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安打下来了，张家口打下来了，北平和天津已经被包围了，通向塘沽的出海口也已经切断了。在这种兵临城下的现实面前，傅作义也愿与我方谈判和平了。可是，谈判的进展不快，傅作义一直下不了最后的决心，平津前线的战事暂时无法向前推进。
毛泽东早就看好了一着棋，就是如果北平的和平谈判受阻，天津的敌人也拒绝走和平之路，就先打天津。所以，他在12月29日给林彪的电报中就明确说过：“放弃攻击两沽的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为什么要考虑先打天津？这里有几个原因：（一）天津的部队基本上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军系统部队，这些部队很难放下武器走和平之路；（二）打天津可以给北平的中央军系统十几万军队当头一棒，让他们放老实一点，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能跟着傅作义走和平之路；（三）打天津也是对傅作义和平道路的一个最有力促进；（四）天津打下来之后，北平就完全失去了依托，成为一座孤城，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武力的解决方式，都要方便得多，而对于傅作义来说，他的一切幻想也就都不可能存在了。
毛泽东批准后，林彪指挥了5个纵队、22个师，还有炮纵的两个炮兵师，共34万多人，在1949年1月2日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一纵在杨柳青，二纵在王庆坨，七纵在欢坨，八纵在汉沟，九纵在大任庄和大寺，炮纵在杨村。林彪就等着中央军委的一声令下。
但是，打天津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不仅因为敌人已经修建了不少工事，河道又多，进攻起来有不少困难，更是因为天津在当时就是一座有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是与北平并列的特别市（有如今天的中央直辖市），工业、商业、文化教育事业都相当发达，还有若干外国侨民，情况复杂，我军在战斗中要尽可能让这座大城市少受损失，让城内的各种设施能尽快地为新中国建设服务，所以我军在战斗中，特别是攻进城之后的巷战很难打。
为了做好打天津的各种准备，为了指挥好打天津的这一仗，林彪决定由刘亚楼担任攻打天津的前线总指挥，负责打天津的全面工作。
刘亚楼接受任务之后，把他的指挥部设在了天津西边的杨柳青。杨柳青是距天津约10公里的一个有名小镇，是我国著名的杨柳青年画的生产地与集散地。镇中有一条小河穿过街心，在平时有几分江南水乡的景色。不过，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被战争的气氛所笼罩。
当刘亚楼率领参谋作战人员对天津敌人的守备情况作了一番认真调查研究之后，发现攻城的最大障碍竟然不是敌人的工事，而是水。
稍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中国人都知道，天津这座近代才兴起的工商业都市，是由于海河系统的水运和塘沽的出海港口才逐渐繁荣起来的。在天津市区和郊区范围之内，不仅有人所共知的海河，还有永定河、子牙河、北运河、南运河、大清河、白河，所以，整个天津不仅被河道分割，而且地势低洼，很不利于大兵团作战。国民党守军为了加强防守，在一个月前又利用原有一些河道特地新挖了一条护城河，护城河长22.5公里，宽10米，深3米。敌人将护城河修成之后，就堵塞了护城河通往海河的水道，使护城河中的河水深度一直保持在2米以上。在寒冷的冬天，这道护城河就成了我军攻进天津的主要障碍。这时，天津城中的敌人不知把哪里的水源大量引入了护城河，使得护城河的河水猛涨，溢出的水流向城西南方向大量倾泻，甚至把从天津到保定的公路两侧都淹了。这不仅对攻城造成困难，就是对攻城前部队的展开也极为不利。后来在一位当地老人的指引下，一纵找到了位于静海以南三元村的南运河上的唐官屯水闸，关上了进水闸的闸门，使南运河的河水流入碱河出海，不再流入护城河，才解决了天津城当时的水患。
解决了临时的水患，还得想法解决如何渡过护城河和城区的其他河流问题。于是，各部队发动大家群策群力，在三天之内，就创造了芦苇桥、汽油桶桥、门板桥、梯子桥等各种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渡河工具。这其中，芦苇桥是战士们搞出来的最佳渡河工具。天津城郊遍地都有芦苇，冬天的芦苇已经干枯，浮力大，将若干捆芦苇扎成芦苇桥，不用什么技术，一看就会，而且3分钟就可以通过一个步兵连，要40分钟才会完全沉下去。前线指挥部发现了这一好办法，立即在一纵召开了现场架设芦苇桥表演会，让各部队都学会了这一手，各个连队都组织了架桥组，解决了作战中渡河的难题。
在解决渡河问题的同时，各部队又在冰天雪地中挖掘了大量的交通壕，改造了进攻道路上的地形。在1949年1月10日左右，基本上拔除了所有外围据点，做好了攻城的准备。
三、五巨头商议殉葬
天津城内也不平静。特别是那位天津城内最高军政长官陈长捷。
陈长捷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与傅作义相差两期的同学。正因为他与傅作义有这层同学关系，所以他从军校出来之后，就接受了傅作义的邀请到山西加入了晋军，从排长一直升到师长。中原大战晋军失败后被整编，他在傅作义的三十五军中任旅长。抗日战争中任六十一军军长，在傅作义指挥下打过不少恶仗，在团城口之战中，他的一个团打得只剩下一个排；忻口之战中与日军死拼半月，消灭了敌人的3个联队。1938年5月，他升任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成为与傅作义并列的晋绥军中地位最高的集团军总司令。但是由于他不是山西人，对于阎锡山重用山西“五台帮”及若干军政措施有所不满，与阎锡山的矛盾逐渐加深，1940年终于被阎解除职务，他便利用已经离开阎锡山而投向蒋介石的傅作义的关系，也投入到蒋介石部下，到绥远任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守备军总司令。这以后，还担任过兰州补给区司令、军官第二十总队总队长。
当傅作义在1947年底同意出任华北“剿总”总司令时，按傅作义的考虑，当然是由自己负责北平，在谁来负责天津的问题上他很费了一番苦心。后来选了陈长捷，是因为陈长捷虽然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但却不是晋绥人而是福建人，便于和中央军系统的南方将领搞好关系。陈长捷的资历又比当时华北国民党军队中所有的兵团司令都要老，10年前就是集团军总司令。所以，傅作义就向蒋介石要求将陈长捷这位老华北从兰州调到了天津，并由蒋介石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塘沽防守区中将副司令兼天津防守区司令。
也可能是一种巧合，攻守天津的双方主将一个是中共方面的刘亚楼，一个是国民党的陈长捷，竟都是福建人。
陈长捷到天津之后，很想有一番作为，他逐步排挤了军统在天津的势力，成立由他一手组建的天津警备旅来维持社会治安，又花了很大力气修建防御工事。由于天津地势平坦，无任何地形可以利用，所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已经修了不少城防工事。陈长捷之前，驻防天津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保定绥署天津指挥所主任上官云相又接着修，当时曾经筹集了250亿元的巨款用来修筑碉堡，并开始挖掘护城河。陈长捷上任后，在上官云相的基础上，不仅修成了护城河，而且在护城河外又拉了几道铁丝网，布置了纵深几十米的鹿砦和布雷区，总共埋有数万枚地雷。护城河沿线阵地之外2000米之内的房屋和树木全部拆除或烧掉，形成无人区。护城河内侧则用挖河时挖出来的泥土筑成一道底宽7米、顶宽1米多、高3米多的梯形内墙，墙上拉有5米多高的电网，墙内修有一条宽5米的公路，可以用汽车运送各种弹药和物资。特别是沿内墙又修筑了环形的碉堡，每隔30米就有一个，其中大型碉堡有380多个，每个碉堡中还有电灯和电话。在这一个碉堡圈之内还有三道碉堡工事，总共有各种碉堡1000多个，都是以钢筋混凝土建成，不像其他地方以土木为主的碉堡，被称之为“天津的盔甲”。从整个天津城来看，就以护城河和碉堡为主，加上铁丝网、散兵坑、掩蔽部、交通壕，成为经过全面规划的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正因为如此，陈长捷才敢于对各种传媒自夸说：“大天津堡垒化！大天津固若金汤！”
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只有六十二军和八十六军两个正规军，加上其他部队，总共只有13万人。陈长捷敢于如此自夸，就在于天津的城防工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叫“不嫌兵单，还恃阵固”。不过，不管陈长捷是不是吹牛，如果就事论事而言，天津的城防工事的确是我军攻打敌人的城市以来所遇到的最坚固的城防工事，过去所攻打过的济南、洛阳、开封、锦州、沈阳等地都不能和天津相比。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东野的攻城大军对于攻打天津进行了认真的战术准备。其中，主要是演练用爆破、炮轰的手段炸毁敌人的工事，用芦苇桥、跳板、船桥等办法渡过各种河沟和战壕，用爆破、耙雷杆排除敌人的地雷。正如六纵十七师指战员所编的顺口溜：“攻坚虎，虎生风。练爆破，演攻城。练巷战，习攀登。今日练兵憋足劲，来日大闹天津城。”
陈长捷对于天津的城防是颇有信心的，而且是天津所有国民党军队将领中最有信心的一个，因为他认为天津的地形不便于展开进攻，再加上有几层工事，进攻者不经过长时间的构筑攻城工事步步逼近，并付出很大的代价，是很难攻破的，更是不可能用强攻急袭的办法攻破的。对这一点，他还和其他军官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1948年12月18日，蒋介石按他凡是在军情紧急时就要给第一线的军队指挥官写亲笔信的一贯做法，又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平津前线的指挥官，意思当然是老一套，就是要各位在“华北垂危”之时，在“关系党国之存亡”的决战中精诚团结，“效忠党国”之类。他派了国防部参谋次长李及兰乘飞机前往北平，飞机不敢降落，就飞到了天津。李及兰将陈长捷和驻守天津的六十二军军长林伟俦、八十六军军长刘云瀚集中起来，让他们来看蒋介石的亲笔信，当场为是否要坚守天津，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军长都认为天津难守，主张不守天津而守塘沽，以便南撤。只有陈长捷认为天津有十分坚固的城防工事，是可以守住的。争论到最后，陈长捷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你们若擅自将天津部队集中到塘沽，那我就自杀。”
陈长捷是不是没有军事常识，也不知道我东野大军已经做好了攻打天津的准备，如果真打起来，他陈长捷的13万人马不可能是我军几十万人马（我军用来攻打天津的部队是34万）的对手？陈长捷是不是不知道北平的傅作义可能会走和平之路，而他一定就要与傅作义唱反调？这都不是。陈长捷是这样考虑的：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应当是“平津一体”，傅作义把他放在天津，他就要尽力守住天津；如果傅作义先走和平之路，而且又不出什么问题，到时候再作打算。如果北平还未曾安全地和平解决，傅作义还没有给他下达和平解决的命令，他在天津坚守一个月是完全可能的。坚守一个月的根据，就是天津坚固的城防工事。
陈长捷当时在天津多次表示要为党国效忠，要拼死抵抗，其本意就是如此。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陈长捷表现出了很为慷慨激昂的姿态。例如，陈长捷对部队发出了这样的通令：全体守城部队必须据城坚守。如果我在守城中战死，由副司令林伟俦继我指挥；各级主官如果战死，由预先指定的人指挥。坚决守住天津，与阵地共存亡。与此同时，陈长捷还向各部队下发了一份在整个国民党军队中也不多见的战场纪律：士兵退却者，班长可将士兵就地枪决；班长退却者，排长可将班长就地枪决；排长退却者，连长可将排长就地枪决；连长退却者，营长可将连长就地枪决；营长退却者，团长可将营长就地枪决；团长退却者，师长可将团长就地枪决。
尽管陈长捷决心要为国民党殉葬的口号喊得如此响亮，但是我党为了保护天津这座华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还是作了尽可能的和平解决努力。在天津城中，也有若干有识之士希望和平，也在为走和平之路积极奔走。
天津市参议会议长杨亦周，就是在城中为和平奔走的一个代表。杨亦周是中国纺织总公司天津分公司的经理，多年以来，和我党华北地区地下党负责人杨秀峰、黄松龄、阮慕韩、何松亭等有交往，他参加天津参议会议长竞选时也曾经征求过我党的意见。从1947年开始，我党地下组织指定由地下党员刘绎文（公开身份是天津社会局救济院院长）与杨联系，所以他的很多社会活动都是听取了我天津地下党意见的。这一时期，天津广大市民无不深深地盼望着天津能够不受战火之苦，能够让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在1948年岁末，解放军已将天津包围，城内外已是炮声隆隆（我军为了扫清城外的据点已经和守城部队进行了不少战斗。陈长捷在得知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设在杨柳青之后，他命令城中的炮兵不断向杨柳青一带进行炮击），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之势，但是广大市民难以向交战双方的负责人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杨亦周在1949年元旦这一天专门邀请了十几位市参议员一起研究，决定代表民意进行和平解决天津问题的努力。他们决定，推选出丁作韶、杨青云、康相九、胡景薰四名参议员代表天津市民出城向解放军求和；同时公推杨亦周代表市参议会向陈长捷进言，希望陈能走和平之路，如果陈长捷同意，就请陈马上采取行动，与解放军议和。
但是，陈长捷十分狡猾，他自己不愿言和，也不公开反对民间言和，他对杨亦周等人的答复是：“求和是民间的事情，军方不予过问。”
天津市参议会的四名代表根据我方在无线电广播中向天津市民所宣布的出城与解放军联系的方法，于1月5日手持白旗从天津北边的王串城出城，顺利到了我军的前线阵地，立即受到了我军的热情接待，在我方联络人员的带领下，他们在一个村庄里见到了我军前线指挥员刘亚楼。
刘亚楼在仔细听取了四位代表的陈述后，对他们的和平愿望予以鼓励。
然后，他向四位代表正式表达了五点意见：
（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陈长捷所属军队一律放下武器，不得损坏；（三）本军保证一切放下武器之官兵的生命安全；（四）本军保证陈长捷和官兵的私有财产之安全；（五）为表示宽大和诚意，对天津停止炮击6天（从1月6日至11日），限期内（12日）要明确答复，过期即行炮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