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还善设圈套来陷害与他比肩的朝臣。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登上相位的李适之与李林甫不和。李林甫便设计谋之。当时李适之还兼任兵部尚书，于是，李林甫便派人揭发兵部铨曹的所谓作奸犯科等事，把兵部吏60余人抓起来，让京兆尹和御史审讯。过了数日，没审出什么名堂。京兆尹萧炅便向李林甫推荐酷吏吉温来审讯。吉温把兵部官吏安排在院子外，只留两人在内，施以酷刑，呼号声达于外，兵部官吏听了很害怕，便一个个都屈打成招。这一冤狱使前后曾任兵部侍郎的人都受到了牵连。但唐玄宗并未治李适之的罪，仍任用如故。李林甫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神秘地告诉李适之说：“在华山之下储有金矿，如果能开采的话，足可以富国，但皇上目前还不知道这一情况。”李适之为人忠厚，虑事欠周密，哪是李林甫对手，他不加思索地上奏玄宗，陈述了采金富国的设想。在玄宗征求李林甫意见时，李林甫不以为然地说：“华山有金矿，臣早就知道。但华山乃陛下之本命，系王气之所在，怎么能开采呢？所以我不敢在皇上面前提及此事。”玄宗连赞李林甫虑事周密，尽忠爱君；而李适之遇事轻率不慎。玄宗不满地对李适之说：“自今以后再上书言事，最好先与李林甫商议一下，免得轻率不妥。”李适之听了摸不着头脑，不知不觉中就被李林甫出卖了。当然，唐玄宗也蒙在鼓里。就这样，李适之不能遂唐玄宗之意，不久被罢去宰相职务。朝中百官都知道李林甫忌恨李适之，惮于李林甫的威势，不敢与李适之接近。
户部尚书裴宽，文雅端庄，很有才干，李林甫怕他也有朝一日取代自己的地位。一次，李林甫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竟梦见一个面容白皙、胡须挺长的人威逼到他的官位，他尽力驱赶也赶不走。醒来后，他猛然发现这人像梦中之人，便寻机构陷他。而裴宽却不知他已莫名其妙成了李林甫的陷害对象。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十二月，刑部尚书裴敦复征剿海寇回京，受人请求，无原则地广序军功，裴宽略知其一二。李林甫觉得有机可乘，悄悄告诉裴敦复，说裴宽要在皇上面前告他滥序军功，裴敦复告诉李林甫，裴宽也曾把其亲故让他安排官职。李林甫挑拨说：“既然这样，你就立刻上奏皇上，免得让裴宽告在前面了。”裴敦复便以500金贿赂杨贵妃之姊，让她在皇上面前说这件事。唐玄宗知道后，便贬裴宽为睢阳太守。
除掉裴宽后，裴敦复因平寇有功，受到唐玄宗的重视。这又引起李林甫的警惕，因为如皇上因功授其为“同中书门下三品”，则裴敦复就与李林甫并肩了。于是，李林甫又利用裴敦复冒领军功之事，将他贬为地方刺史。李林甫通过制造矛盾，一下就巧妙除掉两个潜在的威胁，而他们竟然都不知道是李林甫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用这样的手段，李林甫前后打击排斥的大臣有十余名。
光排斥潜在的威胁还不够。因为按照唐制，宰相是一个群体，总有人会与李林甫比肩。但李林甫也有办法，那就是把既无才学、又无能力的“伏猎侍郎”之类的人推荐上来，便于控制。如牛仙客即是一例。牛仙客为相后，根本不是李林甫的对手，只能俯首听命。后来，李林甫又将崇尚庄老之学、专事神仙符瑞的陈希烈推荐为宰相。陈希烈入朝为相以后，专务玄虚清谈，不务实际，一切听命于李林甫。
李林甫大权在握后，干脆将其私宅变成了处理朝政的中心，文吏之类的官员抱着大量的薄册、书诰，往来于相府和李林甫的私宅之间。凡军国大事，先由李林甫在家中裁定，然后再转到相府，由挂名宰相李希烈履行签名手续而已。李林甫采取一系列阴谋手段，清除了不顺从自己的将相，打击了一大批可能入朝为相威胁其地位的官员以后，又提拔推荐一批唯命是从的平庸僚属和宰相，利用玄宗日渐骄奢、迷恋床笫、怠于政事的时机逐渐把持朝政。而唐玄宗再也听不到忠谏之言，以为天下太平，可以做一个安享风流奢华的太平天子，便一切听由李林甫处置。由于李林甫能遍布耳目，了解玄宗的心思，故玄宗对李林甫毫不怀疑，放手让他为相历十九年。一次，玄宗曾对素所信宠的太监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已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把政事悉委李林甫，你看怎么样？”高力士是了解李林甫的，于是对玄宗说：“天子巡狩，是古代的制度。且天下大柄，不可假手于人；李林甫威势已成，谁还敢在他面前发表不同意见来牵制他呢！”唐玄宗对高力士的话竟然大为不悦。高力士吓坏了，忙下跪顿首自陈说：“臣发狂了，说疯话，罪当死。”高力士自此以后不敢对李林甫的事发一言。高力士是玄宗的心腹，尚且不及李林甫，足可见唐玄宗被李林甫迷惑到何种程度。
败乱朝政危机四伏李林甫靠权术执掌朝政，但却是个识字不多、不学无术之徒。他出言粗俗，常使闻之者暗暗发笑，为正直人士所不齿。他在宰相高位上，仅能抄录他人现成的奏稿应付差事。并且还不时读错字，写白字，每每在朝堂上出丑。
李林甫不学无术而又邪恶，在宰相高位专权十九年，可以想见朝臣败乱到什么程度。天宝年间，忠直大臣纷纷遭贬，忠谏之言再也听不到，贪官污吏肆意搜刮，国力虚耗，边境地区连打败仗，而唐玄宗在蒙蔽之下还在“高坐无为”，认为“天下太平”。李林甫在任相期间，其几项举措造成恶劣影响危害深远，可以说是导致安史之乱的根源之一。
首先是府兵制的进一步破坏。以前，折冲府都设有木契、铜鱼，朝廷征兵发兵，下敕书及木契铜鱼，都督、郡府参验兵数与诏命吻合，然后遣发。自从募集骑兵以后，兵农合一的府兵制日益堕坏，兵士战死及逃亡以后，有关部门就不再点补。其马车器械、粮秣，都耗散殆尽。以前府兵入宫宿卫者，称为侍官。其后也多冒额虚领，而且役使其如奴隶，人们再不以为侍官而感到荣耀，反而感到羞耻。这样，京城侍卫人数和战斗力大为降低。而戍边的府兵，又多为边将剥削压榨，边将们希望逼死他们以吞并其财产。由此府兵都纷纷逃匿，各地无兵可交。
天宝八年（公元749年），李林甫干脆奏停折冲府核对铜鱼、木契，因此不再点验府兵，折冲府只剩一些文事官吏而已。而募兵制通行以后，唐朝兵力主要集中在西北边地，从而导致内轻外重，形成将领拥兵自重的形势。
唐玄宗在位前期，朝廷的宰相多从边地有功将帅和节度使中提拔。李林甫为了堵塞边帅入相的道路，他竟堂而皇之地向玄宗建议，起用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将领担任节度使。其理由是：
文人担任节度使或边帅，他们怯于战争，难挡矢石，因此不如用出身微贱的胡人。由于他们出身卑微，孤立无援，所以就不能结朋为党；由于他们骠悍强健，所以就敢于拼死，长于战斗。如朝廷再以推诚相待，结以恩义，他们就会为朝廷尽忠竭力。其实，李林甫的真实想法是少数民族将领质朴少文，只能领兵打仗控制军队，却无法入朝拜相。那么，李林甫的地位就可常保无虑了。但这种方针，却使边地少数民族将领握有重兵，又控有地盘，既掌财赋，又兼领民事，逐渐出现像安禄山、史思明、哥舒翰、高仙芝等新发迹的地方分裂势力，在西北边陲尾大不掉，构成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唐玄宗采用李林甫提出的“推诚相待，结以恩义”的方针，对安禄山等人纵虎为患，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对李林甫的肆意妄为，也有不少反对者挺身而出，予以揭露。为了对付反对派，李林甫又网罗酷吏，将他们安排到司法机构，成为其亲信和帮凶。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伏猎侍郎”、后任京兆尹的萧炅向李林甫推荐酷吏吉温，李林甫大喜。吉温是一个狠毒残酷的人，他曾对李林甫说：“对于您这个知己，就是有南山白额猛虎，我也能替您制伏它。”几乎同时被李林甫网罗的还有酷吏罗希。吉温、罗希在李林甫的授意和指挥下，构织刑网，屡兴大狱，栽赃陷害忠良。当时的人们一听到吉、罗的名字就心惊胆战，称其为“罗钳吉网”
。就连太子李亨也惹不起这伙恶徒，不得不将受诬陷牵连的妃嫔休弃废黜。许多朝臣身羁刑网。李林甫还特置推事院于长安，专门从事逼供刑勾当。在李林甫的冤狱中，刑部尚书韦坚、河西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等名士都惨遭迫害，或被贬或身亡。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咸宁太守赵奉璋告李林甫之罪，上书朝廷。但上书未达京师，李林甫就已知晓，他指使监察御史逮捕赵奉璋，竟以妖言惑众罪名而将其活活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