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张元济（1867—1959年），字筱斋，号菊生，浙江省海盐县人，我国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也是一位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与时俱进、追求进步的爱国民主人士。1892年张元济参加科举考试，中二甲第24名进士，1894年被委任为刑部主事，曾是戊戌变法主要成员之一。变法失败后，张元济绝意仕途。1899年春，张元济南下到上海在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1901年，张元济“以辅助教育为己任”，投资商务印书馆，并主持该馆编译工作。1903年任该馆编译所长，1916年任经理，1920—1926年改任监理，1926年任董事长直至逝世。建国后，张元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史馆首任馆长职等。毛泽东称其参与维新运动“的确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毛泽东评点张元济】
菊生先生：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尊恙有起色，甚以为慰。此复。
敬祝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
你是参加戊戌变法运动的，你们几个读书人，关起门来变法，是注定要失败的。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你们不发动群众。……你们戊戌变法也流了血，有六个人被杀，的确对社会进步起了推动作用。
——摘自《张元济传》第26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
【张元济小传】
张元济，字筱斋，号菊生，人们都习惯叫他张菊生，浙江省海盐县人。海盐，地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地区。海盐在历史上，文治武功，代有人才，尤其是文坛艺苑，佳话迭传。经史子集，诗词歌赋，著述如林，不可胜数。历代文人墨客，常有领一代风骚者。如晋代的陆机、干宝，明代的胡震亨，清代的黄燮清等。海盐张氏是浙西望族，张元济的十世祖张奇龄是明朝1603年的举人。他极有学问，但不愿做官。后来张氏家族更是文人辈出，并以藏书、著述、校刊著称于世。张元济的六世祖张宗松博学多才，喜欢作诗刻书，他和他的几位兄弟都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这种家学渊源对后来的张元济影响很大。张元济的父亲张森玉（1842—1881年）字云仙，号德斋，也是个读书人。1863年（清同治二年）夏，张森玉21岁时，和亲戚来到广东潮州，后定居广州，在广东结婚成家，曾为广东会同、陵水知县，生有三子二女，张元济是他第二个儿子。张元济出生于1867年10月25日，他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广州度过的，直到14岁那年张元济才随母亲回到海盐定居。从出生、客居广州到返回浙江老家，张元济大抵是在平静中度过的，并没有留下什么有趣的生活轶事，更没有什么传奇般的经历。和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一样，他从7岁起入私塾发蒙，一切都在父母和师长的安排督导下按部就班地为将来的科举考试作准备。张元济读书刻苦自觉、勤勉执著，在随后的科场角逐中一帆风顺：1884年，张元济18岁时参加县试，名列第一，1889年参加杭州乡试名列第十，同科中有他后来的朋友汪康年、蔡元培、吴士鉴、徐阿、汪大曼等。1892年，张元济赴京参加会试，又金榜题名，经殿试得中二甲第24名进士，同科进士有吴士鉴、蔡元培、叶德辉、陈伯陶等，张元济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年，他才26岁。1894年，张元济被委任为刑部主事，正式踏上了仕途。1899年他又以第十名的成绩考取举人。
应试期间，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强烈地刺激了张元济。他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运动，希望通过维新拯救日益衰落的大清国。1895年冬，他与同僚陈昭常、张荫棠、夏偕复等结为“健社”，相约发愤攻读英文，钻研西方有用之学，并“以自强不息交相勉”。为了宣传维新运动，引进西方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让国人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习和研究，1897年初，张元济与陈昭常等人在英文学堂的基础上联合集资筹设西学堂，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获准后，西学堂于2月12日正式开学。
开学不久，西学堂后依严复的建议改名为“通艺学堂”。张元济等人创办的“通艺学堂”，在立意和气象上都有别于过去的洋务学堂，实质上是一所贵族学校或精英学校，即今天所说的“英才教育”学校。他们开办此学堂志在为中国的发展造就一批社会精英，并通过这—批社会精英来推动中国社会从古典向现代转型。张元济试图倾其全力将“通艺学堂”办成一所新型的，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的文理工综合性大学，一所倡导西学、培育变法人才和外交人才的精英学校。为了能使学员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西方文化和知识，张元济等还设立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并定有严明的管理制度和公开阅览的制度，以及方便读者阅读的读报方式，因此，通艺学堂大受读者的欢迎。
1898年初夏，轰轰烈烈的维新变革运动在年轻的光绪皇帝支持下全面展开。变法伊始，翰林侍读学土徐致靖奉奏上“密保人才折”，其中保荐的五人中第四人便是张元济，另外四人是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和梁启超。自此，张元济参与到戊戌变法活动中。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张元济和康有为。张元济向光绪皇帝陈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但他却不愿过深地卷入到光绪推行的新政之中，而是表示一心一意办好他的“通艺学堂”。当朝廷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总办时，张元济也坚决地婉辞了。张元济后来又两次上书光绪皇帝，指出变法要统筹全局，变法之事更不能交给守旧大臣议处，以免阻碍，要求光绪皇帝乾纲独断，果断推行各项变法措施。戊戌变法失败后，张元济与王锡蕃、李岳瑞一道被“革职永不叙用”，成了戊戌党锢孑遗。为了另谋出路，张元济平静地将“通艺学堂”遣散，将该校资产登记造册，转交于京师大学堂，然后举家南下，来到黄浦江畔的上海，结束了他六年的京官生活。
1899年春，经李鸿章的介绍，张元济在南洋公学担任译书院院长。李鸿章曾致信勉励他“读书养志，藏器俟时，自有千秋”。南洋公学就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该校成立时设立了上院（大学部）、中院（中学部）、师院（师范）、外院（小学部）等。在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前，南洋公学被公认为是中国设备最完善、人才最鼎盛的高等学院。译书院是南洋公学附属的专门从事翻译和刊印西书的机构，创办于1898年初。张元济正式就任院长后，即着手筹划译印现代西方重要的政治、法律、理财、商务等方面的著作，并时常致书严复向他请教有关译书方面的问题。严复是那时精通西学的第一人，他将所译许多西方名著包括亚当·斯密著的《原富》均交给张元济组织出版，张元济不仅给严复支付了2000元的稿酬，还给了印数百分之二十的版税，这是中国出版界最早实行版税制度的实例。1901年，原南洋公学代总理（校长）何梅笙病故，由张元济继任公学总理。他上任后励精图治，并对教学内容与形式都作了全新的改革，还开设特班，聘蔡元培为特班主任，主旨是培养学贯中西的精英人才。特班后来果然涌现出不少著名人士，如黄炎培、李叔同、胡仁源、邵力子、谢无量等。
1901年，应夏瑞芳邀请，张元济加入商务印书馆，并将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夏瑞芳任经理，张元济等人则成为“商务”的早期股东。商务印书馆创设于1897年2月17日，初为一家单纯的小印刷厂，只是承印商业广告、账册等印刷品，故取“商务”之名。张元济的加盟，是商务印书馆创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902年1月，张元济还与蔡元培等合股在上海创办《外交报》并任主编。《外交报》原来定名《开先报》，取英语前驱、冲锋之义，原为旬刊，后改为半月刊，目的是系统介绍国际关系知识和各国对华政策的现状，因此它是我国最早的全面介绍和论述国际关系的一家专门杂志。该报馆由张元济主持，蔡元培、赵从蕃、温宗尧、沈幼珊、王耕三、马裕藻等人分任撰述、译事和编辑。一直到1911年1月终刊，共出300期。张元济作为主编，自始至终参与编辑工作，这是张元济“编译书报”的最初尝试。1903年4月起，《外交报》正式改归“商务”发行，成为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刊物。1904年，张元济又创办《东方杂志》，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社会、时事等各个方面，古今中外、飞禽走兽无所不谈，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杂志之一，也是近代中国出版界中寿命最长的一种杂志。张元济还先后创办了《教育杂志》、《少年杂志》、《学生杂志》、《社会月刊》、《妇女杂志》等9种月刊和《英语周刊》、《儿童世界》两种周刊及《国学论丛》、《哲学评论》、《经济学刊》、《农业杂志》、《乐艺》等5种季刊。此外他还办有半年刊《小学教育》、年刊《社会学界》。商务印书馆共出版杂志19种，这些杂志的出版，不仅起到了传播文化思想的作用，而且扩大了商务印书馆的影响，也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了业务和财源。
张元济正式加盟“商务印书馆”后，即辞去南洋译书院院长之职，结束了他在南洋公学的本兼各职。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都投注到“商务”中，无怨无悔，无取无求，使他很快就成了“商务”的灵魂人物。经张元济的苦心策划，“商务印书馆”开始分设编译、印刷、发行三个所。张元济历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张元济上任编译所所长后，就着手物色和网罗优秀的编译人才。在他的努力下，刚刚组建的商务编译所逐渐集结起一批有志于扶助教育和文化建设的有识之士，如高梦旦、蔡元培、杜亚泉、陆尔奎等人。同时该所还聘请日本教育家小谷重、加藤驹二、长尾帧太郎为顾问。由于这些人都关心教育，注重启用新教科书，商务编译所正是在这些同仁的支持下率先按学期制度大举编纂教科书，发起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教科书革命”。在不长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系列教科书、教授法以及教学参考书。先后编印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续出算术、史地、英语等书，陆续编成了一整套初等、高等小学教科书，除国文外，还包括修身、格致、笔算、珠算、中国历史、中外地理、理科、农业、商业等教科书，共16种78册。由于《最新教科书》在体例和内容安排上符合教学原理，取材新颖活泼，难易程度适宜，切合实用，而且还附有一套《教授法》，便利老师教学，因此，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里，全国各地，包括已被日本侵占的台湾在内，大多数学堂都使用这套教科书。1906年清政府学部颁布的第一次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册，商务版《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等54册入选，占一半以上。其中有的教科书，从1902年到1910年，销数达30万册。使“商务印书馆”在学术界树立了声誉，也为“商务印书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商务印书馆”的营业额从1903年的30万元至1910年猛增到173余万元，至1922年时已跃居500万元以上，在十年左右的时期内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民族私营企业，成为晚清实业界的翘楚。
1910年7月，在外国金融骗子的哄抬下，上海发生了一起轰动一时的橡皮股票风潮。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夏瑞芳挪用公司巨款炒股失利，损失惨重，他个人连带“商务印书馆”共损失了近13万元。夏瑞芳无奈只得以自己在公司的股票作抵押，向“商务印书馆”借款10万元清偿债务。公司不得不出卖一大排新建的房屋和辞退一批资历较浅的编辑来挽救危机，“商务印书馆”的营业随之蒙受很大的损失。张元济从这一惨痛的事件中汲取教训，建立健全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把现代簿记会计和稽核制度引进“商务”，率先在华商企业中使用现代会计制度。这些措施使商务印书馆在经营管理模式上又大大地前进了。
商务印书馆既是一个新式的出版文化单位又是一所庞大的教育机构。1905年7月，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的建议下出资创办了师范讲习班，第二年又附设了供师范生实习的附属小学，这就是后来在上海以教学质量和设备著称的尚公小学。1910年，张元济和严复、郑孝胥、伍光建等7人联合发起建立了带有函授性质的师范讲习社。从1910年到1917年前后该社共办过三期，入学学生近9000人，遍及当时全国22个行省，经考试合格毕业生1960人。1915年商务印书馆正式创办了函授学校——函授学社，张元济亲任社长。函授的内容，开始只有英语一门，后来增设国文、数学、商业、图书馆等各个学科。函授学校从1915年起一直到抗战胜利才停办，前后三十年，是当时众多的函授学校中办学时间最长的。函授学校的创办，不仅为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商务印书馆开辟了一条新的生财之道，宣传之路。由于张元济在文化教育上作出了突出贡献，社会影响极大，1913年北京政府熊希龄组阁，拟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但他坚辞不就，仍专心致志地投入到“商务”繁琐的行政事务中，一门心思“在商言商”，避免卷入政坛诸多无谓的恩怨是非。
“商务印书馆”还着重编辑出版大型工具书。在张元济的主持下，1915年，我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在商务印书馆问世，接着该馆出版了《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地名大辞典》和各色各样的中外文工具书。1929年该馆出版《辞源》合订本，1931年又出版了《辞源》续编。商务印书馆还编纂出版了《中国医学大辞典》、《植物学大辞典》、《动物学大辞典》、《地质矿物大辞典》以及多种中、外文词典等一大批工具书。这些工具书，具有内容丰富，体例新颖并适于应用的特色，因而行销全国。同时商务印书馆还陆续编印了《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纳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1926年，张元济从监理的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休之后，只担任董事长一职，专心从事古籍研究，校勘和整理出版工作。经过他整理的古籍，底本选择慎重，校勘精细，影印严格，考订严密，集中地反映出张元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治学方法，以及他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独有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