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商务印书馆事业蒸蒸日上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出于消灭中国文化、长期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对“商务印书馆”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毁灭性打击，使之濒临绝境。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轰炸闸北，商务印书馆总厂及编译所、尚公小学均遭轰炸焚毁。日本浪人还潜入东方图书馆纵火，该馆大楼及46万册藏书除小部分因藏于银行保险库内，幸免于难外，均被毁，商务印书馆被迫停业。“七七”事变后，商务印书馆设立香港办事处，将部分机器运往香港，10月，总经理王云五赴港，主持香港办事处工作，商务印书馆的出版重心移到香港。1939年，上海沦陷，张元济目睹“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私人藏书又因战乱而大量流失，心痛万分。为此，他便与叶景葵、陈陶遗等商议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以便安全地保存各自收藏的大批珍贵古籍，并供人阅读。张元济任筹建委员会主任，并由叶景葵函请当时在北平燕京图书馆任职的顾廷龙主持馆务。合众图书馆于1941年落成，初起以叶景葵所赠全部藏书为基础，其后又收藏了蒋抑卮、李拔可、陈叔通、叶恭绰、胡朴安、顾颉刚、潘景郑、周志辅、胡惠春等人所捐藏书。这批藏书共达2万余册，其中有抄校本、考古报告、专业性期刊等，还有手札、清末新学书刊、山水寺庙书院志、经学、文字学、佛学、传记资料，以及大量金石拓片、戏曲文献、明代刊本、名家校本等，弥足珍贵。张元济还先后将自己历年收藏的旧嘉兴府先哲遗著470部计1822册；海盐先哲遗著355部计1115册；张氏先世著述及刊印评校藏书104部计856册及石墨图卷各一，全部捐赠给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初期由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三人负责，1946年5月，张元济被推为董事长，全面主持工作。合众图书馆在解放前没有正式对外公开阅览，但它的读者却遍及全国各地。他们或是来馆阅览，或是通信咨询。著名学者如章鸿钊、郭绍虞、周谷城、顾颉刚、郑振铎等都曾到馆查阅过资料，而陈寅恪、邓之诚、陈垣等则通过信件咨询。
三年内战期间，社会经济凋敝，商务印书馆的日子更加窘迫。在张元济的精心筹划下，“商务印书馆”在近乎绝境的悲惨状况下，依然得到了文化界有识之士的全力支持，出版了一系列至今仍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冯友兰的《新原道》、《新事论》，萧一山的《清代史》，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及译著《性心理学》，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陈恭禄的《中国史》，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编）》，许地山的《危巢坠简》，连横的《台湾通史》，杨端六的《工商组织与管理》，孙本文的《役会学原理》，林语堂的《啼笑皆非》等等。
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商务印书馆将《东方杂志》、《教育杂志》等停刊，聘请曹末风、董秋斯、李平心等筹备编《新东方》等新书刊，迎接上海解放。5月，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83岁的张元济，步入了他漫长人生的最后年月。由于张元济在文化界的崇高威望及在出版事业上的巨大贡献，也由于他在政治上与党和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边，党和人民给了他应得的荣誉和政治地位。1949年8月3日，上海市第一次各界代表会议在逸园举行，张元济被推为出版界代表出席。8月下旬，中共中央电邀张元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推举其为主席团成员。会上，张元济提了许多建议，其中的三条被采纳。10月1日，张元济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和社会各界代表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亲耳聆听毛泽东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声音。参加开国大典以后，张元济仍兴奋不已，晚上回来久久不能入睡。窗外不时传来群众庆祝共和国诞生的游行欢呼声。他回顾中国百年历史，心潮起伏，于是决定向毛泽东呈送《林文忠公政书》，并提笔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他首先祝贺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最后他表示相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定能禁绝鸦片，洗雪百年受外国欺凌的奇耻大辱。数日后，毛泽东寄来复信致谢。12月2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任命张元济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正当他忙于社会活动和操心商务印书馆事务的时候，不幸中风病倒了。毛泽东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并亲自写信问候他。
1953年1月14日，毛泽东签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任命张元济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为了全力支持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事业，张元济、陈叔通倡议将合众图书馆捐献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众图书馆由上海市政府接管，并更名为“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9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决定在各省、直辖市建立文史馆。李维汉和周而复向张元济传达了毛泽东“敬老崇文”的指示，毛泽东亲自提名张元济出任上海市文史馆首任馆长，指示“上海文史馆首任馆长非其莫属”。1954年4月1日，陈毅市长签署了聘书。1954年，商务印书馆实行公私合营，终于获得新生，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张元济继任董事长。这时他年纪太大，身体不好，故对这两个职务只是挂名，按照陈叔通的意见，采取了“一切不问”的态度。1954年和1959年，他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但是已经无法去参加会议了。
从1949到1959年这段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51年1月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在北京设立驻京办事处，4月该馆编审部迁往北京。次年8月，该馆出版部北迁，与编审部合并，改组为编审出版部。1954年5月，“商务印务馆”总管理处迁往北京，实行公私合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随后，其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合并，以出版高等学校理、工、农教材及中等专业学校课本为主。1958年1月20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主任聂荣臻签发聘书，聘请张元济为该会古籍整理出版小组委员。4月，商务印书馆又与高等教育出版社分立，并由国家出版总署指定出版任务，其中包括整理重印旧版书籍，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以及中外文工具书和海外用书等。第二年，国家出版总署重新明确“商务”的出版任务，以译印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为主，兼出中外语文及工具书和一部分外语课本。
1959年3月，张元济当选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病重已不能说话，但心里仍惦念着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务。8月14日，这位杰出的文化老人于上海病逝，享年93岁。8月1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于万国殡仪馆举行公祭仪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和朱德、周恩来、彭真、陈毅、李维汉、郭沫若、陈叔通、黄炎培等敬送花圈和挽联。张元济一生校勘古籍笔记达百数十册。著有《校史随笔》、《涉园序跋集录》、《涵芬楼烬余书录》等。近年又出版有《张元济书札》、《张元济日记》、《张元济诗文》、《张元济友朋书札》等。1987年5月，浙江海盐县建立了张元济图书馆，以志纪念。
【作者点评】
张元济是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商务印书馆的创业元老，又是戊戌变法中主张维新的改革先驱者之一。人们也许不知道张元济，但大凡识字的人一定会知道商务印书馆。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工具书无疑是《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在它们的封面上印着的“商务印书馆”五个字将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历尽艰辛，由一家简陋的印刷厂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出版社，不仅拥有全国一流的编译阵容和一流的印刷设备与技术，而且拥有庞大而健全的发行网络，其鼎盛时期在海内外大中型城市设立了87家分馆和支馆，销售网点1000余处，公司职工达4000余人，拥有资产2000万元，成为全国乃至东方文化的中心机关。他从事出版业持续时间之长，开创的项目和直接参加项目之多，在整个出版界都是罕见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张元济不像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那样为世人广泛知晓，他也没有留下显赫的声名和传世的专著，但他一生的出版事业却让人广泛受益。在发展我国科学文化的道路上，张元济做了许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工作，第一部小学教科书的编辑出版，工具书的编纂，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内的西方名著的翻译出版，函授教育的倡导，涵芬楼和东方图书馆的创办，在国内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他毕生努力沟通中西文化，主持译介西方学术著作，并主持整理和出版大量古籍，为弘扬中华文化，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立下了卓著功勋，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李庆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