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画画的大概都知道颈椎疼是什么滋味，因为一旦坐到画板前一张张画下来少说也要半天，长时间的举着手臂致使肩膀和颈部如火烧一样的灼热，所以不画画也就是上文化课时，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抬抬胳膊转转脑袋来舒缓一下背后的煎熬，而过些日子，那种疼痛逐渐减弱时，新的两天专业课又开始了，也就是说画画的那几年，我的肩膀从来没有舒服过。
我靠在椅子上斜着脑袋看老问在讲台上唾沫横飞，她喜欢讲那种分值很高但很难解的题目，有时候一节课只能讲一道题，只要她上这样的课我在下面就慌得很，因为她总是写一步再让别的同学接下去，当大家都解到第五步时，我还在费劲的游离在第三步，而她又总是喜欢喊我这种不会的人回答。
“苏诺，”她又叫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我痛苦的站起来，肩部因为站立的舒展“叭叭”响了一声，疼痛顿时清爽了好多，我支支吾吾的回答，“用反函数定理。”
“好，接下去呢？”她继续说，如果你回答不出来，她便会把你喊出去，就因为这个我莫名其妙的落了好多课，我只好慌忙的低下头向可心求助，可心抱歉的朝我摇摇头，我们两个数学白痴真是可笑竟然安排坐到一起，我又把头抬起来，脑子里什么也没有连反函数的概念都没有。余光中可心在旁边闪着身子问对面的李智，李智拿着课本挡着头在底下快速的写。
我们相互看着，谁都没说话，教室里安静极了，倒显得李智的窃窃私语显得格外清晰，她又看看了我两秒，仿佛过了两世纪一样漫长，继而把目光转向了旁边的可心，我也顺着她转过去，可心一点察觉的意思都没有，我刚要碰一下她以此来提醒注意老问的眼睛时，她迅速的转过头拿着黑色碳素笔记下的解题过程猛的扔在我面前，等大家都意识到气氛安静的有些不对劲时，我们不约而同的抬起头，老问已经从讲台上走下来，愣愣的欣赏完了我们这出帮忙解题的闹剧。
“哦，”可心因为惊吓身子微微颤了一下，不觉得发出了声音。
她仍是没有说话，眼光轻轻地扫视着我们，这是在暗示我们出去，用她的话说就是我不想和你们这些人浪费时间，我不说话就自觉地出去。她喜欢教室里留下的学生都是听话的聪明的，并且是热爱数学的。
我从心底恨死了这个变态的老师，李智第一个离开课桌向外边走去，尾随身后的是可心和我，我又恨又害怕脸涨得通红。忽然，她尖锐的声音又喊住了我们，“等等。”我们停下来，“拿着书去后面听。”她说。
其实我更情愿她让我们出去，那样就可以远离她的课，反正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好想快些毕业再也见不到她。于是我们又低着头从前边走到后边，一字排好站在一起，她这才又叫了别的同学继续刚才的问题。
站到后面更没有听课的心思了，即盼着下课又不想听下课后别人的议论纷纷，我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人头好像都十分专注的样子感到一丝恐慌，我甚至赌气的想干脆不要上学了，回家和姐一样开个小书店一样可以赚钱，闲暇的时候可以看书喝茶听音乐，远比规律的上班上学好多了。
可是想是这么想，想什么都无所谓，但从不敢把这些想法说出去，自小妈妈就盼着我上一所好大学将来有一份好工作，佳佳也是强调一个文凭虽然可以买到但也十分重要，可是什么样的大学算是好大学呢？什么样的工作又是好工作呢？
倒是可心对于我的牵连没有一句不满，她像其他人一样认真的看着黑板，她的数学也不大好和我差不离，我们常做的事就是围在一起做那些繁琐的题目，偶尔也诅咒老师上班出门发生意外再也不能上课。那天下课的时候，老问发给我们每人两张卷子说下节课检查。
我只有去找佳佳，你们知道我没地方可去的，我总是不明白他的脑子简直和计算机一样没有什么题目解不开的，我去的时候他没在家，我把卷子交给奶奶就走了，因为还有晚自习要上。第二天早上当我拖着疲倦的身体去上学的时候在门口看到了他，他拿着已经完成的试卷和一摞草稿纸，“给你，都做完了，草稿纸上有每道题的思路和步骤，如果老师问起来你就照稿纸上的给她讲。”我看着他略微浮肿的双眼和远处一些映在早上阳光中干净的街道，有一种说不出的疼惜。
我把试卷和那些步骤一并交了上去，老问没再说什么了。
大家都普遍喜欢语文，因为那时的语文课只是写作文，背背古诗词和做一些阅读什么的，我们印了好多关于作文素材和生疏字词语音的资料，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几眼。老师说，高考的作文只有一种模式，开头引出论点，中间举三个例子来论证，结尾总结，不可以写记叙文除非你有很高的文字功底，否则判卷老师会给很低的分数。于是我们的作文里就常常出现了一些张海迪，桑兰那样老套的励志论点，后来的一天，我在姐的书店里偶然看到了一些名人传记，关于海子，梵高，莫扎特等许多伟人的详细成长历程，再加上她平时讲给我的关于摇滚歌手的艰难蜕变，我把对这些人的一知半解再加上一点自己的看法胡乱的用到作文中去，居然令老师惊喜不已。我解释说我只是读了一些名人传记而已，据说后来姐的书店里各种传记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抢购一空，她小小的赚了一笔。
我毕业后的第一年，也就是我的学妹们使用的课本全都改版了，我没看过他们使用的课本，但总感觉内容应该变动不大，我一直想知道作文考试的要求是不是还像我们当初那样有一个固定的模子，亦或是自由灵活了一些。
生活就像日复一日转动的小行星。在补课后期，大概是陪我们一起的老师也有些累了，我们的晚自习由十点半又调回到了十点，这是学校学校破例做的决定。原以为我们会充满感激和兴奋，可那时我们已经麻木的不知道兴奋为何物了，当然也不知悲伤。
学校请了一些优秀的毕业生回母校来鼓励我们这群失去斗志的孩子，大学生我见过，佳佳就常和我说一些学校里的事，我对以后的大学生活一点都不向往，唯一的心思便是如何打发眼下的时光。
我们私底下称他们为“小老师”，分配到我们班的是两个大二的女生，一个在云南艺术学院，另一个在北服。她们和我们这群学生一样，只是心智上成熟了一些穿着上略显个性，显然她们不懂说话的技巧也不知道如何避免谈话中忌讳的语气，她们这样说话试图来引导我们把目光投向梦中的大学。她说，“你们现在别怕辛苦，累一点也无所谓，到了大学想怎么玩都行，到时候有你们折腾的时间。再说你们现在根本就算不上累，肩膀疼贴几副膏药就好了，天气热就多喝些水，我们那一年才真叫苦呢，当时宿舍挤着十个人还不定时的限电限水，你们能和我们当时的情况比吗？大学和高中截然不同，大家现在努努力，坚持一下就挺过去了，不要整天埋怨老师留的作业多，这是为谁好我想大家都明白……”
我不喜欢她们卖老的口气，也不想听到类似于“你们”怎样的字眼，这分明是故意强调了大家之间的身份差距，明明有一个声音在说我是名牌大学生，而你们不过是一群不懂事的毛孩子而已。可心小声的对我说，“这俩人怎么听着像从大街上拉的两个托儿啊？是不是大学生啊？”我疑惑的看着讲台同样是大学，佳佳一个专科生的低调到底是和她们一本的飞扬跋扈有好大的差距。
可是她们做范画的时候一动笔就证明我们大大的错了，素描不论从明暗还是造型哪方面讲都没得挑，简直和模特一模一样，水粉空间感很强，调子很成熟是我们一直想学想模仿的高级灰，速写线条行云流水，又狠又准，动作夸张但十分好看。下课的时候好多人都争抢着去要她们的画，我也收藏了一张速写。
大家围上去和她们聊天，说一些大学里有高中里没有的事，其实也无非就是一些上课自由，恋爱自由，课余时间多，活动丰富之类的话了。我一般不问什么东西，在一旁听他们说的津津有味。有一次聊起水粉画中那种很灰的颜色，便有人问到底在里面加了什么颜色，才使它看起来不那么鲜艳而是很温和古朴的样子，北服的女生说，其实很简单就是在里面加一些环境色。环境色就是一件事物周围的颜色，在画画中讲就是静物下边衬布的颜色还有旁边物体的颜色，她还说起她们寝室有一位学姐特别会调灰色，不过遗憾的是她去澳洲留学了。
我也奇怪自己为什么突然来了兴致，便转过头去问，“去澳洲吗？”
“是啊，去学习。”她不明白我到底想问什么。
“只可以去澳洲吗？”我又问。
“当然不是，本来她想去美国，考虑到那边学费要贵很多，就选择了墨尔本。”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呢？”
“机会是争取来的，这需要扎实的专业基础和流利的英语。”
“英语？”
“是啊，掌握一门外语真的很重要，我们班一个男生专业特好每年都拿好多奖，可他的留学申请总是被退回来每次都是卡在英语上。”
我听完后若有所思的点点头，拿起画笔却怎么也不想画了。生命中第一缕阳光照了进来，似乎外面等待我的是一个美丽的新世界，是儿时老师从欧洲带回来的照片，是地理书刊上的风土人情，是一片我梦中的散发着诱人清香的土地，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离梦想是那么的近，那么的近，仿佛只要打开窗户就能触摸得到。
尽管我的画仍是不大如意，但信心却比以前要高涨好多，接下去的几天里，老师竟然也表扬了我几次，一想到遥远的魅力欧洲在向我招手，偶尔熬夜加班也称不上什么辛苦了。当然我内心的极大激动在表面上的反应并不是太明显，他们只是看我上课认真了一些，以为我终于把心收回来放到了学习上，为三个半月后的联考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