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黑土地上流热血
老蒋不抵抗东三省变殖民地
“皇姑屯事件”后，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舆论，为武装侵略东北造势。他们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日本有特殊关系，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武装占领东北。
1928年9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
1929年5月，由一批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一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1930年末，日军参谋部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分三个阶段实施，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追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
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说中妄称：“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同年春，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在发表《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中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演说时公然声称：“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板垣还强调指出：“众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这次讲话，不久即印成《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小册子，广为散布。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这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作战计划。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会议致词中说：“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勉励军人善尽“应变责任”。驻京都的陆军第16师第3飞行团，9月7日向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传单。传单的题目是：“醒来吧，国防！”主张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的地图。
在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也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该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1929年1月，制定了“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的方针。1931年3月，该联盟为激起旅居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对外扩张情绪，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声明“为自立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他们还印发了1万多册名为《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日本国内广为散发。7月，该联盟向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发行了500册名为《满蒙三题》的宣传材料，声称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作为生存权而加以“保卫”，是理所当然的；日本侨民在东北的大地上，有必要“建立”以民族和睦与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为了“拯救”中国这个“落后的民族”，取消张学良政权，日本“理所当然地”要在东北驻兵，进而“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
这些策划和蛊惑人心的煽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日本关东军还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地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4次，即1929年7月的“北满参谋旅行”，10月的“辽西参谋旅行”，1930年5月的“长春参谋旅行”，以及1931年7月的第2次“北满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校。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曾亲自带领关东军参谋前往长春进行过一次侦察。通过一系列现地侦察，日本制定出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
在完成了一系列的侵略准备活动之后，日本开始频频制造事端，于1931年春夏之交，先后在中国东北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以试探中国政府的态度。
1931年4月，吉林省长春县万宝山镇汉奸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名义向三姓堡农民租借土地500垧（5000亩），未经长春县县政府批准，擅自将500垧土地转租给流落到东北的朝鲜人李永勋。不久，日本人又召集了210人组成稻植公司，仍由郝永德带领，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上截流筑坝，不仅无理占用中国农民土地400多亩，而且蓄谋淹掉长春县数千顷农田。
中国农民孙永清等出于生计，向长春县政府请愿，要求制止日本人开挖水渠。长春县公安局派警察前往制止，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也派出日本警察前去干涉。后来经中日双方协商，决定在问题解决前中止施工，但日方故意违约施工，并派60名警察携枪蓄意制造事端。
7月1日，400名中国农民举着写有“迫不得已，实行正当防御手段”的大白旗，拿着铁锹将堤防掘毁，把水路填平。
面对中国农民的抗议行为，日本警察突然开枪射击，第二天又出动60名警察强行挖渠，并制造“朝鲜人被中国人袭击残杀”的谣言，在朝鲜各地掀起大规模排华狂潮，一周内即有华侨109人被杀，160人受伤，财产损失无数。这就是“万宝山事件”的前后经过。
“万宝山事件”发生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围剿”红军，接到报告后，他在日记中写道：“日人如此蛮横，吾国亦不成国矣！”遂指示外交部长王正廷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
7月7日，中国外交部向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提出抗议。日本接到中国的严重抗议后，内阁当天就进行了研究，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方针。日本外相币原颠倒黑白，称“万宝山事件”是“侵犯帝国权益的事件”，公然向中国发出战争威胁说：“我方对此终究不能保持沉默，如果中方坚持这种态度，日本将不得不考虑改变在中方所切望的法权问题上的立场，倘若类似不幸事件的发生今后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日本政府自将采取正当的随机措施，其结果必将产生极为严重的问题，中方必须慎重处理，否则后果严重！”对此，中国代表王正廷严正指出，日本支持朝鲜农民在万宝山租田开渠，违反了中日有关约定，不能予以承认，而日本军警公然在中国领土上行使武力，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更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中国为此提出严重抗议。日本代表重光葵竟称，日本在华军警有保护日本和朝鲜侨民的权利，对排华事件不负法律责任，拒绝向中国赔偿损失，反要中国取缔反抗日本侵略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7月13日，中日正在交涉“万宝山事件”时，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接到报告：“上海及国内各地民众集会，对日本造成‘万宝山事件’及煽动朝鲜排华，准备对日经济绝交。”这时，美国驻华公使要蒋介石对日妥协，并设法引诱日本把矛头指向苏联。蒋介石也认为，“如果意气用事，反而正为日本挑衅所乘”，主张“吾当慎之处之”，因此通令全国“不得加害日本侨民”，以平息事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中日正在交涉“万宝山事件”的同时，日本又制造了“中村事件”。
1931年7月，日本军部派长男、森纠和中村震太郎三个大尉带人到东北进行间谍活动。中村等四人在窃取我中东铁路西部的军事情报后，继续骑马在洮南兴安区刺探军情，被我东北军兴安屯垦军3团扣留。
当时屯垦军3团团长关玉衡去外防巡查，由团副董昆吾代理团长职务。董昆吾派人将日本间谍提来审问。为首的人脸上长满络腮胡须，脚蹬短筒皮靴，胸前挂着望远镜，自称是日本人。他大模大样取出一张名片递给董昆吾，上印“日本东京农业学会会员”和“中村震太郎”字样。而从他身上搜出的所绘东北兴安岭、索伦山一带军事地形图、指北针和手枪等物来看，却与名片的身份不符，董由此断定，中村等人是在从事间谍活动。
第二天，董昆吾将此事向团长关玉衡作了汇报，并建议将他们秘密处死。关团长表示同意，遂派人去提中村四人。不料，日本间谍见势不妙，趁机逃跑。屯垦团卫兵奉命追击。在追击途中，四人反抗被当场击毙。事后，关玉衡怕引起国际交涉，即命士兵将尸体烧毁。关玉衡没有想到，中村等人在进入洮南前已在海拉尔向日本领事馆打了电报。日本驻洮南领事接到中村等人的电报后，计算他们到洮南的时间已过了20多天，还不见中村等到达，于是便派人沿着中村所走的路线向北寻找。日本领事馆派出去寻找的人，在佘公府得到蒙人告密，说在洮南一个当铺中发现东北军看守士兵摘下的中村的手表。日方就把它作为中村被杀的铁证。随后，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化装到佘公馆调查，查明了中村被杀的真相。
从8月17日起，日本报纸以耸人听闻的笔调，大肆渲染“中村被害事件”，百般扩大事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奉命向中国东北代理长官荣臻提出严重抗议。荣臻答应将此事件请示在北平的张学良后处理，并严正指出：中方在未查清事实真相之前，对日本报纸的无端指责不能接受。
当时，日本陆相、参谋本部和内阁召开的外务、陆军、海军三省课长会议，均叫嚷用武力解决“满蒙”诸问题。日本军部更主张让关东军出面解决“中村事件”，反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些情况使正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惶恐不安。接到荣臻的报告，张学良经与蒋介石商量后，遵蒋旨意于9月6日自北京致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荣臻指示说：“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为应付一切，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蒋介石的妥协退让，日本人并不买账，发而更助长了嚣张气焰。
就在日本人进行战争叫嚣之时，国民党要员陈果夫拿着日本飞机在东北散发的传单，跑到南昌行营，去见蒋介石。传单上写着：“击灭暴戾东北政权！”“借此机会永久确保日本帝国在满蒙既得之特殊权益！”陈果夫向蒋介石报告说：“据可靠情报，关东军海城炮兵队连日昼夜偷运大炮，藏在沈阳守备队中；关东军鬼鬼祟祟在满汉铁路沿线偷窥北大营动静；关东军士兵公然在北大营周围寻衅；关东军新任总司令本庄繁加紧巡视满铁沿线；关东军驻在满铁附属地内的军眷正开掘水井，种种迹象都表明日本正在做战争准备。”
蒋介石把秘书长杨永泰找来，让他笔录发给张学良一密电：“汉卿：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中正铣机樱。”
这就是“闻名”一时、臭名昭著的“铣电”。
发电后，杨永泰又向蒋介石献媚说：“我替总司令代拟的对日办法有上、中、下三策：如果日本进攻东北，我方还击是下策；我方且战且退为中策；全面不抵抗为上策！总司令圈定的正是上策！”也许是受了杨永泰刚才这番话的启发，蒋介石又吩咐他说：“你再给国民党东北顾问赵欣伯发一个电报，告诉赵欣伯：如果出了事，他可以向关东军总部去电话，告诉日本人：‘奉蒋主席之命决不抵抗，希望皇军停止射击！’你提出上、中、下三策，我这个是上策中的上策。”
蒋介石还觉不放心。9月11日深夜，他由武汉乘专车来到石家庄，把张学良召来，面授机宜。他严令张学良说：“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张学良义愤填膺地质问说：“万一东三省沦陷，被日本人侵占，我将以何脸面去见关外的三千万父老？我又有何理由回答全国人民的质询？”蒋介石像哄小孩一般连蒙带骗道：“我是一国主席，责任当然由我来负！我早已考虑成熟，我们可以提请国联出面，主持正义。日本人敢于和我们逞强，可也得看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脸色。我们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把日本抢到手的东西，再要回来。”“这可靠吗？”“当然可靠！我们的老祖宗，是最擅长运用以夷制夷的嘛！总之，满洲这盘棋由我来下，你绝对服从中央就是。”
通过“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日本政府摸透了中国的软弱态度；又通过各种情报机构，把蒋介石和中国高级将领的情况、战略步骤以及军事部署，了解得一清二楚。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了对华侵略战争。
1931年9月18日，这是3000万东北同胞刻骨铭心的日子，日本关东军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悍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利于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