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苏联解体之后，一个头发稀疏，身材矮小而丰满的俄罗斯人盖达尔，在叶利钦的支持下，在俄罗斯推行一种叫做“休克疗法”的改革方案。那种疗法看上去颇有中国特色，疑似我们中医的某种偏方。
俞金花休克了，几天不省人事。醒来之后，她胡言乱语，把毛主席语录和佛门的法道混为一谈。项智义本以为曾经大红大紫的自己的老婆为县革命委员会做了许多可以彪炳史册的事迹，现在英雄病倒了，革命委员会一定会兴师动众，为英雄疗伤。
项智义错了。
世道变了。
世道一变，日子就像狗撵兔子一样，呼呼呼地，耳畔生风。人们像出闸的水，欢蹦着奔向自家的田埂和作坊。
俞金花痊愈之后，以极其温柔的母性的话语问大儿子项明，项明一五一十地招供了。
“起先，是我自己憋得慌，自己在屋里弄啊弄的。”
“弄啥？”
“就是……这儿。”
“哦，那然后呢。”
“有一次被他们家大女儿撞见，她大喊大叫，汪姨就来了，问咋回事。后来，汪姨说我怪可怜的，后来又说可惜了，还说别自己弄，她帮我弄……”
“啊……天天弄啊，咋弄啊，你真是头驴啊。好好，不说驴，你说说，那人家男人宋朝阳呢，还有，那汪红肚子里的孩子……”
“宋叔自从死了儿子，就不行了……后来……反正……我不知道。可是，宋叔摔死了，不是我下的绊子。当时，汪姨喊我吃饭，就听见后院门‘咚’的一声……”
……
后来汪红生下一个儿子，取名汪东锦，那是项明的种。
并没有人就此事寻根究底，自然也就天知地知几个人知而已。几年也没有吹皱一池春水，十年也没人看见死水微澜。只是，项明把仇恨的种子播撒在了汪红的两个女儿的心灵深处。那种子十几年后发了芽，那芽儿后来变成了一个挂猪肉的铁钩，那铁钩荡起来，从脑后钩住了身轻如燕的项智义。这是后话。我有点儿等不及，先通报一声。
之后的年月，我去镇上的小学读书，后来又去县上的中学读书。
读书的日子总是跟别人有些相似。我的学习成绩不如家长，尤其是母亲和姨妈期待的那么好。这不能赖我，主要责任是奶奶水一泓在我刚出世才露半个脑袋的时候就逮住我玩儿顶牛的游戏。我也不擅辞令。这也不赖我。汪红阿姨愿意为此承担一切责任，她说是她儿子死后她和丈夫还有另一些人把我吓成结巴了。对此，她追悔莫及，她冤枉了我的父亲还是轻的，没料到殃及父亲的、我们仁家的唯一根苗。因此，作为补偿，她对我的热情比对她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再加上所有人的总和都要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她的二女儿宋丽芸后来成了我的未婚妻的缘由。
198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成绩只够上大专。家人不屑，让我补习一年再考。可是来年夏天，我的高考成绩连上大专都不够。
我害怕竞争，一上考场就阴囊下坠，浑身别扭。我不想再考了，强烈要求跟着正在几百公里外的铜川附近开煤矿的父亲干活。父亲、爷爷都不答应，母亲和姨妈更是坚决反对。
“咋会是这样呢？”我的准丈母娘汪红与母亲说起我考学的事，显得比母亲还焦灼。母亲只是叹气，说这次准备把我送到省城，让姨妈给我请最好的老师。汪红说那不是花钱吗，虽然你们家已是咱远近百里的大户，但这钱可以不花的。母亲不解。汪红说，她的大女儿前两年师范大学就毕业了，你知道呀。她在县一中，咱天木还听过她讲课呢。天木没跟你说起吗？母亲摇头。汪红骄傲地说，天木跟我说了呢，天木说他丽娟姐讲的什么政治经济，特别明白。让丽娟教天木准没问题，他们一块儿长大的，也能有相近的语言吧。
汪红的大女儿，当年是以全地区的文科状元考上大学的，她打小就崇拜教师，上了师范学院，学校对她这样的高才生学费全免，还每月给45元奖学金。宋丽娟到县一中任教之后，教过我们古文赏析和古诗词。那是因为原先的老教师突发中风，没人顶替，她自告奋勇顶上的。也是夏天，其他同学说宋老师讲得好。我呢，也不能说宋老师讲得不好。只是，这宋老师在课堂上穿着短袖上衣，转身抡胳膊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我总是看见她的腋毛，这令我想入非非。常常从背面看她，发现她的臀部特别丰满。
二女儿宋丽芸比我小一岁，16岁那年就参加高考，结果考进了西北大学中文系。他们家的儿子，也就是那个项明留下的私生子，还没上学呢，就认了四百多个汉字。项明可是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啊。
令母亲在这方面颜面尚存的是，姐姐仁少宜大学也毕业了，在省城一家日本人控股的公司供职，妹妹仁小宜已经上高二，成绩在县一中名列前茅。
就数我笨。
十几年的光景中，我们家是方圆百里世道变迁的最大受益者，“先富起来的人”。最早是父亲养鸡，越养越多，后山坡那片杏树林变成了养鸡场，父亲当上县里头一个“万元户”。后来父亲又打破从不进山的惯例（修公路死人，不吉利），进山几十公里，收购山货往城里卖。再后来，县医院有人找上家门，说水一泓被彻底平反了，追认她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又说水一泓什么海外的亲戚要见爷爷。爷爷一头雾水，坐飞机远渡重洋，去美国逛了一遭，居然继承了好几万美金的遗产。我们仁家如虎添翼。我们仁家发了。我们仁家盖了新房，父亲开上了一辆苏联出品的“拉达”牌轿车，时不时在我们村前黑子河的桥上呼啸而来，绝尘而去。
如果我顺利地考上大学，我们家就会因为没有任何发愁的事而愁出毛病来。
因为母亲和汪红的良好关系和汪红极度的献身式的热情，在宋丽芸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我们两家在县城最大的饭店为我和宋丽芸举行了订婚仪式。本来姨妈建议要到省城办，但父亲说亲戚朋友多是本乡本土，姨妈说那就婚礼到省城办，我来办。开杯问盏之间，双方长辈宣称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宋丽芸大学毕业，就为我们举办婚礼。
项明被遣返回宝函寺村之后，我也常常因为找母亲去汪红的家。
宋氏二姐妹差不多都是性格开朗，爱憎分明并且有骨气的女人，当姐姐的没有妹妹长得好看，不过姐姐另外多一分纤细和沉稳。那小的宋丽芸，经常拿我的拘谨开玩笑，惹得我心痒痒。小时候我好像没有想过做她的男人。我估计她也没想过跟我上床。她调侃我，像姐姐的方式。
订婚的事情姨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姨妈的逻辑是：阴阳相合，动静相宜。意思是我腼腆羞涩，宋丽芸活泼开朗。这听起来有些阴阳颠倒，但也算基本符合实情吧。虽然宋家寡妇撑门，家境拮据，但人家孩子灵秀，都是大学生。这样，父亲母亲就双双同意了。
那些早早盯上我的亲事、如饥似渴地想与我们家攀亲的人，在我们的订婚宴上口是心非地道贺，悻悻然瞟着我和宋丽芸这对准新人。有一位干部喝高了，大声说：“你他妈的仁尚礼，太不给哥们面子！你他妈小心我让税务局查你……”
眼下，我的未婚妻宋丽芸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晕头涨脑。在那个“飞旋的年代”中，好些事情还没等我想明白，想清楚，做好心理准备，就逼近了，发生了。
比如说，我们村前的黑子河是从秦岭山中流出来的，可是它的源头也在秦岭山里吗？它的第一滴水是怎样生成的呢？是从岩层中分泌出来的吗？要彻底明白，需要时间和相当长的过程，还需要更多更广更深的知识积累。比如说，这泥土里活生生长出各种庄稼，好像应该如此，但泥土怎么会变成庄稼呢？比如说，项明的样子跟我未婚妻的弟弟有些像，莫不是那小子也可以称做是我的预备老丈人……还有那些该死的复习题，为什么人民币坚挺升值会造成中国工人失业，为什么谭嗣同相当于自杀……
世事变迁，早年活跃在浅山和黑子河滩的野兽，如果它们的后裔还在，都退居深山了。狩猎，对父亲而言也成为渐行渐远的记忆。不过，父亲身上的男人刚性却一点也没有退化。而我，显然是缺失了父亲的某些遗传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