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凡是能在报摊上买到的报纸，都是小市民报纸。读者看看就好，谁也不会太当真。这种糟糕的理解，当然跟我在学生时代的读报习惯有关。在学校里，我的几个哥儿们买报纸，不为看别的，只为看美女与野兽。厚厚一沓报纸买回来，首先翻到体育版，看一群男人在运动场上拳打脚踢的新闻。看完后，满足地嘶一口气，激动地翻到娱乐版，仔细研究哪位女明星的****比较深，哪条裙子的开叉比较高。接着，就意兴索然地把报纸扔到一边，任由打扫卫生的叔叔阿姨做贼似地顺手拿走。学生时代的报纸，就以这么一种壮烈的形式牺牲报纸的大多数功用，卑躬屈膝地满足了一群想成为大男人的男孩子们的意淫心理。它们如佛陀舍身喂鹰一般的大无畏精神，直到我成为一个老油条以后，才发自内心地感悟到。只是那时候的我，已经不会为这种神圣的奉献精神而感动，也不会为这种化大雅为大俗的崇高而惊奇。彼时，身为老油条的我，膜拜的是真正属于尘世间的东西。这种膜拜，使我更加深刻地懂得，何谓“用出世的态度，来做入世的事业”。小乘佛法讲求出世，即所谓落入小乘，大乘佛法讲求入世，以入世教化大众，终求正果，于是成为大乘。这道理跟“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的道理一个样。于是，我终极膜拜的，就是这种怎么说怎么有理的智慧。我明白，能够流传数千年而经久不衰的东西，肯定蕴含着崇高得令人不敢亵渎的智慧。我们的小市民报纸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普罗大众，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天衣无缝地领悟和沿用了老祖宗的智慧。我膜拜它深刻到骨髓的智慧。
如此有智慧的报纸，当然不会被有智慧的人无视。大雅大俗的智慧人士，最不在意的是世俗的眼光，最在意的也是世俗的眼光。于是，火车站办公室工作人员打来了电话。他们语调高亢、慷慨激昂，以至于我离话筒数米远，也能清晰地听到他们的总结陈词。王永不得不让话筒远离耳朵，似乎担心有唾沫星子从话筒里溅出来。他们对站台票涨价的失实报道表示极度不满，认为严重影响了铁路部门的形象，他们对我们报纸不负责任的行为极度的失望。他们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并且希望我们能给出令他们满意的答复，同时要求采写记者及其部门主任通过翌日报纸公开道歉。火车站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之高，令我这个初出茅庐者咋舌。他们的每一句话都能上升到马列主义的高度，使我恍惚回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的谴责令我自觉罪业深重，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 即使以死谢罪，也不能赎之万一。
幸好，王永的理论水平也不低。他轻描淡写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事件本身提出，却又似乎与事件没有太大关系，巧妙地转移了话筒那段的注意力。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那平淡从容的神态、举止和语气，使我产生了奇怪的错觉。仿佛间，一个世外高人独立高山之巅，群松之下，长风阵阵，高人青袍长须，双手虚抱如圆，随清风翩翩起舞。一个一个太极图以高人为圆心，随着他的动作扩散出去，融入茫茫宇宙……直到王永挂下电话，我才霍然惊醒。王永轻轻地放下电话，平静地扶了扶眼镜，说：“把你昨天的采访记录拿来给我看看。”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好的！”立即走出了王永的办公室。我在楼道间掐着表呆了三分钟，然后气喘吁吁地再次跑进王永的办公室，说：“主任，没有找到采访本。我猜想落在寝室了。”
王永正在写着什么，头也没抬地说：“回去拿过来。”他停了停又叮嘱了一句：“下午不要出去，火车站的人要来。”
我一点也不意外，我早就猜到事情不会这么容易被摆平。上班不到一个星期，我就不得不面临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危机。我在自叹倒霉的同时，痛苦地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痛苦了不到十秒钟，开始没心没肺地佩服起自己来。因为，即使这个时候，我居然还有闲工夫想到王亦婷。我做了几次深呼吸，昂首挺胸地走进去，准备器宇轩昂地出现在王亦婷面前。尽管我的视线直接瞄准了王亦婷，但是我第一个看到人不是她，而是沈建。沈建看起来情绪已经变得很好，不过他见到我兴高采烈的样子，明显地怔了一怔。他狐疑地瞟了我一眼，随即转过头。我的脑袋里像电光一样闪过一个念头：火车站事件肯定和这家伙脱不了干系。
我没有证据证明他和这事有关系，就算有，我也不能吃了他，所以我平静地走过去，坐了下来，从挎包里掏出我的采访本。我没有忘记带采访本，只是我不能拿给王永看，昨天我压根就没有做采访记录，更没有请被采访者签名留言。我诚挚地感谢我的大学生涯，如果没有在大学里与老师斗智斗勇的光辉经历，我今天可能早已被拆穿西洋镜，死无葬身之地。大学时代的我们，经常忘记做课后作业。等到老师收作业时，我们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老师，我们的作业本丢寝室了。”老师同情地看我们一眼，说：“快去拿回来。”于是，我们一把抢过某位女同学的作业本，一窝蜂地杀到寝室，三两分钟把作业抄完，然后一窝蜂地杀回教室，毕恭毕敬地把作业本交到老师手中，然后安安静静地坐下，顺便向旁边吹头发瞪眼睛的某位女同学做个鬼脸，表示谢意和歉意。面对王永，我把他当成我的老师。
我凭记忆写了几句话在采访本上，然后拿着采访本走到王亦婷跟前。王亦婷抬起头看着我，大眼睛一惊一乍的，我觉得整个世界亮堂了许多。我首先把右手食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个静音的姿势，我觉得这个姿势很帅很骚包。接着，我试图凑到王亦婷的耳朵边说悄悄话。王亦婷本能地往后缩了缩脖子，但是注意到我无比严肃的表情后，就停止了脖子的后缩趋势。我闻着王亦婷身上的幽香，感觉有点晕眩，为防止因晕过去不醒人事而耽误正事，我连忙轻轻地说：“别出声，用左手签个名字，除了自己的名字外，谁的名字都可以。”
王亦婷接过采访本看了看，睁着无辜的大眼睛，小声问道：“那就签你的名字，可以不？”我无奈地在心中叹了口气：唉，女人的智商真是无下限啊。就在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我看到了王亦婷狡黠的眼神，于是我知道我的智商被这个女人秒杀了。王亦婷拿起笔签了个歪歪扭扭的名字，还煞有介事地在下面写了个手机号码。这个手机号码至少有四个数字让人产生歧义，分不清楚究竟是“1”还是“7”，是“9”还是“8”。王亦婷写完数字，满意地拿起本子欣赏了一下，然后得意地看我一眼，不屑地把本子甩到我手里。我手忙脚乱地捧着本子，像捧着珍贵而易碎的宝贝，我决定在家里供起香火膜拜她。
我如法泡制了两段采访记录，笑眯眯地对王亦婷挥挥手，我充满敬意的眼神令她笑逐颜开，她开心的笑容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我走出报社，踌躇了许久，终于拨通陈菲菲的电话，告诉她我有事找她。陈菲菲的声音一如既往地慵懒而充满魅惑，她甜得腻死人地说：“我正在睡觉呢，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的小心脏忽然剧烈地跳了跳，我不得不等待它老实之后，才敢开口说话：“大事，电话里说不清楚，见面说。”我故意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出来，因为我忽然有种迫不及待要马上见到这女人的冲动。果然，陈菲菲在电话里咯咯地笑着说：“好吧，我的大记者，很乐意为你效劳。”她特意重重地说出“你”这个字，一句本来毫无含义的话就变得暧昧起来。
我没有私家车，如果我要最快地赶到陈菲菲的住处，我就只能打的。不过，我没有打的，我很快地走到公交车站，等候公共汽车的到来。我给自己找的理由是，我不会为见一个女人而丢失自己的节奏和准则，但在这个世界，真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所标榜的一样高尚。实际上，我只是一个没有多少钱的穷小子，舍不得花费十几元的的士费，仅此而已。
陈菲菲一个人在家。房东也许出去打麻将，也许出去买菜了，其实房东干嘛去了，和我没有半点关系，重点是只有陈菲菲一个人在家。我有种很奇怪的向往，也有种很奇怪的自信，总觉得这种向往或许很容易变成现实。
经过上次采访时逗留的客厅，我迎着陈菲菲的笑脸走进她的卧室。卧室门轻轻的“哐当”一声关上，我全身立即僵硬，感觉头有点晕，脚步有点漂浮，就像这个房子漂在白云之上。陈菲菲的甜腻腻的声音显得很遥远：“家里有点乱，大记者不要见怪。”我的大脑处于空窗状态，茫然地点了点头。粉色的窗帘、粉色的柜子、粉色的墙纸、粉色的梳妆台，还有，粉色的被子和床单，我不怀好意地关心了一下被子和床单的状态，伊人初起，略显凌乱。陈菲菲咯咯地笑着，甜腻腻的声音遥远的传来：“随便坐啊……” 她轻巧地盘腿坐到床上，然后我的脑袋就和被子一样凌乱，后面的话一句也没听见。
幸好，我不是用下半身思考的人。就算下半身形势吃紧，我也能谨遵前贤教导。所谓“食色性也”，吃饭问题永远得摆在其他任何问题的前面，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算精虫上脑，我首先得解决的，还是我的工作危机。要脱离一种氛围和情绪不难，关键在于是否有这个愿望和需求。我的心潮起伏，但语气平静：“那篇报道出问题了。”然后，我变得平静如常。陈菲菲仍然坐在床上，不过好像已经和床没有太大关系了。
陈菲菲刚刚远离女性魅惑的一面，立刻就表现出女性白痴的一面，迟疑地问：“报道出问题了，什么报道？和我有关系吗？”
我看了看她，眼睛余光瞥到脖子以下耀眼的雪白，眼角止不住跳了跳。我不得不哀叹一声，悲哀地承认，很多时候做禽兽比做人舒服多了。可惜，当做人做成习惯，要变身成兽还真有困难。所以我只是眼睛跳了跳，没有做任何与禽兽有关的动作，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陈菲菲说了一遍。紧接着，我掏出采访本和一支笔，不由分说地要她在上面签名留念。
我经常为女性的柔顺感到惊奇，其程度不亚于女性残暴的一面。尽管陈菲菲一脸的疑惑，一脸的困惑，一脸的迷惑，一脸的诱惑，在我不容分说的强势面前，居然老老实实地签字画押，而且还一口气给我签了两名。两个名字的笔迹不同，但是歪歪扭扭的难看程度相同。我一边看她签字，一边偷着乐，我怀疑这个时候就是卖身契，她估计都这么犹犹豫豫、糊糊涂涂地就签了。
我乐呵呵地把采访本收起来，又叮嘱了陈菲菲几句，要她如果接到相关电话，一定要如实回答，不得随口推脱说不知道。陈菲菲一脸严肃地承诺，这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气氛，让我想鼓筝而歌。不过我没有停留，一溜烟地杀了出去。我真的不舍得就这么离去，可是越舍不得我就越要离去，否则，天知道我会不会做出什么禽兽不如的事来，让我的誓言成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