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一个多月的参观、访问、座谈、听课，使何基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认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党、能够救国救民的党。他的结论是：“没有共产党，中国前途无望。”他要求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工作。为此刘少奇和他进行了认真的谈话，认为他回到国民党部队中去继续带兵，会比在延安起的作用更大。他同意了这种意见，离开了延安，又秘密回到了桂林。
这时，蒋介石决定撤销第一集团军的建制，将七十七军和六十八军合编为第十九军团，让冯治安代理军团长兼七十七军军长，冯治安一心要何基沣重新出山，任七十七军的副军长。何基沣到了洛阳，接受了七十七军副军长的职务，并如实向冯治安谈了自己的延安之行，目的是为了让冯治安也能受点影响，为今后改造部队做准备。冯治安率军上前线作战时，特地把何基沣留下来负责军训团1000多青年军官的培训，中共中央从延安派来的十几名干部也都被何基沣安排到军训团中工作。为了培养出一批有用的人才，何基沣不再担任副军长，而以全力负责军训团的培训。他把军训团带进了桐柏山，一边训练，一边与新四军共同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训练结束之后，他选拔了最优秀的70人组成“七七工作团”，配备最好的武器，由共产党员朱大鹏率领，进入深山，接受新四军的领导，不久编入新四军信阳纵队。
1939年1月，经我豫鄂边区特委负责人李先念决定，吸收这时担任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的何基沣为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在朱大鹏的主持下举行了宣誓仪式。所谓特别党员，就是当年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之下，不编入基层支部、不过组织生活，和党组织进行单线联系的党员。
从此，何基沣秘密地为党做了大量工作，还多次为新四军提供枪支弹药和军费。用他的夫人宋晓菡的话说，是“白天当国民党，晚上做共产党”。
1940年，由于何基沣派去给新四军送款的人被国民党部队所在地的最高军事长官、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的宪兵抓了，李宗仁要来查实情况。由于冯治安给何基沣提前透了信，他立即将部队中可能暴露的共产党员全部转移到新四军中。不久，何基沣接到五战区长官部要他去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的命令。他只身闯虎穴，离开了他已训练培养了几年的一七九师，到了重庆。明为受训，实为受审。
这时，蒋介石已把审查何基沣一案交给当时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的陈诚处理。陈诚当年在保定军校读书时和何基沣是同学，一次陈诚因有一门课不及格而无法毕业又找不到任何人愿意帮忙时，是何基沣帮他复习，帮他押考试题，帮他补考过关，在陈诚最困难时拉了他一把，才得以毕业。可是这时的陈诚只知完成蒋介石交给的审出几个通共分子的任务，对何基沣进行了好几次变相的审讯，纠集了最能干的反共专家如张厉生、贺衷寒、段锡朋等与何基沣“讨论国共关系”，想从他的口中套出可以定罪的问题来。可是，经过整整半年的反复审查，除了何基沣承认借给相邻驻地的新四军一笔钱的问题之外，找不到其他任何可以给何基沣定罪的罪名。加之冯玉祥、于右任等知名人士对于蒋介石如此对待一个闻名全国的抗日名将的做法深为不满，蒋介石只好把何基沣无罪释放。为了收买人心，临行前蒋介石还亲自为何基沣饯行，要他今后与自己的侍从室保持直接联系。此外，还特地赠送给他一柄中正剑。
所谓“中正剑”，是蒋介石为了笼络高级将领和特别重要人士而专门制作的一种佩剑，长一尺三寸，重一斤六两，柄镀金，鞘镀银，剑身正中刻有“中正”二字。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一种身份与地位的标志。当何基沣佩上这柄中正剑之后，就成了“佩剑将军”，国民党军政人员见了一般都要畏惧三分。
1940年9月，何基沣佩着中正剑，回到了三十三集团军，仍然担任第一七九师师长。一方面暗中支持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一方面伺机与日寇作战。1941年2月，他率领一七九师在当阳庙击毙了当年进攻南瓜店致使张自忠将军不幸殉国的日军横山少将，为西北军报了一个深仇。由于冯治安后来担任了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何基沣遂升任著名的七十七军军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十三集团军到徐州地区受降。何基沣和军中从未有过联系、互相不知道身份的另一位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在对当时形势进行了分析之后，决定联合徐州地区的原西北军部队（包括西北军的老部队和一些原西北军将领统率的新编部队，总数近40万人），组成西北军大同盟，保存实力，相互支援，暗中与蒋介石抗衡。只是由于冯治安不敢出面当这个龙头，这个计划才未能实现。而蒋介石则对这一计划有所察觉，遂把徐州地区的原西北军部队加以分散和调动，又将冯治安的三十三集团军改编为第三绥靖区，调出徐州市，让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摆在内战的最前线，司令部设在贾汪煤矿。
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后，第三绥靖区的部队成了进攻我山东解放区的先锋。何基沣不得不有意打败仗。对于这一点，冯治安当然看得明白，但又查无实据，只得将何基沣明升暗降，让他交出了军长职权，而当一个有名无权的绥靖区副司令。何基沣遂离开部队养病，并于1946年夏天到北平为老父办理丧事时见到了当时在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叶剑英和北平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徐冰。叶剑英向他传达了中央决定，要他仍然回到第三绥靖区去掌握部队，他的组织关系由原来的中原局转到华东局。同时商定，由任过他副官的李连城（这时在新四军五师任警卫营长）担任联络员。叶剑英告诉何基沣：“你回去之后，不要暴露。但到关键时刻，要毅然决然地领导起义。到时，陈毅同志会派人和你联系。
关于组织起义的事，你可以和张克侠商量，他是非常可靠的。”何基沣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部队后，就对已经被我山东解放军打怕了的冯治安做工作，要冯尽可能以保存实力为主，不要与解放军硬拼。他自己则通过李连城与党保持着联系，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当淮海战役即将打响之时，根据我华东野战军党委的决定，由野战军政治部主任舒同具体负责，要策动国民党第三绥靖区的部队在战役打响之时起义，以便我军迅速地渡过黄河，切断徐州与黄百韬兵团的联系，进而围歼黄百韬兵团。为此，舒同先后派出我华东局社会部交通巡视员朱林和华野十三纵政治部联络部长杨斯德为陈毅司令员的代表，前往贾汪，组织第三绥靖区部队起义。
这时，第三绥靖区起义的主要领导者是副司令长官何基沣。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也是身居副司令长官要职，他就是另一位传奇式将军、中共党员张克侠。
四、西北军智囊张克侠
张克侠（1900—1984年），原名张树棠，河北省献县人。16岁时就投笔从戎，考入北京清河陆军军官预备学校。1923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之后，与何基沣、董振堂等一批热血青年加入了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而闻名的冯玉祥部队。作为冯玉祥的连襟（他的夫人李德璞是冯玉祥夫人李德全的妹妹）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秀学生，他完全可以在冯部得到重用，可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第二年他南下广州，到孙中山先生部下工作，担任陆军讲武学校（为孙中山所办的先于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的教育副官和队长。为了不暴露自己在北方军队中的身份，他遂改名为张克侠。他和也在学校学习的左权（黄埔军校成立之后，陆军讲武学校的学员并入黄埔军校，就是第一期学生的第六队。左权以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高级将领，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光荣牺牲在太行山上，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最高职务的指挥员）成了好朋友。在广州期间，他和我党负责人周恩来、恽代英、林伯渠、叶剑英等都有交往。1925年以后，张克侠先后参加了东征和北伐。1927年，他到苏联进入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山大学时，张克侠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由于当时冯玉祥在郑州参加了蒋介石的“分共”行动，而他是冯的连襟，因而被我党组织所拒。第二年，张克侠回到国内，尽心做冯玉祥的工作。1929年，在国内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时候，张克侠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未经中央批准不得暴露其党员身份的特别党员（直到全国解放之时，这种身份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不和任何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而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工作。张克侠曾经要求到苏区去，但最后还是根据党的决定，重返西北军，担任了西北军主力张自忠的师参谋长，开始了作为一名特别党员在西北军中长期的地下工作。在当时的西北军中，他被称为“秀才”和“智囊”。
1932—1935年，张克侠在设于北平的陆军大学学习。这期间，蒋介石曾于1933年暑期将陆军大学全体学生集中到庐山参加“剿匪军官训练团”，可是张克侠却借故而拒绝参加，并利用这段时间去了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还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的高级参谋和干部学校校长。从陆军大学毕业之后，他回西北军任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积极进行与日寇作战的各种准备。
1937年夏天，经中国共产党北方局研究决定，为了对抗国民党对日妥协投降的撤退方针，由张克侠出面，提出了对付日军必须“以攻为守”的全面备战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得到了抗日军民的支持，也得到了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的同意。这一方案，在某些方面已经开始实施，如在南苑举办军事教导团，在西苑举办青年军事集训（这两处都吸收了不少共产党员参加），成立对付日军的情报处（处长靖任秋也是中共党员）等。只是由于“七七”事变很快爆发，这一方案才未能得到进一步实施。就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张克侠及时通知了一大批我党同志和抗日志士，使其离开北平，保护了刘清扬、杨秀峰、张友渔等一百多名抗日骨干免遭日寇的毒手。
在著名的卢沟桥事变战斗中，张克侠作为军长宋哲元的副参谋长，为打响全民抗战的第一枪做出了重要贡献。不久，冯玉祥将军再次出山，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率军在津浦线上黄河以北地区与日军作战，张克侠又出任第六战区高参和副参谋长。第六战区撤销后，他随冯玉祥来到武汉，由于冯有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所以张克侠在这段时期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我党领导人多有来往，党中央决定以后由叶剑英直接领导他的工作。根据党的指示，张克侠在1938年离开武汉，奔赴前线，再次与张自忠合作，出任五十九军参谋长。在临沂一战，歼灭日寇王牌军板垣师团所部7000余人，成为著名的台儿庄大捷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人称之为“台儿庄大捷”的“序战”，名震中外。大捷之后，又以不足5000人的疲惫之师担负了掩护数十万大军撤退的重任。1938年10月，张自忠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克侠升任三十三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参加指挥了豫鄂会战和武汉保卫战。张自忠于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作战中英勇牺牲之后，冯治安接任总司令，张克侠则升任副总司令。对于张克侠这样一位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当时曾在部队中访问过他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是这样描绘的：“外表清秀、高雅，才华横溢，判断准确。他给人的感觉是聪敏过人，没有幻想，以坚毅的目光注视着未来。”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驻在湖北的三十三集团军战事较少，张克侠就在军队驻地开办干部训练班，建立自忠中学，聘请曹荻秋等共产党员前来任教（曹荻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曾任上海市长，当时是我党豫鄂边省委宣传部长，自忠中学先后聘用的教师中，共产党员占四分之一），为革命培养人才，被誉为“我党在友军中办的抗日军政大学”。
抗日战争结束后，三十三集团军被改编为第三绥靖区，也曾获赠“中正剑”的张克侠仍然担任副司令长官。蒋介石命令第三绥靖区驻徐州地区，用来作为进攻山东解放区的第一线部队。1946年夏，冯玉祥决心不与蒋介石合作，蒋介石也就决定送冯玉祥“出国考察”。张克侠到南京为冯送别时，经过曾经担任冯玉祥秘书的王冶秋与周恩来联系，秘密与周恩来见面。按照事先的约定，张在一个冷僻的公园外面上了周恩来的汽车，然后汽车继续在南京的大街上开行。就在这辆汽车上，张克侠向周恩来汇报了徐州地区的情况，并希望得到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周恩来要他回到徐州，掌握好部队，争取在适当时机策动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大部队起义。
张克侠接受了周恩来交代的任务之后，就在徐州积极做第三绥靖区高级将领的工作。1947年，蒋介石决定成立徐州“剿总”时，经“剿总”参谋长、张克侠在陆军大学时的同学郭汝瑰的推荐，张克侠出任了徐州守备指挥官，负责管理徐州警备司令部和修筑徐州城防的半永久性工事。张克侠利用这一职务，将徐州的军事情况及工事分布图完整送给了我华东野战军，为解放徐州做出了重要贡献。当陈毅司令员拿到那本地图册时，高兴地说“徐州的钥匙握在我们手里了”，给予了“胜有十万兵”的评价。如果不是因为蒋介石对张克侠担任这一重要职务不放心，以后重新任命李弥担任此职，张克侠在这一岗位上肯定还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震惊全国的贾汪起义，就是在我党的长期策划之下，在我华东局和华野总部的组织之下，由何基沣和张克侠两位传奇式的中共党员具体完成的。
五、安排得最合适的起义
1948年11月8日的贾汪起义，可以说在时间上和地点上的选择都是最合适的起义，因为这是经过了长期而精心策划的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