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没有见到船坚炮利的人来讲，牛鉴的实话真的太没有说服力。谁都能想到，吴淞的战败在于牛鉴的逃跑，如果不是牛鉴意志不坚的话，陈化成怎么可能战死疆场，整个吴淞又怎么会惨遭洋人的蹂躏。
面对这样的诘责，牛鉴无话可说，因为他真的害怕洋枪洋炮，也确实率先逃跑。虽然他的逃跑并不能改变吴淞的败局，但是这样空洞的言语，又有谁会相信。当整个江南，家家户户拜祭陈化成的时候，又有谁不痛骂牛鉴的所作所为。
关天培的战死，是由于琦善的撤兵；裕谦的自杀，是由于余步云的败退；那么陈化成的殉职，自然而然是因为牛鉴的逃跑。鸦片战争的失败不是由于洋人船坚炮利，而是因为这些大臣无能。如果沿海的战事都由民族英雄来担当的话，那么战争的结局自然会倾向于中国。
这是一个很想当然的命题，它的依据是唯勇气论。在冷兵器时代，拥有勇气的一方一定会取得胜利，谁又能想到，到了热兵器时代，拥有勇气和毅力的一方，竟然会失败。
无论是帝王还是百姓，谁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谁都不肯相信，意志坚定的民族英雄们，连一个洋鬼子都杀不了，就被炸死在战场上。
不光是鸦片战争，整个近代所有的对外战争，都充斥着这样的一条定律，战死的民族英雄们，身后必须有一个汉奸卖国贼。如果不是李鸿章刻意保存实力，不敢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地杀伐，甲午海战肯定能取得胜利。如果不是慈禧卖国，不肯重用民族英雄，八国联军也绝对打不到北京。
（甲午海战中，日本联合洋队的规模是北洋水师的三倍，炮数是北洋的一倍半，炮速是北洋的六倍，军舰速度是北洋的两倍，所以战败的原因，还是武器级别。）
很不幸，牛鉴成了鸦片战争最后一位不坚定的汉奸，他被舆论安排在陈化成的对立面，成了民族英雄战死沙场的罪魁祸首。或许，他永远也无法洗刷自己的罪名。
吴淞败了，整个战事从浙江一下子烧到了江苏。就在英军攻战吴淞的当晚，璞鼎查带着援军赶到了这里。
这一次，英军开赴前线的战舰达到了空前的25艘，载炮668门，轮船14艘，载炮56门，运输船60艘，运兵船6艘，另外还有医护船、测量船等，士兵更是达到了空前的2万多人。除了委派一个团驻守香港，一个团增援厦门、定海之外，所有主力全部在吴淞集结。
战争的规模已经扩大，天朝面临生死考验。
第一次求和
早在乍浦开战之前，耆英就到达了浙江。一路之上，他和伊里布交流了很多，也清楚的知道了英军的实力。可是到了浙江之后，他还是被眼前的场景震呆了。
耆英跟伊里布一样，都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伊里布是觉罗，也就是红带子阿哥。觉罗这个词最早是指远支，是从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祖父塔克世开始算起，将努尔哈赤的叔伯兄弟的后裔统称为觉罗，爱新觉罗当中的爱新二字，是部落的名称，而觉罗二字，就是“大宗”的意思。皇太极成为清太宗后，依照汉族习惯，将爱新觉罗定为姓氏。
所以对道光皇帝来讲，伊里布是远亲。但是耆英是宗室，也就是黄带子，他跟道光皇帝的血缘，比伊里布要更近。
另外，耆英跟伊里布还有一个不同之处，耆英的父亲禄康是嘉庆年间大名鼎鼎的东阁大学士，算起来属于前朝宰相。靠着父亲的名望，耆英以荫生（靠祖先余荫成为监生）资格成为宗人府主事，之后他成为内阁学士，护军统领。
道光五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府大臣，之后历经理藩院尚书、吏部尚书、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一直是大清朝最顶级的官员之一。在道光十五年，他被加封太子少保。道光十七年，他因为包庇太监张道忠赌博，被降为兵部侍郎，之后成为热河都统，盛京将军。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耆英一直四平八稳地做官，既没有出彩的地方，也没有太大的失误，偶尔因为一些小事受点处罚，总不会影响自己官运亨通。可惜他的一生将因为鸦片战争而改变。
他成为了钦差大臣，带着伊里布开始了自己的议和之旅。在清朝，因为是满洲人当政，所以无论是领兵打仗，或者是投降议和，基本都由旗人主持，不用汉人。这种现象直到慈禧太后当政时期，才有所改变。
（八旗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只要是八旗，都算自己人，倒不一定非要满族。）
所以也就有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在慈禧上台之前，汉奸基本都由旗人担当，这不得不说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耆英知道自己的使命，也知道这将给自己带来怎样的下场，可是他没有选择。他更加为难的还有一个方面，浙江除了他是钦差大臣之外，还有一位扬威将军奕经。奕经虽然打了败仗，却并没有被撤职，他还是扬威将军。两位钦差，一位主管征剿，一位主管议和，这种情况让奕经和耆英都觉得十分尴尬。
两位钦差最初的分歧，出现在英军主动撤出宁波。浙东反攻失败了，五虎制敌也破产了，刘韵珂的《十可虑》，虽然没有提到奕经，却比参劾奕经一本更为可怕。奕经知道自己将面临重罚，但会遇到多么严厉的处罚，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他就像个待审的囚徒一样忐忑不安。恰在这时，英军主动放弃了宁波。
这对奕经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只有将这场“大捷”汇报给道光皇帝，才有可能挽回自己的声誉，拯救自己的生命。
可他这一次，却将耆英推进了火坑，要知道道光皇帝日夜期盼的“东南捷报”，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又怎么可能再安心下来议和呢？但是英军明显是要以退为进，积聚力量进攻杭州，现在上报“大捷”，不正是给耆英添乱吗？
耆英顾不了那么多，他立即派伊里布前往乍浦，设法阻止这场战争。可惜当伊里布赶到嘉兴的时候，乍浦已经失守了。
伊里布委派陈志刚，将一份照会送往英舰，请求以恢复通商换来停战（他不知道通商已经恢复）。英军陆军司令郭富给伊里布回了一封信，郭富在信上说：
伊里布大人以往善待我军战俘，在这里我们表示感谢。如果您要前来乍浦，英军不但保证您的安全，还会十分恭敬地接待您。但是洽谈和约是璞鼎查的职责，我也不能越权。璞鼎查很希望缔结条约，只要大清同意和约条款，和谈应该不是难事。
连伊里布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在英军当中竟然会有如此威望，似乎一下子，就拨开云雾见青天了。至少英军已经同意要洽谈和约，没有提出更多的无理要求，那么只要等来璞鼎查，就可以进行商谈，现在只需要坐下来，等璞鼎查到来一件事了。
5月26日，巴加和郭富又联名发来照会，他们明确提出了停战条件，他们说：
我们也很希望停战，但是政府规定我们，不能跟小官谈判，只能跟贵国的全权大臣谈判，而且必须按照《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和璞鼎查发给浙江的照会办理。我们知道伊大人是诚实的人，所以我们不愿意欺骗您。现在我们将中方的战俘全部释放，希望您也将心比心，释放我军的战俘。
眼前的场景跟一年前何其相似，英军已经释放了中方的战俘，每人还发放了三元钱。如果中方不释放战俘的话，英军的进攻肯定不会终止。
事到如今，奕经也拿不出任何办法，他违心地将16名英军战俘送到了嘉兴，希望能够保全杭州城。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伊里布当即释放了这些战俘，每名白人发放三十元钱，黑人发放十五元，以示宽大。
一切都按着伊里布的计划在进行，英军在自己的面前渐渐收起了桀骜的面目，开始变得“恭顺”起来，只要等来璞鼎查，相信战争就会停止。可是风云说变就变，奕经日前上奏的“捷报”，果然让道光皇帝看到了一线希望，与此同时，耆英奏报的英军自行退出宁波，攻占乍浦的奏报，反而惹来了道光皇帝的不满。
在道光皇帝看来，英军已经占领了大半年的宁波，怎么会突然主动放弃这个大城市，转而去困守小小的乍浦。道光皇帝以为，是自己调动的大军击败了英军，英军已经穷途末路，正在仓皇逃窜。在这样大有可为的局面下，还需要议和吗？
5月30日，道光皇帝的圣旨到达杭州，命令耆英立即停止议和，同时将耆英改为广州将军，立即前往广州赴任，浙江的战事，由扬威将军奕经全权负责。
耆英无奈地上路了，他知道自己只是道光皇帝牵线的木偶，永远只能随着皇帝的意图去动作。大清所有的信息反馈，都需要地方官员汇报给皇帝，再由皇帝亲自进行决策。可惜现在杭州有两位军政要员，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命运，两人汇报的军情完全相反，南辕北辙。
转机出现在四天之后，道光皇帝又收到了奕经的奏报，按照奕经的说法，自己是扬威将军，如果与英军议和，恐怕士兵会起倦怠之心，士气难振，所以最好由耆英专办议和，自己就不联衔会奏了。
奕经很聪明，他想逃避卖国的责任。可是他说的也是实情，如果扬威将军都去议和了，士兵当然不肯卖命。议和能不能成功，现在还没有把握，攻剿防守也不能松懈，道光皇帝无奈，又下了一道旨意，让耆英不必去广州了，还在杭州负责和谈事务。
在奕经的奏折里，附上了郭富给伊里布的照会，这份照会当中，郭富表示伊里布官职太小，不能参与和谈事务，这引起了道光皇帝的注意。于是他又下了一道圣旨，让伊里布以四品顶戴，暂时署理乍浦副都统，负责收复乍浦。
英军方面，郭富也发来照会，恭贺伊里布荣升四品官员，但同时表示，伊里布没有“全权大臣”的头衔，英军并不能跟他进行谈判。
到了这一步，伊里布已经无能为力了，如果耆英再不出面，那一切就算是前功尽弃。耆英只好与伊里布联名写照会，他明确地告诉英军，如果要议和的话，只需要指明地点，或者是浙江的镇海，或者是江苏的松江，本钦差一定前往。
也就在这一天，璞鼎查赶到了吴淞，他带着上万援军，准备封锁运河，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不开一枪就开始和谈。他给耆英回了一封信，他说：
你们的照会我已经看到了，我很体谅你们的难处，可是你们没有钦赐的全权，我只能跟全权大臣进行商谈，所以在全权大臣到来之前，战争将无可避免。
耆英和伊里布，终于明白了璞鼎查的意图，他要继续沿着长江进行攻击。清军如果再败，和谈将会更难。耆英和伊里布赶忙起草了一份照会，宣称自己就是皇帝派来的全权大臣，只要璞鼎查开出条件，没有不能讨论的条款。
当这份照会送到吴淞口时，英军已经启程攻打镇江去了。而同一时刻，道光皇帝的一份严旨，当头一棒正正击中了耆英。道光皇帝说：
绝不准再去议和，英军既然要进攻，那我军就在长江与他们决一死战，此时议和，不光于事无补，恐怕大清也会失去尊严。
更大的战事已经无可避免，耆英怅然若失地望着西去的英军，他欲哭
在郭富和伊里布往来的照会里，并没有全权大臣字样，郭富所说的是钦差大臣。但是按照郭富的原意，指的是钦命全权大臣，为了让读者更加明白英军的意图，这里改为全权大臣。无泪，他几乎已经稳住了侵略者，事到临头功亏一篑。
镇江的汉奸
吴淞失守之后，上海的百姓逃遁一空。英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座商业名城。
璞鼎查派人向苏州兵备道发来照会，要求上海支付一百万元的赎城费，可惜上海此时的秩序已经大乱，到处是劫匪和强盗，人心惶惶，没有人敢与英军打交道。英军进驻上海四天之后，又离开了这里。
当时的上海，虽然商业繁荣，但也只是一个小县城，不要说跟现代的上海相比，就是跟运河沿岸的大型城市，也无法相提并论。所以璞鼎查根本就不看重这个地方，他另有目的。
在江南，有三个城市的地理位置是最重要的，这三个城市分别是南京、镇江和扬州。
这三个城市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运河的存在。运河是中国经济的大动脉，一旦运河有失，整个中国的交通将陷入瘫痪。
南京是两江总督的驻地，是南中国最大的城市，如果说北京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的话，那么在清朝，南京就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扬州和镇江，就像两名卫士一样，既把守着南京的门户，又把守着运河的大门，所以这两个城市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南京、镇江和扬州，就像一个铁三角一样，控制着长江沿线和运河沿线，这两条交通线，也决定着整个中国的命运。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太平天国兴起，清王朝与太平天国的决战，几乎全部围绕着南京、镇江和扬州展开，由此可见这三座城市的重要意义。
璞鼎查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三座城市的重要性，他在吴淞口不断地扬言，要北上天津，去逼迫道光皇帝。实际上他刀锋一转，直接攻向了镇江和扬州。
7月12日，英军抵达了江阴，原想这里会发生一场大战的，却出奇得安静，守军早已逃散一空。
7月14日，英军到达了离镇江五十里外的要塞——圌山。杨芳曾经要求重点防守这个要塞，因为这里是镇江和杨州的门户，但是山脚下的三座炮台只是象征性地开了几炮，就鸦雀无声了。守军甚至扔掉了棉衣棉裤，只求尽快地逃跑，镇江和扬州岌岌可危。
当天晚上，英军军舰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就是扬州盐商——颜崇礼。
在清代中期以前，中国的土地上有两大商业集团，一个是广州的行商集团，另一个就是扬州的盐商集团，这两个集团都是富甲天下。颜崇礼在盐商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行商里的伍浩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