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帮助他人对社会有所贡献，是每一个人必要的承担。我相信强者特别要学习聆听弱者无声的呐喊；没有怜悯心的强者，不外是个庸俗匹夫。
——李嘉诚
前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曾在一个企业社会责任国际论坛上讲过这样一段话：“随着发达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已经传导到众多中国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分享全球市场所面临的新挑战。”可见，在现今的中国，一个企业应对竞争和挑战，不能只是着眼于追求利润，还应该承担起应负的社会责任。虽然从表面看，承担社会责任会影响企业利益，但从长远来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反而会赢得更大的利益。
一个企业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站稳脚跟，不仅要有过硬的产品质量、良好的信誉和适宜的营销方式，还要有愿意为社会、为百姓付出的责任感。现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也开始认识到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
赚钱可以回报社会
企业是社会的一分子，永远不可能离开社会环境而单独生存发展。对于个人来说，做个有钱的老板不是目的，只有心忧天下、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才能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于企业来说，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发展的第一目的，但不是唯一目的。企业只要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点，并适当地回馈社会，就能得到社会的认同甚至支持。而这些支持，将进一步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海尔总裁张瑞敏说得好：“企业最重要的是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尽到社会责任后，利润将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不能把利润作为最重要，甚至唯一的目标，否则，可能就得不到利润。”
李嘉诚的儿子曾经问他：“爸爸，我们赚这么多钱到底有什么意义？”李嘉诚的回答很简单：“赚钱多可以爱国，回报社会。”
李嘉诚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后，更热爱他的家乡，关心家乡的建设。他曾在一封给家乡潮州政府的信中写道：“……支援国家建设，报效桑梓，此乃本人毕生奋斗之宗旨也，乡中若有何有助于福利等事，我甚愿尽其绵薄，倘有此需要，敬烦详列计划示知为荷。”
1978年年底，李嘉诚获知潮州市居民住宅紧张，提出营建“群众公寓”，所需建筑费用182万人民币全部由他无偿捐赠；1981年，李嘉诚又捐款2200万港元，在家乡兴建了两所设备完善的大型综合医院，1982年竣工交付使用。他还投资550万港元，为汕头医学专科学校添置了一大批先进的教学仪器，其中不少医疗设备在广东医疗界尚属首次采用。李嘉诚还和岳父庄静庵先生，岳母庄碧琴女士，夫人庄月明女士多次捐款，在内地兴办中小学校，修缮历史古迹……尽管他为当地民众的福利事业作出很多贡献、捐赠，但他一律谢绝用他的名字为任何大厦、医院、学校命名。李嘉诚没有进过高等学府受科班教育，他的成功全靠自己的勤奋。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深切体会到文化科学知识和教育的重要。他早就萌动了兴学的强烈愿望，他看到祖国和家乡教育事业尚不发达，于是毅然决定：为家乡捐建一所具有现代化水平的综合大学——汕头大学。他亲自选定校址，在家乡潮州平原一处山青水秀、风光旖旎的地方，委托香港3家建筑事务所派员实地勘察，各自提供土建规划设计，从中择优录取，使校园布局、建筑结构、园林造型均有独特优点。为此，李嘉诚首捐1亿元人民币，后来增至1.7亿元人民币，最终增至3亿多元人民币。
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热心祖国公益事业，兴资办学，有光荣的爱国传统。过去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在福建倾囊办学，在家乡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集美先后创办了小学、中学、航海、水产等学校，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早在1946年就希望潮州也能办起一所大学，为此还写下了《论潮州大学》一文。他没有能够实现的这个美好愿望，终于由李嘉诚实现了。1990年2月8日，汕头大学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庆典，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荣毅仁等亲临剪彩。汕头大学是继陈嘉庚独创厦门大学之后，中国第二所由海外爱国人士捐赠巨资兴办的大学。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曾有过一番感慨：“闽有陈嘉庚，粤有李嘉诚；前有陈嘉庚，后有李嘉诚。”李嘉诚则表示要对汕头大学“一包到底”，承担以后学校的常年经费。
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要讲良心，必须要具备基本的道德，否则他也办不了企业。这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有点使命感。一般来说，企业的责任包括股东利益、顾客价值、员工福利、债权人报偿、政府规定的纳税等义务、环境保护、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等。前五点是强制性的，是企业必须承担的责任，可以通过法律、经济和行政等手段强制执行。现实生活中我们谈论的社会责任往往指后两点，比如企业要不要为社会解决一些下岗职工的问题、要不要为灾民捐款捐物、要不要捐资建学等。事实上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企业一种很重要的公共关系传播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进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改善企业与社区的关系，并且有利于树立企业良好的公众形象。
李嘉诚在其古稀之年后创建了李嘉诚基金会，称之为自己的“第三个儿子”。基金会自创立至今，已捐资公益事业超过65亿港元。李嘉诚回报社会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也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早在1979年，李嘉诚就被中国政府委任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负责联系在中国的外国投资，此后又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自1986年6月20日邓小平会见李嘉诚以来，江泽民、李鹏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会见李嘉诚，听取他对祖国四化建设的高见。
商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其实在中国的历史随处可见。晋商乔致庸就是一个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商人。
乔致庸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王朝日渐衰落的时代。由于朝廷腐败，国库空虚，为了抵御外国列强，加强海上防务，清政府向全国各地摊派捐款。
山西商人众多，号称饶富，因此派给山西省的海防捐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而山西的三分之一，又作为大头派给了祁县、太谷、平遥三县，且不是按家捐，而是按商铺捐。每个商铺捐款不得少于50两银子。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山西商人打算联络乔家一起抗捐。重病在床的乔致庸并没有像其他商人那样弃国家安危于不顾，在他看来，农民种地是为了供天下人吃粮，匠人做工是要供给天下人使用器具，读书人做官是为了治理天下，商人做生意则是为天下流通财物。在外侮犯境、国难当头之际，天下所有的士农工商都应以民族利益为重，报效国家。同时，他认为万里海防系国家安危，山河破碎则百姓受苦，捐50两银子太少，因此决定捐1000两。为了给其他商人做出榜样，乔家敲锣打鼓，把银子送到县衙。在乔致庸的带动下，其他商人不再抗捐，也捐了大量银两。
乔致庸一生经商，一生都挂念民族荣辱，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同治十三年，乔致庸已经46岁了，这一年阿古柏在新疆勾结外敌，自立为王，发动叛乱。朝廷派陕甘总督左季高出兵征讨，却筹措不到粮草。左季高与乔致庸有过数面之缘，知道乔致庸心存民族大义，因此亲自到乔家堡求乔致庸筹措粮草。乔致庸义无反顾地接下了为朝廷三路大军筹措粮草的重任，一半用乔家的银子，一半从表妹雪瑛那里借贷，然后亲带辎重队随左大帅出征，为平息新疆叛乱作出了巨大贡献。
乔致庸晚年时期，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丧尽天良的山西巡抚与英商福公司秘密签订了由英国人包办山西平定、盂县、潞安、泽州、平阳的煤铁矿的开采合同。名为包办，实为出卖。
山西百姓认为这是一个丧权辱国、背叛民众的耻辱合同。平定州民首先起来反抗，接着省城士绅、学会集会反抗，群情激愤。在山西人民迅速觉醒，要求废止福公司合同，维护省民权利的同时，山西商人也积极行动起来，向清政府提出招商筹集股本，设立保晋矿务公司的意见。清政府终于迫于民众的压力同意撤销同英商福公司的合同，赎回自办。但福公司坚持要山西赔偿福公司275万两银子的损失。
年迈的乔致庸听到这个消息后，积极响应，与其他商人共同出资，终于赎回英国人所据晋矿。山西保晋矿务公司的成立，挫败了帝国主义的阴谋，乔致庸等山西商人的名字也永载史册。
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开始认识到社会责任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努力做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比如联想在北京悄悄的捐钱帮助弱势群体的子女上学，搜狐加强了网站在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上的定位，开始关注环保和艾滋病等社会问题。
在企业开始认识到必须要担负起社会责任的同时，对于如何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还需要注意量力而行。对于大型跨国公司和国内的一些大企业，他们有实力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将以前挣得的利润部分返还给社会；而对小企业或者处于发展初期的企业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如果超出企业的承受能力，企业就有可能因为负担过重而倒闭或是将额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样将会导致企业的产品价格缺乏竞争力，最终还是要倒闭，而这不是我们社会所希望看到的。总之，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之间不是矛盾的，企业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增强企业的长远发展能力。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自觉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容易在社会公众中获得更高的信任度，有助于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从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