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最严重的一次乱世
一个伟大的民族总在灾难中前行，在遭受了春秋战国、三国演义、五胡乱华后，中华帝国又不得不面对——五代十国。
唐朝迎来了贞观开元盛世，但也隐藏着不少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危机都会逐渐显露。更何况，唐太宗的个人问题更人为加重了某些危险因素。安史之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为建设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的多年努力，再度付诸东流。
最重要的是，汉族，这个不以宗教为纽带维系的庞大民族，当其道德观发生严重危机时，就会面临肉体和精神彻底毁灭的危险。所以，五胡乱华，乃至后来宋亡于元、明亡于清，即便丢掉全部国土，都还保留着光复的希望。而大唐，这个充满道德缺陷的王朝，当他挥霍光祖宗留下的道德遗产后，他带来的这个乱世，才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安史之乱后，建国不足百年的唐王朝其实便已四分五裂，外有藩镇为祸，内有宦官专权，乃至“号令不出国门”（这里的国门是指宫廷之门）。农民起义也是风起云涌，其中黄巢起义声势浩大，几乎要取代唐朝正统。对此，衰弱的唐王朝毫无对策，只好饮鸩止渴，不停加封新的节度使，让他们组织私兵去镇压起义，又进一步壮大了割据势力。
唐昭宣帝天祐四年（907），魏王、宣武军节度使朱温废黜了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在汴京开封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梁，史称后梁。曾经带来无数荣耀的大唐王朝正式终结。当然，继任的后梁远远没有统一的实力，实际控制区域大约也只有唐亡前控制的中原一带（河南）。之后还有四个王朝占据中原，依次为梁、唐、晋、汉、周。由于这些国号都是之前用过的，所以这五个朝代的史称都要在前面加一个“后”字，史称五代。在五代实际控制范围外，前后还有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也称荆南）和北汉等十个割据政权，统称十国。这个时代便被称作五代十国。
这一次的乱世比前次的春秋战国、南北朝都要严重得多，不仅改朝换代的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几乎人人都靠叛变和篡逆登上帝位，几乎冲垮了中华帝国赖以维系的道德体系。可以看一组数据：
五代共计53年，平均每代10.6年，仅中央政权就有15人过了一把皇帝瘾，平均每人享国3.55年。这其中有7人篡位称帝，占46.67%，篡位者中又有5位是杀掉自己的父兄篡位，占71.40%，另有一些欲行篡位却又失败的，以及非中央政权的尚未纳入统计。
这简直比《夜宴》的收视率还高。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一切成体系的东西都在这个时代崩坏，甚至当您想从史书中寻找一些东西串成篇章时，都会有一种头绪纷繁的感觉。著名导演冯小刚先生甚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理论：古装戏就要拍五代十国，因为如果把时代背景放在汉唐这样很清晰的时代，很容易被观众挑出历史硬伤。而放在五代十国，反正是一笔糊涂账，观众也就难得糊涂的看过去了，这样就能让主创人员更好的发挥创作才思。换言之，拍其他时代要顾忌基本史实，五代十国就可以乱拍。
那作者现在是不是也可以乱写了呢？
不是。
五代十国虽然荒诞混乱，但其实也并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主线，这段大混乱也是文明发展的一种自我调节。这个看似有些无厘头的乱世，其实也是中国特色封建社会走过“牛李党争”之后的又一个瓶颈，一个血腥的乱世摧毁了大唐帝国，但无数人无数次的努力也正在带领着中华民族艰难地挤过这个最痛苦的瓶颈。
二、这个太宗没本纪
太史公在《史记》里定下规制，纪传体史书中帝王的传记叫《本纪》，王侯的叫《世家》，其他重要人物的叫《列传》。但后来世家越来越少，中国人也不喜欢为皇帝以外的人再划分阶级，所以后来就没有《世家》了。显然，太宗是一个皇帝庙号，皇帝就应该在正史上有一卷《本纪》，最差也要像晋太宗那样有半卷（《晋书·本纪第九》为太宗简文帝和孝武帝共用）。然而，到五代十国，特殊情况出现了，本章主角在二十四史中没有属于自己的《本纪》。最过分的是，作者还专门提醒读者不是他忘了写，而是有意把此人剔了出来。
别误会，这一章写到后梁太宗……是说朱友珪先生——很抱歉他没有庙号，作者只能直呼其名了。他确实是后梁第二世君主，而且非常符合本书的选角标准，他太能代表后梁，甚至是整个五代的风格了，但他确实没本纪。
梁太祖（朱温）本是唐末黄巢起义军的一个将领，但由于作战不力，怕黄巢责罚，就投靠了唐朝。一个军人，因为被害妄想症发作，就会轻易背叛自己的政权。朱温开了这个头，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了这场被害妄想症患者集体冲击道德底线的盛宴。这是什么语法？写到这儿，连作者也跟这个时代一样混乱了。
朱温投靠唐朝后赐名朱全忠，濒死的唐王朝寄望于手握重兵的朱全忠能中兴大唐。朱全忠显然是一个完全不忠的人，但此时所谓的唐军已经和“糖菌”没多大区别了，朱全忠带来的这支叛军基本上也就是唐朝中央仅存的战斗力了，他自然也就成了唐廷权力最大的人。接下来的程序就和唐高祖篡隋差不多，其实当年唐高祖的形势也跟梁太祖差不多，篡得的所谓隋朝也只有关中那么一点点地盘，区别就在于唐高祖有个很能打的二公子，就凭关中那么一点点，接着就把全国都打下来了。那梁太祖的二公子呢？就是这位没本纪的太宗。
朱友珪的身世非常传奇，当年朱温还在唐朝当将军时，行军路过亳州，请了一位营妓来陪陪。一个月后朱温准备开拔，按理说两人的公务都完成了，签单后就不一定再联系了，但营妓却发现自己已经怀孕，公务牵扯出了私事。但朱温很惧内，不敢让夫人张氏知道，就在当地安置好这位营妓，自己走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营妓告知朱温生了个男孩儿，朱温非常高兴，但又不敢去探视，就给他取了个小名遥喜，就算父亲表达下遥远的喜悦吧。后来朱温权势渐大，将履九五至尊，才将遥喜母子接回身边，取了个正名朱友珪。朱温篡位后，封朱友珪为郢王。
梁太祖有八子，朱友珪排行第二，另外长子郴王朱友裕、三子均王朱友贞、幼子康王朱友孜，养子博王朱友文（原名康勤）都很能干，作为太祖手下大将，屡立战功。其中朱友裕既是长子，又是当世名将，本来很有希望继位，可惜他在朱温篡位前病卒，又给后梁的传位问题带来了极大困扰。读者看到这一篇应该已经发现，《周礼》定下的嫡长子嗣位制度历经千年，多次遭到破坏，到朱温这个农民军的叛徒当皇帝时，早已形同虚设，就算朱友裕不早死，他的长子身份也很难说是继承权的可靠保证。
当初隋唐几子夺嫡，一方面皇子们要靠自身的势力，另一方面还要拉拢有势力的巨头。但在朱温这里没有巨头可言，唐朝以门阀贵族社会为基础的节度使割据造成了严重乱世，出身平民的革命小将朱温同志可谓深恶痛绝，他自己当了皇帝，坚决不允许谁拉帮结派，形成门阀。当年秦国在一个较小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现在后梁实际控制的范围也不比秦国大，所以又一次铲除了贵族，做到了比较纯粹的平行社会。这可是公共管理学的一层极高境界，朱温做到了，是不是应该为他喝彩？先别慌，他这个水分比较大。且先不论他的国土实在太小，能不能真的代表中国，就说他铲除门阀的这个方式实在不具备可持续性——他只要发现哪个大臣势力比较大了，有发展成门阀的倾向，就把他杀了。这倒是很直接的方法，朱温同志准备以一个人的蛮力来对抗一个社会阶层，方法毫不可取，就剩精神可嘉了。不过无论如何，中国的门阀贵族阶层自隋唐以来一直处于下降通道，唐朝的灭亡更成为致命一击，现在朱温补上这一刀，基本死绝。但这种杀戮也残杀了许多无罪的功臣，既拆毁国家栋梁，又弄得人心惶惶，这样的王朝还能持久吗？
而对争位的儿子们来说，现在不能拉帮结派比势力，那又比什么呢？梁太祖很快给出了考题——比谁的老婆漂亮。
隋唐300年淫乱史极大的冲击了道德体系，还造就了很多人恶俗的怪癖，比如梁太祖。这天下的美女何其之多，他偏偏就喜欢扒自己的儿媳，这绝对是心理重症。诸多儿媳中，他最喜欢朱友珪的妻子张氏和朱友文的妻子王氏。梁太祖晚年抱病，就让这两位专房侍疾。两位媳妇为了自己的老公能继位，颇是卖力的服侍公公。不过据说王氏更美艳一点，更得梁太祖喜爱，于是梁太祖临终让王氏去召朱友文来诀别，又对知崇政院敬翔说：“朱友珪可以给他一个郡。”并商定任命朱友珪为莱州刺史。
显然知崇政院太祖准备传位给朱友文了，不过这肯定瞒不过他的枕边人张氏，张氏赶紧把消息通给老公。朱友文一上台肯定会打击报复和他争位的二哥，最坏估计全家死绝。朱友珪夫妇相对而泣，左右都力劝：“事已紧急，要早作打算啊！”
传说隋炀帝当年是杀死隋文帝篡位的，注意，是“传说”！正史一般不这样认为，但传说当有人需要信时就可以先信一下，朱友珪现在就很需要。既然有了榜样的力量，朱友珪胆气壮了一点，他快速集结麾下左龙虎军和曾经带过的控鹤军，攻入寝中。由于梁太祖并无防备，被轻松攻入。梁太祖惊惶地坐起大呼：“我早就怀疑此贼，只恨没早杀，逆贼忍心弑父吗？”朱友珪还真有点不忍心，派亲吏冯廷谔代杀。弑父后朱友珪秘不发丧，以梁太祖之名派人去东都开封杀死朱友文，宣称朱友文谋逆。然后朱友珪才公开发丧，在太祖灵柩前即皇帝位。
登基后，朱友珪要赶紧拉拢兄弟们，封太祖第三子均王朱友贞为汴州留后、开封尹，养子朱友谦为中书令。但弑父篡位的行径毕竟令人不齿，大家在心里都很恨他。不多久，朱友谦就溜出京城，在怀州（今河南沁阳）以3000龙骧军自立，号称讨贼。原唐朝的藩镇诸侯都趁机加大了对后梁的攻势。其实也不能说是朱友珪弑父造成了这种四面楚歌的困境，因为残唐五代随时都是这种情况，弑父倒未必有外人真因为这个原因来教训你。但外敌可以堂堂正正的与你在战场上决胜负，要为太祖报仇的内部敌人才最难提防。
朱友贞任汴州留后，主政京城，最有条件诛杀朱友珪。他联络任左龙虎统军的梁太祖外甥袁象先、驸马都尉赵岩等禁军将领，发动政变。禁卫杀皇帝，毫无悬念。朱友珪还想弃城而逃，但被禁军围堵在城墙内。朱友珪无奈，让冯廷谔杀死自己和妻子，然后冯廷谔也自杀，这个太宗只当了半年就草草收场。
朱友珪死后，朱友贞即位，史称后梁末帝，追复了朱友文的官爵，并且没有给予朱友珪庙谥，降其为庶人。不过从“末帝”这个称呼您也很容易判断，朱友贞也当了亡国之君。不过还好，梁末帝不是被内部篡位，而是被外敌所灭。后梁一朝国祚仅17年。
梁太祖想靠简单的杀戮来摧毁贵族门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而他无故诛杀功臣反而造成人心不稳，迫使很多人叛变，朱友珪弑父篡位也有一定被迫的成分。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类似情况，君父要杀臣子，是担心臣子叛乱；臣子要叛乱，是担心君父要解决自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很多叛臣并不是因为有当皇帝的野心就要弑君，而确实是不叛变就很可能要被做掉。很多人在叛变前都做了非常激烈的内心斗争：“我是叛变呢，还是叛变呢？”然后才不得已选择了叛变。所以说，朱温、朱友珪这一对篡贼父子不仅葬送了自家一个王朝，更开启了一种君臣猜忌的模式，将恶劣影响传承下去，造成了长达半世纪的血腥乱世。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当过皇帝的朱友珪归于《梁家人传》，而不给他撰本纪，并做了专门说明：“呜呼，史家的春秋笔法，最难的就是定夺是非！有人问我：梁太祖以臣弑君，朱友珪以子弑父，都是一样。而且他们都是弑君后即位，第二年改元，按史家传统，都应该纪为国君，而朱友珪却不得列于本纪，为什么？而且父子都一样坏，却夺了儿子的君名，保留了父亲的，这符合史家的春秋大义吗？我这样回答：‘后梁的事太典型了！父之恶，不需要通过夺他儿子的君名来彰显，然而末帝的宏志，不可以不伸张。《春秋》大义，君弑而贼不讨，是臣子的责任。我这样对待朱友珪，正是为了伸张末帝的讨贼之志！’”
是啊，梁太祖和朱友珪其实都算是当世名将，以一身硬功从唐末乱世中脱颖而出。但他们弑君篡父，道德极其败坏，难逃史家的春秋之笔。梁末帝懦弱无能，葬送江山，但好歹做了一点人事，得到了史家的赞扬。
朱友珪没有获得任何庙谥，甚至不被承认为皇帝，但事实上，他却极具代表性和开创意义。他代表了晚唐五代以来严重的道德危机，连父子都失去了信任，他因为害怕而以子弑父更开启了五代十国的弑君模式，中国政治不幸进入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这不是因为国力衰退，而是因为道德体系的崩溃，这对于一个靠道德而非宗教长久传承的帝国而言，更加可怕。
最后，作者还想向欧阳文忠公补充一个问题：唐高祖和唐太宗父子也是和梁太祖父子差不多的人，您为何不选其中一位从《新唐书》的本纪部分中剔出来呢？
这个笑话过于冷了一点。
三、这个太宗没文化
当年唐太宗为了快速扩充军力，引进了不少游牧部族助战，其中有西突厥的一个分支沙陀部，首领姓朱邪。沙陀部本居于西域准格尔盆地，唐朝利用它来和吐蕃、回鹘作战。后来唐势力在西北方向不断萎缩，沙陀部顶不住各族围攻，要求内迁。唐朝也需要收缩战线，于是将沙陀部一路内迁。唐懿宗咸通十年（869），神策大将军康承训统18路军共讨桂州庞勋起义，沙陀部酋长朱邪赤心率本部参战，战后因功赐名李国昌，拜振武军节度使、单于大都护，驻云州（今山西大同），主防东北契丹、奚等部族，建立藩镇。
但正如前文所说，这种部族首领是不会真正融入国家的。李国昌卒后，其子李克用刺杀云州防御使段文楚，要求唐廷任命自己为云州防御使。唐廷没有允许，发兵征讨，李克用兵败逃入鞑靼部。但后来黄巢起义，攻入长安，唐廷又不得不召逃犯李克用率沙陀、鞑靼军助战。李克用率军攻破长安，因功授河东节度使，驻太原，成为北方一霸，与开封的朱温分庭抗礼。朱温篡唐称帝后，唐朝的晋王李克用一直以光复唐朝为号，与后梁斗争。同时，位居山西、河北一带的李克用家族还要面临北方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家族和强大的契丹帝国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