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罪叫违例擅权，沙角炮台既然失陷了，可是虎门还有八座炮台，完全可以聚人气鼓士气，一举收复沙角，同时知会浙江进攻定海。可是琦善不但没有这么做，连圣旨都没有请，就将香港割让给洋人。割让之后却未请示皇上，置皇上于何地？洋人占我州城，伤我将士，生灵涂炭，罪大恶极。琦善擅自将香港割让，更是罪无可赦。
第四罪叫将就苟且，琦善已然同意通商，那么洋人就应该退出定海，这些洋人却推托货未售完，还想到宁波继续贩卖货物。琦善在和谈时，没有将这些细节敲定，将就苟且，绝对不能饶恕。
第五罪叫失体招衅，义律的头衔是商务总监督，其实就是商人头目，跟广州的行商是一回事。原本在广州递交公文，都是由澳门同知代禀，一直以来相安无事。可是琦善竟然直接跟义律通信，也不细查义律的身份，就擅自称呼义律为公使，结果导致我大清的官员与义律平级，也让义律更加看不起我大清的官员，将来必然遗祸无穷。试问如果其他国家都要与我大清平起平坐怎么办？难道我大清朝受辱于英国，还能严格要求其他国家吗？难道我大清已经受辱于英国，还可以严格要求其他国家吗？
我天朝对付洋人，从来都是先征剿后安抚，从宋朝到明朝，各种边患不尽相同，但是凡忠义之士，必然要求大伸国威；凡是汉奸，必然不顾国家体统；凡是智者，必然考虑久远；凡是昏庸无能之辈，必然只图眼前。我朝二百年来，声威远震，四海臣服，如今琦善夸大其辞，挟制中国，不杀不足以平民奋，不杀不足以振士气。
这篇洋洋洒洒的奏折上达后，吓住的倒是道光皇帝，他没敢将这篇奏折下发，更不敢让臣子们讨论。当时满朝文武，都欲置琦善于死地，一旦下发这篇奏折，琦善就算有十个脑袋，也是保不住的。道光皇帝并不是想保住琦善，琦善被革职抄家，定罪斩监候，本身就是道光皇帝的旨意。可一旦让大臣们看到了这篇奏折，诛了琦善的九族都算是轻判，连一丝回护的余地都没有了。
裕谦就是这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他痛恨洋人，痛恨汉奸，凡是与洋人交往的人，他一个也不想放过，凡是对洋人有丝毫通融的人，他全部视为汉奸。他要的就是全民抗战，他本人也是矢志不移地向着这个方向前进。
当伊里布一再抗旨，不愿出兵收复定海的时候，道光皇帝想到了裕谦，想到了这位最激进的主战派，希望裕谦能够提振士气，收复定海。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裕谦还向道光皇帝上奏了《制夷八策》，从八个方面详细阐述了我军必胜的理由。
一、洋人出兵中国，远离本土，仅是运输军备粮草，就需要数万里，一旦缺乏粮草军备，将难以为继。
（英国从印度转运粮草军备，只需39天时间。）
二、洋人万里出征中国，海上滔天巨浪，无法屯兵，战争开打动辄数年，一旦战败，将无法立即组织援军。
（此时英军已经组织好援军，后续将有更多的援军抵达中国。）
三、英国国情与中国不同，这个国家国富而民贫，平时不注重爱惜百姓和士兵，转战中国万里之外，士兵必然不肯用命。
（英国是君主立宪国家，恰恰是国贫民富，战争对于士兵来讲，是有军功而无危险，所以士兵都是急于作战。）
四、英国虽然大炮厉害，可是大炮不利于佯攻，战船随着巨浪起伏，所以施放大炮必然不能准确。也就是说，英国的大炮肯定不准。
（此论已经被杨芳所证实，实际英军大炮既远且准。）
五、英国战船又大又笨，吃水太深，而我中国内江水浅滩险，一旦搁浅，转向不便。
（裕谦不知道英军的蒸汽轮船，这些轮船并不惧怕浅滩暗礁。）
六、英国虽然船身坚固，却是利于水而不利于火，使用火攻，必能焚毁这些大船。
（江面之上焚烧敌船，特别是这些周身包裹白铁皮的船，实在难度太大，奕山的广东反攻已经证明，此论有理有据，却很难实现。）
七、洋人膝盖不能弯曲，能够水战，却不擅长陆战。
（这个谣言对沿海官员的影响实在太大了，谎言说的多了，就成了真话。）
八、洋人不服中国水土，一旦登陆，沾染瘟疫，死伤无数。
（虽然英军的确遇到了瘟疫，但是这只能指望天命，而不能作为战胜对方的理由。同样的道理，清军入关时，也发生了大规模瘟疫，却能长驻中华二百余年。）
裕谦是主战派当中最激进的力量，被称为林则徐第二，可是他的理由和论据，却不是建立在知已知彼的考察方面，而是一种臆断。
在裕谦的脑海里，之所以清军会打败仗，不是因为英军船坚炮利，而是由于我军士气不振，我军之所以士气不振，主要是因为主帅懦弱无能。所以沿海的防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提振士气，就是想方设法背水一战，绝不给自己留一点退步。
裕谦愤恨第一次定海之战，在他看来，当时清军只有十三人阵亡，十三人受伤，结果大败而归，更加证明了士气不振，主帅无能。
为此，他一上任，就将定海所有跟洋人相关的设施，全部拆除。他不但拆了洋人新建的房屋，连乾隆朝建的红毛馆和码头，也全部拆除，凡是跟洋人相关的东西，他一件都不留。他收缴了英军传教的小册子，全部封存销毁。
除了拆房，他还掘坟。定海当时有四百多英军死于疾病，他把这些洋人的坟墓全部起出，将尸体丢进大海，其实裕谦才是真正的开棺戳尸。
恰在此时，有一艘英国运输船，驶入了定海。这艘船是前往南洋为英军运输粮食的，因为错过了季风，没能与英军会师，冒冒失失地跑到了定海，被清军当成间谍抓了起来。还有一名白人和一名黑人，无意中与英军走失，跑到了镇海，被当地的百姓抓了起来。
这一次，裕谦终于找到了“活物”。
当时广东流传着裕谦将洋人剥皮抽筋的说法，裕谦得到了提醒。他命人将白人大副手臂上的筋活活地抽了出来，从大拇指开始，一直抽到两个手臂，再抽到了背上。他将这两根筋抽出来后，制作成自己的马鞭，然后将这名白人大副凌迟处死，死了之后再枭首示众。
至于那名黑人杂役，被抓捕的时候已经受了重伤，还没有见到裕谦，就已经一命呜呼了。裕谦并没有因此放过他，他将这具死尸的人皮剥了下来，再枭首示众。
裕谦向道光皇帝解释说，他这么做，的确是惨无人道，但他是为了让百姓和士兵知道，他与洋鬼子不共戴天，只有决一死战，让其他人死了议和的心。
为此，裕谦和浙江提督余步云闹了不小的矛盾。余步云曾经与伊里布一起，和义律达成过浙江停战协定，对裕谦这种违反协定的做法，余步云并不认同。余步云希望把这些洋人好好养活，随时咨询军情，或者还能让英军投鼠忌器。
余步云的这种提法，反倒引起了裕谦的注意，裕谦提出了三个理由：
第一，这些洋人被抓捕时，已经受了重伤，未必能养活。
第二，即使能够养活，浙江缺少翻译，洋人又十分狡猾，万一询问的军情是假的，岂不是反过来影响我军的行动。
第三，一旦养活了这些洋人，会让底下的官以为，又要用战俘来谈判，会动摇军心。
与余步云产生矛盾之后，裕谦更是一道奏折，将余步云告到了道光皇帝那里，他向道光皇帝汇报，说余步云的斗志不坚定。
道光皇帝曾经咨询裕谦，是否应该撤掉余步云，裕谦因为找不出能够统兵的大将，而余步云本身就是名将，最终还是把余步云留在了军中。他无奈地对道光皇帝说，余步云水战虽然不熟，但一年以来也算懂了个大概，毕竟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有些声望，能够震慑英军，比起江南提督陈化成，还是强一些的。
但是为了断绝余步云的和谈念头，他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把所有杀俘戳尸的事，都让余步云亲自经手，这样一来，就算余步云想跟洋人和谈，也没有余地了。
除了杀战俘，裕谦还杀汉奸，特别是对待浙江的四名大汉奸。其中有向英军告密的杨见挺、为英军提供情报的虞国珍、帮英军写过安民告示的郁秀钦，以及为英军采买食品的布定邦，他都没有手下留情，全部斩首，首级送往浙江沿海各厅各县示众，让老百姓再也不敢跟英军有任何的往来。
裕谦的种种做法，没有吓到英国侵略者，却着实吓坏了浙江沿海的百姓。他把矛头对准的是国内的投降派，所以朝内朝外，士子学者，无不对裕谦的这种做法赞叹有加。
当然，裕谦对海防的工事，也是十分重视的，为了防御英军的攻击，他在定海建了一座“土牛”。
定海岛与厦门岛不同，这里远离大陆，四周虽然岛屿众多，但离本岛都有一定距离，清军的大炮射程较近，无法构筑交叉火力。而裕谦的重点也不在此，他是人心论最大的鼓吹者，他坚信，只要有信心，就可以打赢战争。
定海县城南面临海，三面环山，根据这个特点，裕谦将炮台的重点放在了南面，他在这里构建一道土城。
土城的底部宽度大约有15米左右，窄的地方有12米，宽的地方有18米，顶部的宽度大约有5～10米，最宽的地方也有15米。高约有3～4米，长度一共4.8公里，东起青垒山，西到竹山，等于是在定海县城的整个南面，设置了一道土城墙。整个土城墙共设大炮80门，大炮是藏在女墙里，简称土牛。
相比厦门的石壁炮台，土牛更像是一个简装版的石壁。这里没有侧后方的保护，夯土墙也不如花岗岩坚固，土城上的炮位也远不如石壁炮台密集。但裕谦却信心满满，他相信战争的决定因素不是器械，而是人心。
在土城的中心位置，就是东岳山，裕谦利用东岳山的地形，在这里建了一座周长440米的城堡，城堡的南侧是扇形的炮台，共设15门大炮。这就是整个定海防守的中坚力量，名为震远炮城。
土城的西侧是竹山，竹山的事面是晓峰岭，裕谦在这里设置了兵营，准备机动冲杀登陆的英军。在土城的东侧是一座瞭望台，用于侦察英军的动向。
在定远县城的城墙上，裕谦还设置了41门大炮，专门用于县城的防守。
整个鸦片战争前期共有三个主战场，广州、厦门和定海。在这三个主战场当中，定海的防御力量是最薄弱的，炮台不坚固，大炮数量少，士兵也少于其他地区。但定海的调子是最高的，裕谦说，有了这道防御工事，船坚炮利的主客形势，就完全变化了。到时候，我军的大炮可以打到鬼子，鬼子的大炮却无法伤到我们。像如此坚固的防线，扼守险要，固若金汤，形势一片大好。只要英国侵略者敢驶近口岸，或者敢冒险登陆，定让这些鬼子片帆不回。
有一个人不同意他的看法，这个人就是定海镇总兵葛云飞。葛云飞是带兵的将军，他对裕谦的布置并没有太多的信心。他说，整个定海的防守漏洞很多，英军可以登陆，也可以占领四周的岛屿，还可以通过一些小路直达县城。由于我军火炮质量差，数量少，一旦英军用密集的火力压制住我军的炮火，胜负还很难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葛云飞说，大五奎山岛距离本岛较近，这里没有驻守军队，很可能被英军占领。据说英军的炮火能够及远，一旦大五奎山岛被英军占领，我军将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按照葛云飞的建议，应该把周边大大小小的岛屿都纳入防守的体系，再增加大量的铜炮，增兵布防，不然很难保证万无一失。
裕谦听到这些话后大怒，他认为葛云飞这是怯战，说的轻，这是意志不坚定，说的重点，这就是在瓦解军心。裕谦将葛云飞一纸奏折告到了道光皇帝那里，他说这些武将不学无术，稍稍给个好脸，就志得意满，处处与人为难，必须严肃处理，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这个葛云飞，总是说一些张皇摇惑的言辞，百般开导，竟然还不回头，现在居然蛊惑得余步云也意志动摇。
葛云飞也不甘示弱，他要求裕谦提前支付他三年的养廉银，他要全部捐出来，招兵买炮，弥补定海的内陆缺陷。
裕谦十分愤怒，葛云飞这种顶杠的做法，让他无法忍受，他不愿意，也不可能这么做。他既不添兵添炮，也不许葛云飞自己去做小动作，他要让事实证明自己的做法是多么的正确。
就在裕谦跟葛云飞，以及余步云之间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有一个人来到了镇海，这个人就是裕谦最敬佩的林则徐。广东战败之后，道光皇帝让林则徐戴罪立功，以四品官衔到镇海来协助裕谦搞战备。
裕谦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万民敬仰的林则徐，那个与英军势同水火的民族英雄，一到镇海，就跟余步云打得火热。竟然劝裕谦放弃定海的防守，将定海拱手送给英军，然后集中全力抓好镇海和内陆的防御。林则徐认为不论定海多么坚固，都无法抵挡英军的攻击，倒不如把定海的守军全部撤到镇海，或者还可能保住内地。
裕谦大失所望，他想不通，那个洋人畏之如虎的林则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一篇言论，那个在广州大伸伐挞的民族英雄，竟然会劝自己把定海拱手让人？
作为守土有责的裕谦当然不敢听信这样的言论，他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回复林则徐。好在林则徐很快就被道光皇帝调离了镇海，派往河南河工效力，不然裕谦说不定，还会告上林则徐一状。
定海的炮少，这是事实，但是定海的人也不算少。早在伊里布时代，定海三总兵总计三千人，就驻防在这里。但是考虑到第一次定海之战，张朝发两千多人的部队闻风溃逃，裕谦还是加强了这里的防御。他加派了2600人，使定海的防御人数达到了5600人，再加上560名水勇，定海的人员配置还是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当然，他深为依赖的，还是驻守在定海的三位总兵，这三位一个比一个来头大。
第一位是定海镇总兵，葛云飞。
葛云飞是杭州萧山人，出身于行伍世家，道光三年（1823）的武进士，道光七年他成为黄岩镇水师中营守备。当时他出洋巡查，遇到了剧盗陈兆龙等9人，他诈称自己是商船，力擒九盗。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成为了定海镇总兵，负责定海的守卫工作。他上任之后，抓捕了大量的海盗，浙江沿海由此大定。就在鸦片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他父亲过世，他丁忧回乡，定海总兵由台湾水师副将张朝发接任。
葛云飞是那种典型的儒将，他有很多军事著作，比如《名将录》、《制械要言》、《制药要言》、《水师缉捕管见》、《全浙沿海险要图说》等著作。当时的浙江巡抚乌尔恭额咨询葛云飞，葛云飞答以《巡洋八十七条》，由此乌尔恭额对葛云飞十分器重。第一次定海失陷时，乌尔恭额紧急将丁忧在家的葛云飞夺情启用，让他布置沿海防务。
按照清朝的体制，葛云飞是可以置身事外的，他完全可以拒绝复出。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听说定海失守，连夜赶到了镇海，三天之内就安排完成镇海的初步防御。裕谦成为钦差大臣之后，他兴建炮塞，筑建土城，安排水营船备，事必躬亲，他是定海防守的中流砥柱。
第二位总兵，是位回族将领，他叫郑国鸿。
郑国鸿出生在名将之乡湖南凤凰县，父亲郑朝柱是贵州上江协副将，世代军功。郑国鸿的伯父阵亡时无子，所以他的父亲将他过继给伯父为嗣。郑国鸿十八岁时，世袭了云骑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