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生产队割麦的主力军。一年前在生产队的大会上，无端冲撞了女生产队长，人家并没有耿耿于怀，也没有给父亲少记工分。所以，父亲干活都是挺卖力气的。父亲他们那样的精壮劳力，割倒一片麦子用驴车运走，亮出来一块一撮一撮麦茬的土地，老人妇女儿童就在后边拾遗漏的麦穗。累了，就在地边的树下纳凉喝水。这时，我把那些宝贝玩意儿拿出来，让爷爷猜。这个叫什么呀，那个怎么玩儿呀。爷爷开了眼界，说他大半辈子啦，还没见过孙子的这些玩意儿。爷爷把蕊中有彩色月亮的玻璃球，也就是“溜溜”放在他的空烟锅里，顿挫着吹气儿，那“溜溜”就在爷爷的烟锅里蹦啊，跳啊，直到爷爷的脸憋成猪肝红，他才搂着我大喘气儿，哎呀哎呀的。气喘匀了，爷爷又那样吹。哈哈，爷爷自己也觉得好玩儿吧。这样一天下来，爷爷少抽了好几锅烟呢。
“城里好哇！还是城里好！”晚上吃饭的时候，爷爷感叹着，向母亲讨教城里现时的西洋景。母亲生妹妹不像生我的时候那么刺激，心、气、血都经过一轮调整，脾气温和了许多。加上在姨妈家的耳濡目染，淡化、消解了许多往事的郁结。姨妈反复强调夫妻分居的下一步就是离婚。再说那尚礼兵强马壮，你就不怕他去寻花问柳，犯作风问题？！母亲后来就没骂过父亲了。不过，见到父亲，母亲的脸还是定得平平的，一副对犯了错误的同志“以观后效”的样子。父亲呢，在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忍不住抡起我“飞”了几圈，之后竟下意识地看母亲的脸色。母亲假装没看见，抱着妹妹回卧房了。父亲这才想起他的另一个亲骨肉，也跟进卧房。见到妹妹头上的水包包，父亲说：“这个……”
母亲并没有借题发挥，诅咒父亲，而是平静地说：“不打紧，军大的医生说了，过些日子就会退的，这已经退了一半了。”
“哦……”父亲搓搓手，等着母亲把孩子交给他抱一抱。
母亲晾了父亲一会儿，才把孩子交给父亲。这一招，八成是从姨妈那儿学习、领悟来的，这叫做“拿他一把”。
爷爷在一旁为父亲说话：“孩子他娘啊，尚礼都跟我说啦，他再不打猎啦。他呀，转了心思啦。”
母亲依然深不可测地“嗯”了一声，这叫爷爷也惊讶不已。
有一天，父亲睡觉的屋里，传出“叽叽”的声音，那就是父亲“转移”的心思。父亲在我们不在的两个月时间里，学习了养鸡的技能。
十几日之前，父亲正在后院拆除因为“割资产阶级尾巴”而闲置了好些年的猪圈，准备为将来的鸡娃搭建几层鸡舍，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是俞金花。
父亲和爷爷曾经讨论过与俞金花相关的问题，他们父子俩一致认为如果人家寻上门来，一准是来者不善。就说觉澄法师死啊活的与咱无关，但据说那群婆娘当中后来死了一个，都是为了抢天木，这怪谁呢？好像说不清。但母亲后来的一些歇斯底里的表现，与这个俞金花脱不了干系。
父亲对俞金花说：“孩子他娘那次从宝函寺回来，就得了癔症，我们去了好些个大医院，也没有治好……”父亲边说边想，说得很慢，爷爷迅速作出了反应。
爷爷去邻家叫来了几个妇女，如此这般交代一番，请她们帮忙。几个妇女很快就出现在我们家门口。她们指指点点，七嘴八舌，说尚礼的媳妇人不人鬼不鬼谁见了都害怕。造孽啊。
“那孩子呢？”俞金花问起了我，“那孩子是叫‘天目’吧？”
父亲佯作不解：“哪个孩子？我儿子？你说叫什么？唉……”父亲的话都说到半截，然后长吁短叹，没有结果。
俞金花也跟着父亲叹息：“唉……都怪我啊。我中了封建迷信的毒，祸害了好些人。这几年我四处走访，用我的亲身经历消除余毒，我以为差不多了，唯独落下了田玉妹妹。唉，都怪我呀……要不要我向县革命委员会反映一下？”
“不用不用！”父亲被俞金花说蒙了。父亲不知道，俞金花等人在觉澄法师自焚之后，被红袖章一一捉住，就在宝函寺设了班房监禁，过堂、洗脑，每顿饭里都放一丁点肉。三个月下来，都认罪了，只剩下俞金花了，难道她要扛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佛祖吗？她不知道红袖章专啃硬骨头吗？！红袖章让俞金花的丈夫和儿子做她的工作，依然未见效果。红袖章说我们连国民党的将军、特务都能改造，你一介村妇，还成精了不成。限三日，不悔过就判刑，判十八年；还不悔，判丈夫十年刑；还不悔，判儿子八年刑。当时俞金花已经又怀上了孩子，那就是三个儿子啦，每人八年刑，就是二十四年刑。捎带一句，蹲监狱的日子保证天天吃肉。俞金花终于屈服了，认罪了。那好，红袖章提出了一系列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全县各地巡回演讲。讲自己如何鬼迷心窍，如何幡然悔悟，如何“迎着太阳，重获新生”。讲吧，讲的次数多了，就成真的了；讲的次数多了，就忘记曾经的笃信了；讲的次数多了，就渴望一箍红袖章。俞金花扛着大肚子也不停下巡回演讲的脚步，所到之处，封建迷信望风披靡，见庙拆墙，见佛砸像。七乡八镇，“阿弥陀佛”之音纷纷遁去，九曲十八绕，潜入深山。红袖章高奏凯旋，俞金花一举成名。她的三儿子项帅就是在巡回演讲的路上出生的。
可是，太阳光芒万丈，也有照不到的地方。我们家的人就不知道俞金花的声名和她的“丰功伟绩”。
父亲只是一味地推托俞金花，不想那女人竟掏出笔和本子记录在案。
“您这是做甚？！”父亲心头发虚。
“唉，下次再要演讲，这不又是一个血淋淋的实例？”俞金花临别握住父亲的手，说，“同志，再见！”以她的理解，母亲得了精神病，抱着我走失了。
母亲和我回来之后，爷爷和父亲都没有向母亲提及俞金花的光顾。
我被父亲屋里“叽叽叽”的鸡娃声吸引，要求睡到父亲的铺上。母亲得照顾妹妹，无声地默许了。白天，我也不去看父亲光膀子割麦子，也不陪爷爷拾麦穗了。我就待在家里陪那些鸡娃。我试着分辨鸡娃的叫声，搞清楚它们的意图，是冷了，饿了还是嫌过于拥挤。并且，我也相应地发出不同的声音与它们交流。我发出的几个声音它们似乎是听明白了，有所响应，这令我激动得大叫。
收完麦子，打场晾晒，按工分和人头分配，每个人平均可以分将近500斤，多余的归袋入仓。鸡娃身上的绒绒毛这时也不知不觉被一些大叶毛取代了。有一天，父亲挨个拎起小鸡的双腿，观察它们的屁眼。我在一旁观察父亲。
我说：“它们拉稀了吗？”
父亲说：“没有。”
我说：“那你看屁眼干啥？”
父亲说：“分出公母。一窝鸡只能留两只公的。”
我说：“啊，我看人家都是一只公的呀。”
父亲说：“多留一只让它俩争斗。再说，万一有一只出了毛病，另一只可以顶替。”
我说：“哦，那多出来的公鸡咋办？”
父亲这回贴住我的脸，悄悄说：“养大一点，杀了吃！”
我一下就跳起来，喊道：“不行！我不干！这是我的鸡！”
令父亲惊愕的事情发生了。那不是我的猛烈反对杀公鸡，而是母亲赞同杀公鸡。母亲寻着我的喊声从另一间屋走过厅堂，走进父亲暂住的房子。她说：“多余的公鸡要杀掉，不然母鸡就不好好下蛋了。再说，天木啊，你忘了吗？在省城的时候，姨父几次说起他曾经吃过一盘辣子烧仔鸡。仔鸡就是还没打鸣的公鸡——你不想把小公鸡送给姨妈姨父吃吗？不想再去省城见姨父姨妈了吗？他们对你不好吗？！”母亲也学会了循循诱导，那本是姨妈的专利。
我当然想再去省城，姨父要吃仔鸡，我当然愿意给他吃。可是，我跟这些鸡娃有了感情……
父亲傻瓜蛋子一样仰脸看着母亲。这时他正蹲着身体，母亲的身后一定有一个光源，不然父亲不会眯起眼睛。我说不准那光源是不是佛光。
“我说得不对吗？”母亲的声音发挥出女性深层的稀罕的轻柔。
“对，对，对……”父亲鸡捣米似的连声说。蹲在地上仰望母亲，她显得异常高大。
父亲“忽”地一下站起来，他好像冲动了，要干什么。
母亲已经折身去另间屋抱起了妹妹。母亲喊我：“光知道逗鸡，也不跟妹妹玩耍！抱抱妹妹，我要做饭了。”
妹妹有啥好玩儿的！我才不抱她呢。
父亲抱起了妹妹。父亲抱着妹妹，眼睛却跟随着母亲，那神情，好像母亲是一个陌生人。男人对陌生女人，尤其是陌生的性感女人都充满好奇，心怀鬼胎。
母亲生了三个孩子，腰身也没有走形。母亲的屁股特别丰满，圆滚滚的。父亲常常盯着母亲移动的屁股咽口水。母亲在案板上和面，屁股向侧方一撅一撅的，稀松的裤子就被一下一下地撑满。母亲弯腰去揭锅盖，去拾柴，去拿倒在地上的扁担，那屁股就端端地翘起来。我好几次看见父亲被母亲的屁股吸引，欲向前去，但母亲总是在事发之前改变了姿势。看来，父亲是特别喜欢像驴啊狗啊那些四蹄动物那样，从后面干事儿。
有一回，爷爷抱起妹妹，拉上我，说要去后山坡的杏树林摘杏。已经是夏末，杏子熟了。不过，那是生产队的杏。
我不去！
爷爷说，那杏树林的草丛下面有许多虫子，土里还能挖出蚯蚓，咱们弄些回来喂鸡呀。鸡呀，像人一样，长到现在就要吃肉啦。不然的话，公鸡不打鸣，母鸡不下蛋。
我就跟上去了。
我们家的鸡在后院的多层架子窝里，每天放出来一次，散散步，然后就让它们在窝里待着。后院面积不够大，一百多只鸡分三次轮流放风。父亲说这样养鸡，鸡长得特别快，还有呢，动静小，知道的人也少，知道的人少，麻烦就少。起初，父亲告诉我饲养方法和一些注意事项，鸡长到半斤八两，父亲就全交给我，做起了甩手掌柜。父亲封我为“鸡司令”。我这司令没架子，经常把“溜溜”掏出来让鸡叼着玩儿。鸡也喜欢那东西，叼啊抢啊叼啊。有一回我抱起一只已经八面威风的公鸡，它直接就啄我的眼珠子，我闪了。它啄得快，我闪得更快。它把我的眼珠子当“溜溜”了。
在杏树林逮了一会儿虫子，我想起该给鸡放风了，就一个人往家跑。爷爷在后面叫我，追我，可他抱着妹妹追不上我，我跑得满脸通红，撞开家门，就奔后院而去。
不对。
母亲的卧房里有动静。蓝花布门帘在微微扇动。
父亲在炕上。父亲宽大的脊背冲着门，挡住了视线。
我闪回身，蹲下，从半截门帘的下面朝上看。
啊，父亲宽大的脊背挡住的是母亲高高撅起的屁股和身体。母亲狗爬着，父亲跪在后面干活。干完了吗？不知道。他们停住了。在省城的姨妈家住了三十天之后，有一天姐姐上学了，母亲抱起妹妹，拉上我，说去逛商店，商店离姨妈家不远，没逛一会儿，我就溜了，我去福利区的楼房之间看比我大的孩子们游戏。可是，他们都没放学，我没碰上游戏。我就回姨妈家了。姨妈家的门锁着。城里人的锁是暗锁，一拉就锁上了。我记得离开的时候姨妈姨父都在呀。我就在门上找缝，往里看。那个门有好几个裂缝。我扒门的声音惊扰了他们，他们慌张地退阵，穿上衣服。姨父猛地打开门，看见我，恼羞成怒地差点扇我一巴掌。姨妈在后面问“谁呀谁呀”，发现是我，姨妈立即把姨父拦向一旁，把我拉进屋。姨妈蹲下来，她问我妈妈和妹妹，再问我为什么一个人回来，最后，姨妈扫一眼门，问我看见了么？我说看见了，看见姨父欺负姨妈了。姨妈飞红了脸，说不对不对，不是姨父欺负，是……是那个……我们大人做游戏。对，姨妈是说做游戏。说到做游戏，姨妈仿佛被捆绑的身体和表情才松弛下来。姨妈为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得意，姨父的脸色也缓和过来。
游戏。哼。
父亲母亲也是在玩“大人”的游戏咯？哼哼哼。
没意思。
“大人的游戏”勾起了我在省城所见游戏的记忆。我决定脱离长辈的关照，找村里的其他孩子玩儿游戏。当我有了这个想法，我才惊异地发现，村里比我大的孩子正在玩一些我在省城见过的游戏，比如说“斗鸡”。也许他们玩了很多年了，只是我没看见，看见了又不在意。不同的是，这里人少，游戏不能像人家工人阶级的子弟那样，玩出规模和声势。
村里半大不小的孩子有一些常在后山坡的杏树林一带活动，杏子没熟的时候，他们就偷着吃。爷爷是生产队专门看管杏树林的，常与他们发生冲突。爷爷从根本上是斗不过他们的。爷爷在的时候，他们就玩纸包子或者“斗鸡”，爷爷一不留神，他们就猴子一样上树摘杏。好在生产队也不指望这片杏林有什么大收成，不然，爷爷的工分会被女生产队长扣光的。
从黑子河口修过来的水渠，经由杏树林脚下，顺着山势，时而钻洞，时而露脸向东边延伸。正是放水浇玉米的时候，水渠中的水哗哗流淌。
有了这条渠，我们村的庄稼收成更好，村民们都感谢党和政府。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是我们村早年的一个教书先生看见渠水第一次淌过时咏颂的诗句。爷爷记住了，没事就在奶奶水一泓的坟前哼一遍，像抽一锅烟袋似的，也像是跟水一泓说了话。
去年下暴雨，有人在清理长达一百多米的涵洞时发现了一条蟒蛇。关于这条蟒蛇的大小和来路说法不一。有说是被大雨从山里边冲下来的，也有说是涵洞中的山体有裂缝和暗道，蟒蛇是从暗道钻出来的。大家请父亲判断，父亲说我没见着啊，咱们这一块应该没有那么大的蟒蛇吧。
多大呢？说有麦桩子那么粗，有半亩地那么长。
女生产队长的儿子跌进水渠，被冲到那个一百多米的涵洞里。
渠中的水哗哗流，并不深，应该没有把人冲走的力量。问题是女生产队长的儿子跌伤了腿，也许还磕坏了别的地方，他没有力气控制身体爬起来。
是我发现他们几个比我大的孩子在杏树林下方、水渠上方的一小块空地上玩儿“斗鸡”的。我要求加入，他们嫌我小。他们是嫌爷爷坏了他们偷杏的美事，拿我撒气儿。
我只能当观众，我坐在奶奶水一泓的坟头上，看着他们耍，想着城里更热烈、更壮观的游戏场面。城里的“斗鸡”一方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人，男女齐上阵。他们在操场上画一个圈，被挑出圈的就出局，站在圈外为本方加油。最后剩下的几个人那才叫厉害。圈子很大，主动进攻者有时会被防守一方的左右腾挪拖垮……
女生产队长的儿子是把“斗鸡”的好手，他一个人跟四个人干。连着挑翻两个之后，第三个也被他挑起来了。只是，第三个很吃劲儿，他的动作好像被人为处理，放慢了。终于，第三个腾空而起，再跌到地上。
女生产队长的儿子大吼一声，自己也失去了身体平衡，仰面倒向山坡，一眨眼就滚进水渠中，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