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
吴晗（1909—1969年），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义乌县苦竹塘村。他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位秀才，受家学影响，吴晗自幼喜好文史。大学时代受胡适影响，开始精研明史，写下大量著作，《朱元璋传》是其代表作。解放前，他曾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任教，是有名的进步教授、民主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他以极大的热忱致力于普及历史知识和北京市的文化教育事业，同时辛勤笔耕，写出了大量独具风格的历史著作和杂文。1965年，其因执笔编写京剧《海瑞罢官》而横遭诬陷迫害，于1969年10月含冤辞世。1979年9月，党中央和北京市委为吴晗彻底平反昭雪，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公正的评价。
【毛泽东评点吴晗】
辰伯先生：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摘自《毛泽东书信》
【吴晗小传】
吴晗原名吴春晗，字辰伯，1909年8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他的祖父吴懋环是个农民，曾当过长工，育有五个儿子。靠着劳动力多，租一点田地，农闲经营做鞭炮、穿棕等副业，后来赚了点钱买了些地，逐渐上升为中农。吴晗的父亲吴х迨羌抑械挠鬃樱自小上蒙馆读书，爱好文史，能诗善赋，并写得一手好字。吴х20多岁时考中秀才，教了几年蒙馆。辛亥革命后，他考入全浙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后在象山、定海、东阳等县任县佐，陆续购置了30多亩水田，盖了十几间房子，成为苦竹塘这个穷地方的首富。1921年，吴х迨б祷丶蚁芯樱他不谙农事，主要靠出租水田和雇长工耕种田地生活，家中每年有五六千斤租谷的收入。
吴晗是家中长子，7岁那年开始在乡村的学堂读书，受到父亲严厉家教的管束。他的父亲在苦竹塘老家有个书斋，取名“梧轩”，藏书甚丰。吴晗少年时期在这个书斋里读了许多古书，这对他以后从事历史研究影响很大。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吴晗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古典小说。家中的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望，于是他经常步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向他人借书。书一借到，往往是一边走一边看，有的书，人未走到家就已经读完了。因为他读书又多又快，当地人称他为“蛀书虫”。吴晗12岁到金华上中学，其间，他已开始博览群书，尤其喜欢读宋、明人笔记和旧小说。为此他常常逃课，跑到附近的书店去看书。中学时代，吴晗对史学的兴趣愈益浓厚，像《资治通鉴》这样的历史巨著，他在初中时就通读完了，有不少篇章，还能背诵如流。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一生钻研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因家境不佳，不能继续升学，吴晗便在家乡当了两年小学教员。其间，他曾想投考黄埔军校，由于父亲的阻挠，又无路费，未能前往。1927年，在母亲变卖首饰和族人的资助下，吴晗考入了浙江之江大学预科，一年后由于之江大学停办，吴晗又前往上海，考入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当时，中国公学的校长是中国学术界颇有名望的胡适。吴晗选听了胡适开的“中国文化史”课，他的学年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得到胡适的赏识。从此，吴晗的治学道路，开始接受胡适的影响。
1930年夏秋之间，吴晗来到北平想报考大学，但考期已过。后经人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谋得一个馆员职位，他利用工作之便“读了半年线装书”。此期间，吴晗还利用燕大图书馆的丰富藏书，草成一篇4万多字的《胡应麟年谱》，寄给了已到北京大学任教的胡适，希望他“能费一点功夫，多多指教”。第二天胡适便给吴晗回信，说：“你作《胡应麟年谱》，我听了真高兴。”“前年我曾推断胡氏‘死时年约五十岁’……你今找出吴之器所作传，考证他死在万历三十年，年约52岁，与我的假定相差甚微。”吴晗的考证证明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基本上是正确的，为此，胡适对吴晗就更加器重了，两人的交往从此多了起来。
1931年夏天，吴晗参加入学考试，虽然数学只考了0分，但由于文史考了100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插班进入史学系二年级就读。当时，吴晗家境已破落，一应学费、生活费都得靠自筹。为此，胡适特地写信给清华大学代校长翁文灏等人举荐吴晗，称赞他“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希望校方能帮吴晗找个工读生的位子。这样，吴晗便不大费力地得到了清理清代档案的工读机会，每天工作两小时，每月可以有25块银元的收入。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还特地接见吴晗，预定吴晗毕业后留校教明史。胡适也写信给吴晗，提出要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按照胡适的意见，吴晗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的《明史》，逐日点读，从此开始专治明史。
学生时代的吴晗非常勤奋，案牍劳形，夜以继日地读书、写文章，他既不参加文体活动，也不看戏看电影。虽然住在北京，京戏却一次也没有看过。但是他却经常进城上北京图书馆去摘抄卷帙浩繁的2900百余卷的《明实录》（当时未有刊本）和1700余卷的《李朝实录》（当时日本有影印本，但印数极少，国内仅北京图书馆有一部），先后积累了1万多张摘抄史料的卡片。他的学业相当出众，三年之中，吴晗先后在《清华学报》和《燕京学报》等大学刊物上发表了40多篇文章。其中他的考证文章最见功力。吴晗的考证方法，“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穷根究底，一直剥到笋心才肯甘休。再接着，他还不肯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他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成问题，为什么这史实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题。”这段话本来是吴晗为罗尔纲的考证方法作的概括，但罗尔纲认为吴晗自己也是这种考证方法。所以，他的考据文章一般都很有说服力。吴晗的考据文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属于弄清某个历史事实，偏重于技术性的具体考证；另一类考证文章，是比较有价值的，就是通过考证，不单是为了搞清一个具体历史事件，而且联系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如《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等文章都是如此。
学生时代，吴晗治学道路受胡适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与他同时代的人追忆他的治学道路时都认为他是“胡适的信徒”。吴晗对此也从来没有讳言过。他曾把胡适提出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作为座右铭，写在毕业照片上。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承认自己“受胡适之极深的影响”。而胡适对吴晗也欣赏有加。1932年暑假，胡适在天津《大公报》上撰写的一篇星期论文中称赞了两名青年学子，一个是北大国文系的丁声树，一个就是清华史学系的吴晗。可以说，在大学读书期间，吴晗研究明史已颇有成就，在当时的史学界已经是有些名气的明史专家了。
学生时代的吴晗虽然一心想在学术上闯出一条路子，但是，他却并非是个完全不闻窗外事的学子。“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他感到彷徨。他对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镇压爱国同胞的行为十分愤慨，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他写道：“翻开任何国任何朝代的历史来看，找不出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看着人家大批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被屠杀的哭声，成天所看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即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滴热血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一段时日内，他也曾经试着用胡适提出的“读书救国”办法来克制自己，但几经试验无济于事，终究压抑不了自己那颗正直爱国的心。这一时期，虽然他还没有勇气丢掉书本而投入到救亡的激流中去，但他却不再自囿于“平静的书桌”之前。他除了写考据文章外也写了大量杂文，抨击时政。1932年3月5日，他以“酉生”为笔名写的《过去种种》，指责国民党反动政府“是专杀同胞不作别用的”，而把学生的爱国运动誉作“一串光荣的史迹永远使人民追忆”、“是中国民族复兴的征兆”。文章言辞犀利，其爱国主义思想溢于言表。始终驿动着的爱国之心，这是吴晗后来能够跳出“读书救国”窠臼，转变成为一个坚强的民主战士的思想基础。
学生时代的吴晗还是一位富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进入清华大学后的第二年，他便担任了清华大学学生会办的《清华周刊》文史栏的主任。1933年秋，燕京大学的郑振铎发起创办《文学季刊》，当时大学尚未毕业的吴晗与巴金、谢冰心、朱自清等人同被邀为编委。毕业前夕，他和汤象龙一起发起成立了一个以青年史学工作者为主体的“史学研究会”，在征集的会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后来成为有名的史学大家。吴晗当时曾经说过，组织史学研究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叙会一起，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第二年4月，“史学研究会”应天津《益世报》之约，为《益世报》承办了一个《史学》专刊，吴晗为创刊号写了一篇发刊词，对其宗旨和努力方向作了四点规定，提出不要只是研究帝王将相的历史，“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自此，他把发展新史学作为奋斗目标，其明确含义是着重研究下层群众的历史。《史学》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是关于农民和农民战争的历史。虽然此时吴晗等人还不可能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只是用一种简单的朴素的方法来区别于旧史学，但他们敢于向旧史学挑战，无疑具有一定的进步倾向。
1934年夏天，吴晗毕业后留在清华史学系任教，主讲《明史》和《明代社会》两门课，与清华史学系陈寅恪主讲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张荫麟主讲的《清史》被公认为有较高学术水平，评价很高。在清华几年，他埋头于书堆，一心致力于研究学问，又接二连三地发表了《明代靖难之役与国都北迁》、《明代之农民》、《元帝国之崩溃与明王朝建国》等20多篇论文，受到当时史学界的重视。
1937年，吴晗应邀到云南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在云南大学开“明史”课。抗战开始后，清华大学南迁昆明，与北大、南开大学成立西南联大，西南联大聘他回清华历史系担任副教授、教授。1939年，吴晗在昆明与袁震结婚。袁震也是清华史学系的学生，大革命时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思想进步，对吴晗有一定影响。
西南联大是进步学生反对黑暗势力的摇篮，学生中的反蒋抗日情绪十分强烈。吴晗来到这里后，因为比较敏锐，常和青年人在一起，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自然在他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力。最初，他只是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看不惯；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他的思想逐渐走向进步，开始从一个独善其身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赞成革命的进步教授。正如他自己在一份《自传》里所说，“从1937年到1940年，我还是和在清华时一样，埋头做学问，不过问政治，1940年以后，政治来问我了。”那时，吴晗的家庭人口多，负担重，加上法币日益贬值，生活日渐困难。吴晗一面教书写书，一面干做饭、扫地、洗碗等家务，还得照顾长期生病卧床的妻子。堂堂的西南联大教授，穿得破破烂烂，活像个难民。贫困和繁重的家务，经常使吴晗很烦躁。但是，吴晗毕竟是一位很有骨气的学者，为了给妻子治病，他把自己的存书都卖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当时，他正应约为重庆的国立编译馆写一部《明朝简史》，而且已经交了一部分书稿。当时编译馆大概是慑于国民党的书刊检查，吴晗的稿子被退回，稿中附有一张条子：“红军（即红巾军）之起，拟改为‘民军之起’，以下一律照改。”意思是只要改一个字，改“红”为“民”，原稿就可以出版了。吴晗对此很恼火。第一，因为国民党怕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连600年前的红巾军（元末农民起义军）都不让写。第二，元末地主武装自称为“民军”，“红军”若改成“民军”，就把两个敌对的军队混淆了，成为天大的笑话。因此，吴晗对编译馆的修改意见根本不予理睬。书宁可不出，也没有“照改”。
个人家庭生活处于窘困状况，而战争局势越来越坏。吴晗目击国民党政府的腐化无能、独裁统治，看到老百姓饥寒交迫，生活无着，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在文章里，在讲坛上，过去不大过问政治的年轻教授吴晗开始抨击时政，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1943年，党的地下工作者周新民、李文宜到昆明做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介绍吴晗加入了民主联盟。这是吴晗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转折。从此，吴晗就在党的直接领导和影响下进行政治斗争了。不久，吴晗被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兼青工部长。之后，吴晗又动员闻一多加入了民盟。这两位学者很快成了昆明民主运动的坚强战士、一对共患难的战友。
吴晗加入民盟后，便把对国民党的牢骚不满变成了对敌人进行勇敢斗争的直接行动。从1943年到1948年，他写了近百篇杂文，这些文章大都是骂国民党的。他以笔作枪，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道路与三十年前的他判若两人，这时期他没有写出更多的学术论文，但他的历史观却在不断变化着、发展着。他一改过去写那种沉闷与现实无关的考据文章的风气，开始写朝气蓬勃的、富有战斗力的文章。他的世界观也由过去那种为个人成名成家奋斗，转变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争民主、谋利益而战斗。解放后出版的杂文《投枪集》就收集了吴晗这一时期的部分稿件。吴晗自己总结说，推动他进步的，“是历史，是时代”。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蓄意挑动内战。吴晗和其他进步教授一道到处发表演讲和著文，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恶行，国民党党徒对他恨之入骨，称他为“赤化分子”，叫他“吴晗诺夫”，与被叫做“闻一多夫”的闻一多齐名。国民党特务公开贴出标语，为杀害民主战士制造舆论，同时他们还私下对吴晗封官许愿，吴晗断然予以拒绝，因而他被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之中。有朋友劝他暂时回避一下，少出头露面，吴晗瞪大眼睛回答说：“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亡国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早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他置生死于度外，继续积极从事“民主同盟”的活动。人们说：在昆明，吴晗和闻一多是当时表现得最勇往直前、坚决果敢、热情洋溢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