到我未接受过必要的培训或具备专业水平，也没有强烈的动力和心情去为学者和历史学家创作一篇学术专著。此外，我觉得多一本那样的著作没有太多必要，因为很多优秀的学术著作已经问世。但是，读了许多林肯文集以后，我的确觉得，对现在忙碌的市民来说，确实有必要出现一本简短传记，简明扼要地讲述林肯一生最有趣的故事。我试着去撰写这样的著作。
我在欧洲开始写作，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在纽约花费了两年的时间。最后，我把所有手稿都撕毁，扔进了废纸篓里。然后，我去了伊利诺斯州，在林肯曾经梦想和奋斗过的那片土地上写林肯。我在那些人群中住了几个月，他们的父亲曾经帮助林肯丈量土地、修建篱笆以及把猪赶到市场上。我从陈旧的书籍、信件、演讲稿、模糊的报纸和发霉的法庭记录中，试着了解林肯。
我在彼得斯堡市的小镇度过了一个夏天。因为那里离新塞勒姆城重建的乡村只有一公里远，林肯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快乐的和最重要的时光。他经营了磨坊和杂货店，学习法律，做铁匠，涉足斗鸡和赛马，谈恋爱，因爱心碎。
即使在鼎盛时期，繁华的新塞勒姆城也从未超过一百个居民，它总共存在了大约十年。林肯离开村子后不久，它就废弃了。蝙蝠和燕子在腐朽的小屋里做窝；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母牛在那里吃草。
白色橡木依然耸立，林肯在树下学习、摔跤和风花雪月。每个早上，我习惯带上打字机，从彼得斯堡市驱车去那里，在那些树下写下了本书的一半。多温馨的办公场所！在我面前，流淌着蜿蜒的桑加蒙河；我的周围，树林和干草地是带着鹌鹑呼唤的音乐剧；穿过森林，闪现着冠蓝鸦、黄鹉和红雀的色彩。我感觉林肯在那里。
夏夜，当北美夜莺沿着桑加蒙河畔的树林叫唤时，月光在天幕中勾勒出拉特利奇酒馆的轮廓时，我曾经常常独自一人去那里。它使我意识到，正是在这样的夜晚，大约一百年以前，年轻的亚伯拉罕·林肯和安·拉特利奇曾经在月光下手挽手地走过这一片相同的土地，倾听夜莺们的歌声，幻想着心碎神迷的但又注定不会实现的梦想。我仍然深信，林肯在新塞勒姆城找到了他唯一的幸福。
当我写到关于林肯的情人的章节时，我把小折叠桌和打字机放在车上，驾车行驶在乡间小路上，途经养猪场和奶牛牧场，直到我达到安·拉特利奇安静而隐蔽的墓地。现在这里已经完全荒废，杂草丛生。为了接近她的坟墓，需要除去杂草荆棘。而那里，是林肯痛哭欲绝的地方，寄托着他深深的哀思。
本书很多章节是在斯普林菲尔德市创作完成的，一些是在林肯度过十六年悲伤岁月的故居里完成的，一些是在他撰写第一次就职演说的写字台上完成的，而另一些是在林肯与玛丽·陶德争执的地方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