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杂志，胡适应邀题词。他写道：“《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除了一部分反对和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人以外，大约中国知识界都会基本同意胡适的这种估计。
一
《新青年》原名《青年》，是1915年9月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刊的。是年10月6日，胡适的同乡朋友，亚东图书馆主人汪孟邹（原名炼，以字行）即将《青年》的第1号寄给胡适，并写信转达陈独秀邀稿之意。12月13日，汪续寄《青年》第2、3号并再致信说：“陈君望吾兄来文甚于望岁，见面时即问吾兄有文来否，故不得不为再三转达。……务求拨冗为之……否则，陈君见面必问，炼将穷于应付也。”从这两封信可以看出，陈独秀盼望胡适写稿是多么恳切。在朋友再三催促下，大约在1916年的夏天，胡适把一篇翻译俄国作家泰来夏甫的短篇小说《决斗》，寄给陈独秀，于第2卷第1号，亦即改名《新青年》后的第1号上发表了。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之始。此后于第2卷第2号有《通信》一篇，第2卷第4号起连载《藏晖室札记》。第2卷第5号，发表那篇著名的文学革命开篇之作———《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从此开始，新文化运动也从此真正形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新青年》也从此更加受到知识界的关注。胡适，一个远在美国的留学生，竟然成了国内思想界、文学界的知名人物。他在《新青年》同人中的地位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都因此奠定了基础。
1917年初，陈独秀被北京大学新任校长蔡元培聘为文科学长，随将《新青年》移到北京编辑。他向蔡元培推荐胡适，蔡亦很赏识“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胡适的学问与胆识。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9月便受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1918年，《新青年》从第4卷起由同人轮流编辑。主要编辑人有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刘复等。在1919年1月第6卷第1号上，还明确载明该卷各期的编辑人姓名。其他的经常撰稿人还有周树人、周作人、陶孟和等等。
《新青年》的编辑同人和在北京的主要撰稿者，实际上形成了一个自由结合的小团体。由陈独秀首倡的个性自由、民主平等、科学与世界化的基本精神，成了他们共同的信条。由此发生出来的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伦理革命，都已发展成全国性的运动。后来，人们将它概括地称为新文化运动。由于《新青年》同人绝大部分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或在北京大学兼任教职，所以，在外间看来，北京大学是引起这场震荡全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一派新教授们应当对这一运动负完全的责任。
到1919年春天的时候，《新青年》、新文化运动，以及北大的种种改革，引起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
旧文化营垒中有林纾公开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指责北大新派教授们“覆孔孟、铲伦常”，“行用土语为文字”，大失学府应有的风范。要蔡元培“留意守常为是”，不可鼓励新思想。
然而这还只是“台面上”的。与此同时，“台面”底下，林纾却化名写影射小说，用极苛毒的语言咒骂陈独秀、胡适，甚至还有蔡元培。社会上的旧势力更加不择手段，攻击陈独秀的匿名传单满街飞，咒骂恐吓的匿名信寄到胡适家里。小报、传单，甚至大报的新闻栏公然登载谣言，说北京政府要惩办北大教授，北大不得不辞退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已把他们驱逐出京云云。
还应指出，在北京的外国教会势力，也曾一度加入这一反对新文化的合唱，他们说，陈独秀、胡适他们正在鼓吹一种危险的“三无主义”，即“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
陈独秀、胡适、《新青年》、北京大学，使旧世界震动了。
二
胡适对于《新青年》的特别贡献，自然首推文学革命。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引起学界、知识界很大注意。陈深知此文的意义重大，故于《新青年》的下一期（第2卷第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意思用更急进的语言加以概括。其文明白宣称：“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此后有关文学革命的热烈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胡适所提出的问题而展开的。胡适被当时的人看做无可争议的文学革命的首倡者和主要领袖。但这一事实却曾被一些人加以歪曲或抹杀。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说，文学革命不自胡适始，早于清末即已开始，其标志是白话报刊的盛行。另一种是说，胡适只主张文学形式、文学体裁的革命，而忽视内容的革命，因而，说他要把文学革命引入歧途。这两种片面、牵强、违背事实的说法，我早在16年前即1979年所写的《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及《胡适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两文中已有详细的驳论，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要着重说明的是，《新青年》杂志当时实为领导文学革命的中心阵地。在该刊上的讨论涉及了文学革命的一切重大的基本问题。而胡适作为这场革命的倡导者，始终居于领导的中心位置。这可从几方面来看：
一、胡适的几篇论述文学革命的文章，都起了纲领性的作用。如《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主要问题，引发全国性的讨论。这是尽人皆知的了，无须再谈。另有几篇大文章：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这是胡适倡导文学革命的基本理论。傅斯年在《新青年》4卷1号上所发的《文学革命申义》，其中的一个重点即申述文学历史上新陈代谢的道理，正是胡适这篇文章中心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胡适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第4卷第4号。），概述了他的建设新文学的纲领。此文被誉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4页。）。文章所提“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个既概括而又十分明确的目标，把文学革命的宗旨、途径，及其意义都涵盖在里面了。文章对于创作新文学，介绍了许多为中国旧文人所从未闻见的观念和方法。此文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罗家伦先生说：“主张文学革命最集中的学说，首推胡适之先生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罗家伦：《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见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168页，上海，光明书局，1934。）
继《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之后，胡适又在《新青年》上发表《论短篇小说》（载《新青年》，第4卷第5号。）。此文原是他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的一篇讲演，在傅斯年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胡适于文学体裁，特赏识短篇小说，他为短篇小说下一定义，认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胡适文存》第1集第1卷，176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作短篇小说最容易训练作家的写作方法和构思能力。胡适曾翻译西方著名作家的短篇小说共17篇，先后分两次结集出版。由于他的提倡，加之时代的需要，在新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是最早取得成功的一个门类。
胡适于戏剧改革亦极具热情。中国旧式文人，多半喜欢观戏、评戏，“捧角儿”是文人一大乐趣。但中国的旧戏，内容与形式多有亟待改革的地方。文学革命运动兴起之后，改良戏剧的话题自然提上日程。但保守的势力亦颇大。胡适著《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载《新青年》，第5卷第4号。），在深入论述了文学进化观念的几层意义之后，指出，中国的戏剧亟须借鉴西方的“悲剧观念”和“经济的文学手段”来加以改革，创作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为广大人群喜闻乐见的新剧。在发表胡适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的同一号《新青年》上，还发表了傅斯年的《戏剧改良各面观》、欧阳予倩的《予之戏剧改良观》、张厚载的《我的中国旧剧观》、傅斯年的《再论戏剧改良》及宋春舫的《近世名戏百种目》，足见当时讨论之热烈。胡适自己身体力行，创作了独幕短剧《终身大事》，颇为新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所欢迎。中国现代文学中真正的新剧，确实是从文学革命运动中发源出来的。
二、胡适在文学革命中最有开创意义的贡献之一便是白话新诗的提倡与创作。胡适作白话诗始于留学时期。但写诗最勤，成绩亦较佳，则是归国以后的两三年。1919年，胡适将所作诗结集，名曰《尝试集》，于次年出版。其《自序》，又名《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把他主张作白话诗的道理及“尝试”作白话诗的过程说得清清楚楚。所以《尝试集》作为第一部白话诗集，它的最大意义不是提供一部供人赏鉴的作品，而是为新文学的响应者们提供一种勇于尝试、勇于创造的新典型。可以说，《尝试集》真正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胡适是在《新青年》上第一个发表白话新诗的人，也是发表白话新诗最多的一个人。（《新青年》第1～9卷登胡适的白话诗47首，刘半农25首，周作人、沈尹默各16首，俞平伯8首，康白情3首，汪敬之2首。）在胡适的提倡之下，在《尝试集》的影响之下，产生出一代作白话诗的新诗人。
在文学革命运动中，胡适起了两种主要角色的作用。第一，他是“首举义旗的先锋”。这是大家都公认的。第二，他在运动中居于中心指导的地位。这可分两层意思来说：第一层是他为运动提出基本的理论、基本的纲领和基本的目标。他检看运动中所有讨论的文章，特别是《新青年》所登载的《通信》栏的内容，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这里无须多说。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的是第二层意思，即胡适是文学革命运动中的稳健派。他肯容纳不同意见，肯给予反对派以平等讨论的地位。这一点，在思想、学术和文化变革中非常重要。这里需要的是以理服人，而不是像在阶级斗争、政治革命中那样以力服人。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首次系统提出自己的主张，在其文章的末尾，表示希望“国人同志有以匡纠是正之”（《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第2卷第5号。）。他在《新青年》的第3卷第3号上，更进一步说道：“适所主张八事及足下所主张之三主义者，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绝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胡适致陈独秀的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陈独秀的态度与胡适迥然不同，他是“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陈独秀致胡适的信，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从前，人们的观念总以为，革命总是愈坚决、愈激烈、愈能压倒对手愈好，而不管是什么革命。对文学革命运动亦作如是观，极力表彰陈独秀的态度是如何坚决，旗帜如何鲜明，如何的不妥协；而批判胡适是如何的软弱，如何的妥协。表面看起来，似颇近事实。然而，这种评论实属不妥。思想观念的转变，学术新理的成立，文化习俗的变迁，都须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是简单的以新代旧，以新打倒旧。新的东西的被承认，得以确立和发展，须赢得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接受；而理解与接受是来不得强迫的，必须以理服人，必须令人相信你的新道理是对的。你不容人家有异议，也许暂时可以使人不敢发表异议，但异议还是存在人们的心里，你的新道理仍旧没有获得别人的承认。此意，胡适在《答汪懋祖》一文里说得最明白。他说：“我主张欢迎反对的言论，并非我不信文学革命是‘天经地义’。我若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也不来提倡了。但是人类的见解有个先后迟早的区别。我们深信这是‘天经地义’了，旁人还不信这是‘天经地义’。我们有我们的‘天经地义’，他们有他们的‘天经地义’。舆论家的手段，全在用明白的文字，充足的理由，诚恳的精神，要使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不能不取消他们的‘天经地义’，来信仰我们的‘天经地义’。所以本报（指《新青年》———引者）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必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新青年》，第5卷第1号。）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全的态度。胡适一生基本上都是以此态度对待思想、学术上的各种争论的。
从这种态度出发，他主张扩大《新青年》撰稿人的队伍，他主张《新青年》可以发表不同的意见。
1918年，正是《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讨论日渐热烈的时候，胡适拟邀请张厚载为《新青年》写稿，申明他反对文学革命和戏剧改良的意见。对此，钱玄同表示激烈反对。钱致信给胡适说：“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钱玄同致胡适的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25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原编者认为此信写于1919年2月，是错的，此信应写于1918年夏间。）胡适的意思，“我请他做文章，也不过是替我自己找做文的材料。我以为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胡适并说，若钱氏以为“我看得起张豂子（张厚载字———引者），便要脱离《新青年》，也未免太生气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上），24～25页。）。
钱玄同本是章太炎的学生，原是弄旧学的，思想并不很新。但自从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交，思想为之激变，从一极端走上另一极端。这是许多从旧学樊笼冲出来的人常有的思想轨迹。这种现象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不论政治界、思想界、文艺界皆有之。这也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激烈左倾思潮的基本土壤。思想观念的变化，最好是经过一个新旧涵养、融汇的过程，不可急求骤变。凡得新思想、新学理的人，首先自己须是确实领悟，确实掌握它，对它有信仰，有充分的自信。然后方能从容去向别人解释、宣传，不计一朝一夕之功，而相信目的有必达之日。否则，一遇反对意见，便有危机感，生怕别人动摇自己的真理，动摇自己的信仰，因而态度激烈，不容人稍存疑义。其实这是不自信的表现，是务新之名，而自视为高，总以愈新、愈高、愈纯为尚，不屑与人为伍。中国名教观念深重，在名教招牌下面会出许多假圣人、假正经、假革命、假改革，等等。我并不是说，文学革命中的激进派如钱玄同等是“假××”。他们虽然态度上有些不妥，但皆有真学问，还不致堕落成“假××”。倘若学问根底太浅，叛旧趋新则极易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