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山火的罪魁祸首是从野鸡胡上空飞过的老式米格战机。事后，在火场的附近找到了一些金属碎片，经分析，是军用战机的副油箱。这是一个空军演练中的事故，一架战斗机的副油箱不小心脱落了。不能设想那是被飞行员像投掷汽油弹那样故意扔下来的。还有一种说法是整个飞机栽下来了。因为事后有人说救起了跳伞的飞行员，还有人看见寻找飞行员的军车和军人。
我们分监区的群众甚至在起火前的瞬间就看见飞机上掉下来一样东西。当然，也有的说不是“一样东西”，是“整个东西”。
“不会是炸弹吧？”“美军突击队来营救啦！他鬼子娘的。”“要是台湾的飞机就倒霉喽，国民党可是一群酒囊饭袋啊！”“胡说！国民党不也是中华儿女吗？！”
贺景龙处惊不乱。他指挥距火场最近的我们分监区的群众，不等上级命令到达，率先越过清水河，奔火场的边缘而去。贺景龙与后来的新一辈政府不同，他早年毕业于一个农业专科学校，听说当警察待遇高，才来到野鸡胡的。在农业生产上，他就是专家，几时翻地，几时播种，几时上化肥，怎样收拾病虫害，怎样饲养牛马羊和牛马羊的配种繁育等等他都不用请教别人，就像马良行打麻将选择万饼条风当中的一种“停”牌一样胸有成竹。对救治山火，贺景龙也有着较他人更专业的知识。
“不要去扑火！都听我的，离火场一百米挖沟，隔断火源！挖沟的时候遇上树，砍倒，砍不倒先绕过去，等林场的工人拿来电锯……”
我们分监区的群众像训练有素的军人一样，令行禁止。他们蹚过清水河的时候，模仿军人冲锋的样子高喊“冲啊——”。不到一小时，野鸡胡90%的人都加入到灭火的行列。但是，春风呼啸，风助火势，火乘风威，山火不但扑不灭，反而很快卷过了尚未成型的防火沟，爬上另一个山坡。人群中不时传出伤亡报告。人们望火兴叹的时候，天空中出现了成队的飞机。它们翻来覆去地俯冲、投水袋，水袋在山火中跌落、炸开……后来，又出现了一队直升机。它们吊着巨大的水桶，在火场的上空打开……山火终于被控制。
“报告分监区长，范伟受重伤，情况危急。”
“老贩”是被从天而降的水袋击中的，那水袋的材料是耐火纤维，一个一立方，虽然在半空中已经炸开，但巨大的冲击力完全可以令人当场毙命。
水袋投偏了。
倒下去七八个人，包括一名政府，只有“老贩”没有站起来。
不能想象，“老贩”遭此厄运，是他说的省城的要置他于死地的人干的吧？
“老贩”的胸腔被一根胳膊粗细的折断的松木从后背刺穿。“二胡”惊叫着要把“老贩”从松木上拔下来，他喊身边的人帮忙。杨小帆大叫：“不行！那样他会喷血而死！”“二胡”已经抱住了“老贩”的身体，杨小帆拽住“二胡”向一边扯：“不行不行！你撒手啊！”这样一来二往，“老贩”昏过去又醒过来。“我不行了。”弥留之际，“老贩”问贺景龙，他说：“仁天木啥时回来啊？”
我和姜楠来到“老贩”的身边，他躺在草丛中，闭着眼睛，他断气已经半个多小时了。
他叫范伟。在修路工地上，贺景龙抡锨拍他的时候就喊过范伟的名字。
范伟闭着眼睛的样子非常陌生，也许是死亡改变了他脸上的气色和饱和度，造成了视觉的误差吧。范伟睁着眼睛的时候瞳孔游移，似乎死亡时刻追逐着他的灵魂。现在他安息了。死神掌控了追逐游戏，就像猫逮老鼠，死神捉住了他。现在，他不用紧张了，不用惶恐了，不用担心了。他什么也不用想了。那些传说中要置他于死地的人，省了子弹，省了刀斧，省了工夫，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马良行问我范伟究竟有什么话要跟我交代。
“不知道啊。”
马良行不信。
“我确实不知道啊。”
其实，关于范伟，我不知道的不仅仅是他要跟我交代什么。我知道的是所谓“朋友”对我而言依然是相当陌生、相当含糊的一个概念。他跟我说的话，我甚至难辨真伪，更多的时候，我似乎是在为受奖的六百分而应付。当我回想起居然为范伟绝食将死而哭泣的时候会暗自发笑。毕竟，范伟与我非亲非故；毕竟，我们之间存在“城”与“乡”的差异。他既没有给过我什么好吃的，更没有为我扛过雷。如果朋友就是可以互相为对方两肋插刀，我不会的。我想范伟也不会。只是，范伟在我们号舍、扩而广之在分监区，找了一个痰盂，他要把他满肚的苦水倒出来，给他惊惶的心灵找个安歇的处所。他是个洁癖之人，他要把苦水准确地倒入痰盂，不溅出一星半点。范伟是个挑剔的主顾，他抛弃了杨小帆，淘汰了“二胡”，最终选中了我。他选中我，也许仅仅因为我是做痰盂的好材料：严丝合缝、作为痰盂盖子的嘴巴很少说话更不乱说话。
我只是一个痰盂罢了。
我想，范伟是想说几句话当做礼品送给他的亲人，那三个女人——他的姐姐、他的妻子、他的女儿。我是被他临时改痰盂为一个礼品盒了。遗憾的是我只有做痰盂的份儿，没有做礼品盒的命。我没赶上趟。
所以，我对马良行说“我不知道啊”，多少有点儿生气的成分在里面。
而我是不该生气的。再咋说，范伟已经死了。死者为大。他就是想把我当做大粪，浇他们家的菜园子，养他们家的花儿，也没机会了。
范伟对我说的话，在香紫苏开花的时候，被验证了。
那三个女人来到了野鸡胡。
范伟的姐姐、妻子和女儿。
当初，范伟自残绝食，贺景龙曾联络她们，她们正要动身前往野鸡胡，又接到电话，说范伟好了。她们没有来。现在，她们必须来。
范伟的妻子拿出了一封信，声称是范伟的遗嘱。这令贺景龙惊讶不已。因为所有群众寄出的信都要经过政府之手，都必须经过审查，从没有人向贺景龙汇报范伟写过遗嘱。贺景龙拿过信来看。
只是一页普通的家信，只是在其中提到身体不适，说“如果我死了，就埋在野鸡胡，这儿青山绿水空气清新……”。
三个女人都没有哭，那个女孩也一样。
监狱领导和检察院的人不知道怎样安抚这三个女人，只剩下问她们有什么要求。
范伟的姐姐要求见一下仁天木，单独见。
见我。
好奇心令政府忘记了犯人不能单独会见客人的监规，他们想偷窥。
并没有男女之间的离奇故事上演。
在接见室，范伟的姐姐拿出一封信，说是范伟写给她的信，说是范伟写给她的信里面提到了我，说他找到一个朋友叫仁天木，可以“试着”活下去。在此之前范伟从来没说过他有别的朋友。这很重要。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知道有人在外面监视监听。
“我是想表达对您的谢意。”
范伟的姐姐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这让我想起大片大片的香紫苏。贺景龙说，香紫苏提炼的香精，是所有香水的基本原料。那么，这个女人和别的用香水的女人都与香紫苏有缘了。她的嗓音很粗，像那个唱“黄土高坡”的歌手。可能是在深圳住久了，语调中含有很重的南方味儿，听起来怪怪的，仿佛往羊肉泡馍里掺了糖。
“我弟弟说人总是要死的……”
这是毛主席说的，后面是“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他早就知道自己要死。”
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并不存在先知先觉者。范伟也不例外吧。活物都要死，问题是什么时候死。范伟知道自己的死亡时间表吗？！他知道飞机会掉副油箱吗？！他知道我对所谓朋友不以为然吗？他预见到自己的生命跟那截子木头的因果关系吗？而我的名字叫“天木”，这其中又是怎么回事？是诡异的暗示吗？
我不能不以为然。我浑身痒痒。第一眼见到这个女人，就开始痒了。
如果范伟的姐姐哭起来，要死要活，我是不是要顶替范伟，做这个粗嗓子抹甜糖洒香水的女人的弟弟？
“你多保重吧。”
完了。
什么叫我多保重？难道下一个死亡的人是我吗？我可没有跟在范伟后面排队啊。
门关上了。
我看着门，看了很久。
香紫苏快收割的时候，“二胡”手拿一块报纸，在号舍里嚷嚷：“看看吧，范哥的案子平反啦！”
巴掌大的一块报纸上，有一个豆腐块消息：
本报讯 经过半年的侦察与审理，我省第一桩缉毒刑警涉毒案告破。本案由省政法委书记康为先亲自督导。据悉，涉案的稽毒刑警有七人之多。
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美人”说：“这跟范哥有啥关系？！”
“呸！”“二胡”一把揪住“美人”，说，“我跟你打赌！这要不是范哥的案子，我当乌龟在地上爬？你信不信？”
“美人”仰身后退：“你松开松开！”
“你信不信？！”“二胡”不依不饶，好像是“美人”办了他的冤案。
“我信，我信！”
法院新的一纸判决书送到野鸡胡的时候，我和所有的群众都相信了。
那三个女人又来了。这一回，她们把哭声留给了野鸡胡的每一个人。这一回，她们身边还多了许多人，那都是范伟的亲戚。
范伟的亲人来哭坟的时候，我已经经历了两个月的花粉过敏折磨，正在一片两人多高的小杨树林中与井裳清耕云播雨。
她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叫出我的名字，我正在一片香紫苏地里把牛往外撵。
“仁天木！”
我转回身。
一个类似华子良的人站在我面前。怎么说呢，这是一个年迈的女人、一个肮脏龌龊驼背跛脚的老女人。我本能地像躲华子良那样向一边挪身体。她跛着腿，跟着我，生怕我跑丢了一样。
这个老女人脸上有块刀疤，牙齿没少一颗，却又黑又黄，一边跟着我，一边还做着疯子般的舞蹈动作。这其间，她的嘴巴一直没停。
“别担心。我叫井裳清，我是来侍候你的。我住在陈大勇家。我是化了妆的，我今年十九岁，是医科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我知道有人监视你。我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的，别着急。我来野鸡胡已经十多天了。我们有的是时间……”
这是我获得放牛差事的第七天。
是我主动向马良行要求放牛的。我不会做饭，在灶房混吃混喝好几个月，腻了，想象牧童悠然自得的情形，也看见过那些放牧的群众手持柳条，躺在山坡上看白云，我就想放牛了。
马良行很高兴，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向他提出要求。只是，放牛的工作脱离监区，脱离群众难以监管，属于外役，通常都是余刑在两年以下的群众才能享受的。
马良行有办法。他去找姜楠，让姜楠跟贺景龙说：“仁天木的骨伤虽然好了一些，但要彻底治愈，必须多走动，不能负重。”姜楠心领神会，乐意帮忙。她亲自来到我们分监区，她添加了许多专业术语，说如若不然，“仁天木会出现胸大肌萎缩，进而波及肋间肌和胸隔膜……呼吸系统瘫痪。你说结果会怎样？”
贺景龙挠头，眯一只眼，撅一边嘴，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马良行在一旁敲边鼓：“走动？嗨，咱野鸡胡还怕没地方走吗？！让他放牛！”
“胡说！”贺景龙挥一下手，“仁天木才来了几天？这样严重违反监规。”
“贺头，监规是由人，也就是由你、由我操控的嘛。我是帮你呀。我知道你怕担责任，我给你扛，我为他担保，出了事儿我负所有责任！这事你就交给我得啦！”马良行一副为领导两肋插刀的样子。
贺景龙看看姜楠。
姜楠说：“我只是告诉你仁天木的病情，如何处置，是你跟马副区长的事儿。当然，如果我担心的情况真的出现了，贺头儿……唉，你就多保重吧！”说完姜楠就走了。
贺景龙再看马良行。
马良行说：“你可千万别把我的帽檐当做你的鞋帮子啊！”
贺景龙默许了。不过，马良行离开之前，贺景龙拉住他，再三叮咛。
一石二鸟。我放牛，贺景龙欠马良行一份人情。
第一天，我跟着放牛的“前辈”实习，听他讲解一些要领和注意事项；第二天，我放牛，“前辈”在一旁看着；第三天，“前辈”去分监区的养猪场了。“前辈”余刑还剩七个月，他高高兴兴地丢了放牛的工作，他知道我是马良行“挖”的主儿，他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些政府的信息，打探他减刑假释的细节。
绕到我们监区的侧面，有一个小水库，水库四周的开阔坡地树木很少，却是个天然的草场。这样的地貌在野鸡胡有十几处，仿佛专门预备着给各分监区做牧场的。
头几天，贺景龙不放心，常常手搭凉棚，远远地向我这边张望。收工的时候，亲自点名。我可以感觉到他点到我的时候，声音显出异样。
“到！”我的回应每次都格外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