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粮食安全怎样谋求？目前的办法是，（１）控制１８亿亩耕地红线，保证种粮的面积；（２）好象鼓励农民的承包地流转，但是，从法律、产权、体制、政策等方面没有具体的促进措施，似乎既鼓励土地流转，又害怕土地流转给农民造成生计和保障困难；（３）为了稳定城镇居民的消费价格水平，保证城镇居民的利益，控制农业产品价格的上涨，使农业生产成本与价格实际上倒挂；而试图用加大对农民种粮等支持的力度，来平衡农民的利益。但是，问题有三：一是农民的生活成本是持续上升的，也即劳动力成本是上升的；二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是上升的；三是长期来看，农业收益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是持续下降的。对农业生产免税，以及加大投入，我认为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试图用其来克服这样三个趋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这样思路和措施的结果是：（１）土地供应不足，加上其他因素，房屋价格太高，农民实际上无法向城市和城镇永久转移，农村的村庄无法整理成耕地；（２）因房价太高，相当多的农民无法向城市和城镇顺利转移，农业中的过剩劳动力和人口不能下降，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和生活成本太高；（３）农业劳动力转移不力，加上土地不能顺利流转，现代农业推动了规模经营的条件，用规模经营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加快农业技术进步等等目标都实现不了；（４）农业产品的价格过低，使其生产收益抵不了成本，农民既不愿意放弃耕地，又不愿意赔本种地，土地撂荒和漫不经心种地的现象可能很普遍。
有一种思路是，认为农业生产可以通过国家财政的大力支持来实现其收益，从而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我认为，在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劳动生产率较高、农业生产基本抵其成本的格局下，国家给以农业一些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在农民没有养老等保障、农业生产规模太小、劳动生产率太低、农业过剩人口太多的格局下，政府力图全额支持其生存，实际是通过对农业的补贴，大量地养活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和剩余人口，这种思路和措施，既在财力上不可能和不可持续，又会导致农业生产的低效率，使粮食生产更加处于不安全境地。可以看出，这样的思路和措施，本来是想增加粮食产量，维护粮食安全，反过来实际上成为形成食粮不安全的深层次原因。
４、农村的老龄化速度将快于城市
据中共中央党校农村社保课题组的研究，从中国城乡总体看，由于受２０世纪后半期三次生育高峰期所引发的三次“银发浪潮”的影响：第一次是１９５０－１９５８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近２亿人口，将在２０１０年后相继进入老年期；第二次是１９６２－１９７３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２亿多人口，将于２０２０年后陆续进入老年期；第三次是１９８６年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１亿人口，将于２０４５年以后进入老年期。其中第一、二次生育高峰时间间隔短，致使２０２０年以后人口老龄化呈加速度增长态势，加上第三次老年期的重叠，以及医疗条件改善，会迅速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推向高龄化。
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看，进入城镇和城市的主要是年轻人；而如果不能在城镇和城市中永久转移，回农村的主要是农民工中老年人。据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１９８５－１９９０年全国共有１５０２万农村人口迁入城镇，迁入人群中以年轻人为主，使得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凸显。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深入，入世后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加快，农业科学技术广泛推广，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新生劳动力的增多，农村耕地人多地少现象日趋严重，农民依靠土地所获得边际报酬递减，致使滞留在土地上的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１．７亿）不得不急剧释放，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主要向大中城市流动）速度与规模会持续增强。而留居农村家中的主要是老年人，许多年后，回到农村的也是中老年人。使得农村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会越来越高。
据课题组的测算，２０１５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约为２７％，即每四个农民中就有一个６０岁以上的老人，到２０２０年农村老龄化程度为３５％，即每三个农民中就有一个６０岁以上的老人，２０３０年时，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比率将高达６９％！由于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区域，未来那里农村老人的养老将成为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
表６－１４ 未来农村总人口及农村老龄化情况（单位：万人、％）
年 份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２０年２０３０年
６０岁以上老人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１７７３．９５１３８６１．２６１６８６３．６０１９２１７．１０２６６３９．４０
农村人口规模８０７００．００７９８１６．５０６８８４８．００６１５７４．１０５４６４０．００３８４８０．６４
农村老龄化率１２．３０１４．７０２０．１０２７．３０３５．１０６９．２０
注：表中农村老龄人口数据来自于李君如、吴焰等著《建设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水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４２页，农村人口按照预测人口与现代化要求的各年的城市化比率计算。
总之，可以看出，土地与房产体制及制度，与城市化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土地和房产体制和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化后果。而从上面预料的未来的结果看，人口会剧烈流动、贫富差别会加大、粮食供给会不安全、农村老龄化速度会加快，社会动荡的危险未来可能比印度和拉美等国家和地区还要大。
九、小结
从以上的分析看，我们对于目前的土地体制和制度，加上政府的房地产财政，是进行大的改革，还是小改及修补，甚至是不动和维护呢？我认为，从我们未来面临的危机和后果看，还是要进行大的改革和调整。首先，从思路、体制和政策上讲，积极的讲，用允许城镇小产权房的建设，加大城镇和城市住宅用地的供应，用便宜的房屋吸收农村进入城市，加速村庄的撤并和整理及复垦出更多的土地，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让农业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使农民土地撂荒率降低，技术进步加快，增加粮食产量；减少人口因生计和探亲的流动性；防止出现有房产食利阶级和租房被食利的劳动阶级，谋求社会的安定和和谐。消极来说，怕农民将土地流转出动，没有了土地保障；怕城市住宅建设用地过多，导致粮食不安全；不敢动地方政府和有房阶层的利益，不愿将出让金制度改革为房产税体制；土地权属保持现状，导致农民土地和房屋财产，不能作为创业、投资和置换城中房屋的资产。结果：现代农业不能发展，小农经济最终会大量破产，土地被撂荒，技术难以进步，村庄扩大不能控制，农村破败和老龄化加速，粮食更加不安全，人口剧烈流动，城市中有产和劳动阶级分化，社会动荡的危险更大。
因此，土地管理体制、土地产权和交易制度、房产体制和政策、地方政府的房地产财政，从民族和国家长期的安危着眼，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
参考文献：
１、苏星著：《新中国经济史》，中共中央党校１９９９年版；
２、周天勇：“土地制度的供求冲突与其改革的框架性安排”，载于《管理世界》２００３年１０期；
３、周天勇：“稳定房价的三个关键问题及其对策”载于，《中国经济时报》，２００７年０９月１０日；
４、杨红旭 张露：“我国房价收入比”，上海易居房地产 ＜ｈｔｔｐ：／／ｈｎ．ｈｏｕｓｅ．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ｉｎｄｅｘ．ｓｈｔｍｌ＞研究院综合研究部，新浪房产，２００９年０４月１８日；
５、北京天则研究所：《耕地保护与粮食安全研究报告》，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发布；
６、李静睿：“全国工商联称９城市房产开发费一半流向政府”， 《新京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ｈ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ｅｗｓ．ｃｏｍ／＞》， ２００９年０３月０６日；
７、布朗：“谁来养活中国”，载于美国《世界观察》１９９４年第９－１０月号；
８、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中国统计摘要２００９》，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版；
９、《２００８中国国土资源统计年鉴》，地质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１０、国土资源部：《２００８国土地资源公报》。
《中国向何处去》研究报告之七－－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不足与就业困难的关系
周天勇
摘要：本研究报告主要分析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困难的中小企业发展不足原因。就业状况如何，与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密切相关；而中小企业和服务业发展如何，实际上取决于政府实施的战略、体制和政策。研究报告从政府对微型和中小企业轨制和管制行为，包括金融体制对国民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运行的影响，讨论了政府制度安排与企业规模结构、城市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失业率、收入分配差距等等之间的内在关系。
文中先是讨论了２００８和２００９年真实的失业率和就业困难的局面，并且对一些学者２００９年和未来中国劳动力会短缺的研究结论予以了商榷。认为，未来十多年中，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数量巨大，城镇新增就业和结构性调整及企业关闭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也非常可观，解决就业问题，保持社会安定，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可以掉以轻心的头等大事。
笔者通过对东亚、拉美和中国的比较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往往实施的是对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极为不利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特别是长期以来，试图用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到农村去、到西部去、到基层去、政府提供公益岗位等方式解决就业，实际是一种违背就业经济规律的做法。只有在党的十七次大会上，才调整了思路，即提出了创业带动就业的正确战略。一国劳动力就业的规律是：总就业的６５－８０％是由微型和中小企业吸纳的，特别是人均ＧＤ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美元发展阶段时，服务业就业的比例应当为６０％，而服务业的绝大多数企业是中小企业。
２００８年，中国全部企业数量，加上将个体户按５个折成一个企业计算，每千人口拥有数量为１１．６６个，这个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从分析的情况看，一些中西部地区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为１－３个，其也是就业最为困难的地区。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是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和就业困难的根本性原因。
而中国企业数量少，服务业比率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多和就业困难的最深层次成因是，政府的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对于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极为不利，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环境在世界上也是较恶劣的。
文中着重讨论了中国目前的金融体制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关系，认为，用目前的高度垄断的金融体系给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解决信贷资金需要问题，因信息不对称、分摊成本高、风险难以控制、所有制歧视和信贷员责任等等方面的原因，实际上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目前银行和银监会的所谓的给中小企业贷了多少款的统计报道，经不起推敲，是虚假的数据。根本性的出路是放开和大力发展民间小银行，才能破解这些制约。美国３亿人口，四万家银行；而中国１３亿人口，银行数量不到一千家，这是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本性原因。因此，要加快金融准入的市场化改革。并且，如果改革缓慢，应当追究有关部门阻碍改革，造成中小企业融不到资，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困难和失业率高，发生社会动荡的责任。
文中对各地区个体私营企业数量与城镇人口从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一般来说，个私企业数量多的地方，城镇人口从业率就高；反之，个私企业少的地方，城镇人口从业率就低。目前中国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的比率为４０％左右，相当于日本２０世纪初和韩国、中国台湾、拉美等一些国家和地区２０世纪中期的水平，城市化水平也滞后１０－１５个百分点，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是行政力量在推动，城市化过程中微型和中小企业没有理想地得到发展，使城市吸收劳动力转移和就业的能力相对很弱。
报告还针对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分配不公是市场化改革和所有制调整造成这样的结论进行了探讨，从数量关系分析看，无论是东亚与拉美的比较，还是中国国内市场化程度较高及个私企业较多的地区与相反的地区比较，发现凡是市场化程度较高和个私企业较多的地区，中等人口较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较少，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小，基尼系数也较低；反之，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基尼系数较高。在政府管理和监督合理的格局下，市场调节的企业规模结构合理，进而使基尼系数被缩小，这种较为公平的初次分配，是市场内生的基础性的公平。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相对少，中等收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就小，因失业和就业不足而导致的低收入和贫困人口比例就大，收入两极化的状况就很明显。这就是政府干预和限制导致的市场扭曲性不公平。因此，一国鼓励投资和创业，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是除了社保、政府转移支付、税收调节外，收入能公平分配的最基础性的方式。
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较快，结构转型期间不但没有发生严重的失业问题，还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象，并且收入分配差距没有拉得太大，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较快，其基础归功于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吸收；而历史上拉丁美洲，包括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结构转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满意的利用，城镇失业严重，大学生就业困难，收入差距拉得太大，或者中国发生的城乡隔离，ＧＤＰ居民收入比例下降等，关键的问题在于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的工业化道路，偏重于特大和大型企业发展战略，政府对微型和中小企业的忽视、歧视体制和政策。
作者认为，用减缓农民进城的办法，缓解城市就业的压力，用重点发展农村、放慢城市化、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试图控制和缩小分配差距，在不彻底改变目前中国重点发展特大和大型企业，忽视和歧视发展微型和中小企业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下，实际上无法解决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失业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而且，这种战略、体制和政策的作用就是萎缩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和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功能，财富向大资本所有者和高管集中，造成越来越多的因失业和就业不足而贫困的人口。如不进行调整和改革，中国未来可能会滑向收入差距很大的“拉美陷阱”。
本研究报告重要的结论是：从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和扩大城镇就业容量讲，也就是真正建设和谐和公平社会的角度看，必须毫不动摇地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下决心克服部门利益，重点改革和转变政府的管理方式和不规范行为，真正在战略、体制和政策等环境上鼓励创业，大力发展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如果在战略和体制上向加大计划调节和公有制经济比重动摇，并且不对政府的有关体制和政策进行改革和调整，在就业和社会公平方面就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
关键词：失业 中小企业 政府规制、税费负担 分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