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亚平的经历堪称一个官员的传奇，农民、武大学生、省委干部、下海经商、读博士、上岸从政，最后转为研究者的复杂人生经历，使他兼有底层弱势人群、改革派官员和体制内学者的多重视角。
从“咸安政改”开始，宋亚平就注定成为与吕日周、仇和、李仲彬等官员齐名的“改革明星”。
与那些局限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不同，宋亚平的改革举措主要是围绕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的，带有强烈的政治体制改革色彩。宋亚平在任四年多，以雷霆之势，一口气端出了包括“五保合一”、“两推一选”、干部外派打工、撤销“七站八所”等十四项精简乡镇机构的改革措施，端掉了三千多人的“铁饭碗”。
一时间，媒体、考察者云集，“咸宁政改地震”的说法不胫而走，在他们眼里，咸宁市咸安成了改革初期的小岗村，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咸安区实行的改革是“中国基层政治体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下海”激起万丈雄心
其实，宋亚平本身就是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986年，武汉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的他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研究室工作。这样的铁饭碗有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想挤到，可生性喜欢闯荡的宋亚平却十分羡慕改革开放的政策下正热火朝天的精彩世界。
1988年，宋亚平怀揣两百八十元钱，带上换洗的衣服，在火车上站了二十四小时，终于从武昌来到了广州。在广州，别人都以为放弃铁饭碗下海的不是“犯了事”就是“精神有毛病”，不肯雇佣宋亚平。
于是，他找到的第一份活是广州火车站搬运工，第一天汗流浃背咬牙坚持下来，只赚了区区十七元。在广州的几年，宋亚平扛过包裹，送过盒饭，他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亲身遭受了一些警察保安等政府人员的敲诈勒索。
“在社会的最底层，谁都可以欺负我。”这段主动“融入”弱势群体的经历，使宋亚平近乎固执地认为，“凡是干部和老百姓发生矛盾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一定是干部出了问题”。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宋亚平下定决心：有朝一日，他一旦主政一方，必当对政府部门的人员严加管束，改革其种种弊端，真正为人民造福。
摇摇欲坠的咸安区
1999年，时逢湖北省委政治改革，选拔沿海人才，在商海搏击十年之后的宋亚平被请回湖北出任中 共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区委书记。传闻这个区委书记是宋亚平主动要求的，他认为这个基层职位会是个可以表现的舞台，有着更多的创造机会。
咸安区位于湖北省东南部，背靠幕埠山脉，面临长江“黄金水道”，北距武汉八十公里。京广铁路、京珠高速、107中道就像一个巨大的“川”字从全境纵贯穿过。
在就任咸安区区委书记后，宋亚平发现了行政、执法中的种种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曾经有咸安区的公安局长向宋亚平请示，社会上自行车失窃严重，是不是应该给自行车搞个牌照管理。宋亚平一听就发觉这只是一种搞钱的方式，如果自行车易盗要搞牌照，那么比自行车贵重得多的电视机电冰箱易盗是不是也应该搞牌照呢？于是坚决否决了这个请示。还有一次是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千方百计地找到宋书记，竟然是为了想让宋书记帮助解决他三十多岁的儿子的婚姻问题。长期的政府部门职能界定不清已经导致人民群众的认识也不清，原本应该由个人、家庭和社会管理的职能都被归于政府了。干部队伍素质参差不齐，思想保守，领导方式陈腐也是突出问题之一。咸安区相邻的六个县每个县都讲一种方言，骑自行车三十分钟就到了另外一个语言系，县与县之间基本是相互隔绝。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宋亚平就在全区推广普通话。可是有些官员却认为普通话是官话，脱离了朴实的本色。甚至连宋亚平喜欢使用手提电脑的工作方式都被认为是脱离群众显摆官样。
改革势在必行
面对困境，宋亚平决心“起沉疴，下猛药”。
他开始对陈腐的地方吏治进行整治。宋亚平深知改革会触动种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就必须做好种种铺垫工作。“五保合一”就是改革的重要铺垫。不管是哪个部门的人员，只要按照规定交纳一定的保障金，就能在退休后享受同等的待遇，“打破了机关部门的界限”，“在社会保障面前人人平等”，保障了政府部门职工必要的合法权益。
“五保合一”实施了半年后，他开始了第二步改革——让干部外出打工。这项措施引发了广泛的议论。当时咸安区的干部本能地排斥这种做法，宋亚平将他们一个个叫到办公室谈话，做思想工作。第一批187名打工干部在2001年的农历正月十五那天启程出发。咸安区对打工干部每月发放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费，外出打工的收入全部归个人。宋亚平对这些人的要求是，必须走出咸宁市，对留在咸宁不走的，一经发现便给予警告甚至开除公职的严厉处分。
继干部外出打工之后，宋亚平又大刀阔斧地推出十多项重大改革，包括广为人知的“两推一选”等。其中最震撼人心要数宋亚平的自我放权，改革人事任免制度，将政府最“肥”部门的一把手职位向全国公开招考，包括财政、教育、建设、卫生等部门。聘期四年，四年后即集体总辞职，重新招聘。改革还将财政局最容易发生钱权交换的财政预算和支付职能都外包，请社会上的专业人士教授专家来执行。
机构改革进行得最彻底的还是乡镇一级。宋亚平大胆尝试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合并的党政“一肩挑”的改革。他认为基层政权没有必要实行党政分开，分开的结果只能是互相推诿扯皮。之后，他又对乡镇内设机构进行撤销合并，重新组成党政综合、财政税务、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四个办公室。对于乡镇下设的“七站八所”，除保留财政所之外，其余全部和财政脱离关系，推向市场。这些举措将乡镇一级由财政供养的人员减少了近半数，减下来的人一律自谋职业。这种改革在全国是首次，被视作中国基层政权冲破“黄宗羲定律”的成功尝试。
宋亚平的改革彻底扭转了咸安区的落后局面，自2000年改革以来，区财政收入由1999年的5400万元上升为2000年的2.6亿元。而咸安改革“大旗不倒，力度不减”，并且其影响力还在向湖北全省延伸。
“被淡出”的结局
咸安改革的另一个反促效应则体现在政坛导向性上。
2003年底，宋亚平由咸安区委书记越级调任湖北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这是宋亚平第二次回到研究室。1986年，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之后的宋亚平，曾经被分配到省委研究室工作。十七年过去，人生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据说这种由区委书记直接调至省里的情况在湖北极为“罕见”。有人把这一提拔解读为“上级对咸安改革的一次肯定”，也有人分析说这是对宋亚平的一种“保护性提拔”。
除宋亚平被越级提升外，改革的另一名重要参与者，原咸安区区长王玲也调任地级市荆门市市长，由此带来的政治示范效应一时成为湖北其他县市官员谈论的焦点。
媒体对宋亚平最后一次密集报道，也就在这个时期，因为媒体更多的是担心咸安改革是否会重蹈“人走政息”的覆辙。
2003年11月4日，湖北省委、省政府以咸安经验为基础，联合下发17号文件——《关于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的意见（试行）》，决定在监利、老河口、安陆等七个地方进行试点。这或多或少平息了人们对咸安改革的担忧。
不过，宋亚平从此逐渐退出了公众的视野，即使常有媒体采访，他也总是很坚决地予以拒绝。他说自己已经不“在其位”，不便再“谋其政”。咸安的改革已经成为过去，是好是坏亦由不得他自己评价，“要让事实说话”。
“事实”是，在全省一百多个县（区）中，咸安区已经由过去的第八十多位跃升为第二十位，进入了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梯队”，咸安区2008年度的区财政收入超过三亿元。咸安的事实证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促进而不是阻碍经济的发展。
然而咸安政界并没有忘掉这位当初的改革主导者。
据咸安区委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咸安政改在参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时，评选问卷中曾有一道关于改革动力的调查，三个调查选项分别是：上级部门要求改革、地方政府自发改革和因某某人主张改革。
咸安区委填选的是最后一项。
当地的一位官员直言：“在咸安改革中，宋亚平是灵魂人物。他的许多改革措施当时并不为干部群众所理解，认为他只搞改革不搞发展。现在看起来，如果没有当年那些大刀阔斧的改革，咸安就不会有今天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咸安区委党校校长讲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咸安区是湖北咸宁市下属的一个区。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在做自我介绍时，我说我是湖北咸宁市的，人们没有反应。我说我来自湖北咸安区，立刻有人就说，‘知道，就是那个搞咸安改革的咸安吗？’”
现在已经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的宋亚平谈起过往，面对社会上的议论，他一律淡然处之。只是媒体仍然不时会提起这位个性鲜明的改革者：有人说他是近年来湖北乡镇改革的“幕后推手”，也有人说他官场并不得意，仕途蹬蹭……
“我现在一般去宣传党的政策，一般不去想自己对改革的看法”，宋亚平语气一改以前的那种激越。
从官员到书生，宋亚平似乎又回到了人生的起点。或许这是命运的一种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