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红25军两千多将士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大别山出发，开始战略转移，走上漫漫长征路。到了鄂东，徐海东听说中共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根据地当过师长，便建议程子华任军长，自己降职改任副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徐海东的意见。经过两个月的行军，跋涉6000余里，红25军进入陕南。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身负重伤，徐海东头部中弹，昏迷不醒达四天之久。不久，葛牌镇战斗又打响了，徐海东伤势很重，躺在床上。当他听说部队打得不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他立即让四个人扶着爬到山上的军指挥部协同指挥部队，使战场形势有了转机，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加两个营。在此期间，徐海东与吴焕先、程子华等率领部队开展游击战，采取“先疲后打”的对敌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使红25军从出发时的两千余人发展到3200多人。7月中旬，红25军越过终南山，到达西安附近。当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挥师北上的消息后，徐海东欣喜之极。在鄂豫陕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徐海东建议道：“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红军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中，即使我们这3千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于是，省委决定，红25军立即西进甘肃，牵制敌人，全力策应主力红军北上。第二天，部队便在“迎接党中央!迎接第一、第四方面军”的口号声中出发了。徐海东率前卫团开路，打下两当，夜袭天水，强渡渭水，攻占秦安、威逼静宁，占领隆德，翻越六盘山。不幸的是，在随后的四坡村战斗中，政委吴焕先壮烈牺牲。徐海东含着眼泪亲自为吴焕先擦净身体，掩埋好烈士的遗体，然后继续率领部队前进，发誓要把红25军带到陕北根据地，找到党中央。部队在西南公路附近又与敌人周旋了半个多月，天天派人打听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然而却一无所获。这时，敌人又从四面包抄过来，欲置红25军于死地。徐海东身兼数职，全部重担压在他的肩上。他带领部队涉过泾水，翻过人烟稀少的绍山，忍饥挨饿，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边界。1935年9月7日，省委扩大会议在豹子川召开，会上正式决定由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9月15日，红25军部队终于到达陕北根据地延川县永坪镇，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在永坪镇，红25军与刘志丹率领的红26、27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和陕北省委委员。不久，在同事们的关心下，他与周东屏结婚。周东屏是红25军中仅有的七个女战士之一。同年10月，徐海东率部取得崂山、榆林桥两次战斗的胜利。他非常注意和刘志丹处理好关系，注意同陕北红军搞好团结。在军事上则采取“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战法，使我军伤亡很小，取得的战果却不小。仅崂山一战就全歼东北军110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3千余人。
1935年11月初，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并写信给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感谢他们的帮助和支援。徐海东看后兴奋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他一仗，作为见面礼!”随即，他率部南下攻打张村驿。战斗刚开始，程子华就派人告诉他，说毛主席下午要到军团部。他立即策马飞奔往回赶，一百三十五里路，仅用三个多小时就赶到了，见到日夜思念的毛主席。毛泽东同志开口只一句“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竟使徐海东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自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一直孤军奋战，由于没有电台，听不到中央的声音，得不到中央指示，就像与亲人失散的游子一样无依无靠。现在好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来了，中央红军也来了!当徐海东带着毛主席送给他的电台返回前线时，他心里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温暖，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自从刘志丹的问题得到正确解决以后，徐海东心里还惦记着另外300多名将士被冤枉对待的问题。终于有一天，他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情况，特别是那些仍然受冤枉同志的情况。毛泽东当即问：“你看他们像不像反革命?”徐海东坚定地说：“不像!”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说：“不像就全部释放!”当徐东海将300多名受冤枉的同志召集在一起，宣布释放命令说“我奉毛主席的命令向大家宣布，你们的事情都了结啦”的时候，顿时大家声泪俱下，有的放声大哭，有的低声抽泣。他们由衷地感谢徐海东首长给了他们绝处逢生的机会，从此意气风发地走上工作岗位，投入了新的战斗。1935年11月，徐海东率部会同红1军团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决定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1936年1月31日，中央军委在延川召开高级军事干部会议，作出了东渡黄河，打倒阎锡山反动统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开通抗日前进道路的决定。延川会议后，徐海东奉命率红15军团秘密开到黄河西岸，驻扎在延长以西的沙滩坪、郑庄地区，悄悄地进行东渡黄河的准备。徐海东则带着一路人马化装成老百姓，踏着积雪，沿黄河西岸察看地形，直到把渡河地点、河东岸敌人兵力部署、工事构筑和我军行进道路都调查清楚后，才同大家一起回到指挥部。而此时在黄河的东岸，阎锡山为了阻止红军东征，改“以攻为守”为“以守为攻”，妄图凭借黄河天堑层层设防，阻止红军东征。2月20日晚9时，徐海东发布命令，渡河战斗正式打响。次日，当太阳升起时，红15军团全部渡过黄河，并与林彪率领的红1军团会合，在兑九峪地区歼敌两个团。随后，红军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一路攻城拔寨，直向纵深发展。根据毛泽东“各撒一网”的指示，红军兵分三路，呈犄角之势东进。徐海东所部为左路军，乘虚北上，向晋西北发展。3月18日，徐海东派出的侦察小分队带回一个重要情报：阎锡山为保卫自己的地盘，正集中二十多个团进攻我中路军，而太原地区敌人防务空虚。得到这个情报，徐海东大喜，决定派兵直捣敌人心┰唷—太原，打乱敌人的部署，减轻我中路军的压力。3月25日，徐海东亲率一个团、经文水、临汾东进，直逼太原。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扰乱敌人的视线，徐海东让部队有意大张旗鼓，虚张声势。沿途阎锡山的部队一听说“徐老虎”来了，便吓得屁滚尿流，慌忙逃窜。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把戏唱足，艺高胆大的徐海东竟命令骑兵连上阵，在离太原城仅五六里之远的地方飞驰，敌人站在太原城墙上，已能够看见红军骑兵的雄姿。面对人心惶惶，军无斗志的太原城，阎锡山生平第一次产生了末日临头的恐惧感。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巢，阎锡山急调驻陕北绥德、米脂的孙楚所部两个师回晋；命令王靖国的第70师、杜春沂的独1旅和傅春怀的独3旅加强太原城防；令正在晋南隰县、石鼓的李生达、杨效欧两部十五个主力团，向徐海东所部大举反扑。当时，晋军总指挥杨爱源、骑兵司令赵承绶都亲临汾阳督战，下令太原外围各县构筑工事，加强戒备。为了以防万一，阎锡山还命令守城士兵在绥靖公署大门前堆积沙袋，架设了十几挺重机枪，以保护自己的安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阎锡山宣布：“凡击毙徐海东者，赏洋5万元。”就这样，他仍心有余悸，称自己“昼夜策划，十余日不能安睡”。城外的徐海东还在继续唱戏，他带兵多年，深知国民党军队的秉性，在弄不清我方兵力虚实的情况下，决不敢贸然派兵出城交战。此时，程子华率红15军团主力也在太原附近地区展开强大攻势，相继攻克了许多重要城镇，进一步造成红军即将围攻太原的假相。就这样，已经上了圈套的阎锡山对红军攻打太原更加信以为真，惶惶不可终日，一天数电各路兵马火速驰援太原，并请求蒋介石速派中央军入晋，共同对抗红军。徐海东见敌人乖乖地被自己牵着走，认为目的已经达到，便调转马头折回，率部与军团主力会合。
由于徐海东巧施妙计，打乱了敌人的军事部署，分散了敌人的兵力，为我中路和右路红军扩大战果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但徐海东的红15军团却由此陷入了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面对晋绥军前后夹击的态势，徐海东与程子华一合计，决定给阎锡山上演一出“先疲后打”的拿手好戏。红15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故意摆出一副不敌晋绥军优势兵力追剿的姿态，有意让部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尾追的敌人若“掉队”了，就停下来休息；当敌人追上来时，又甩开大步把敌人丢在后面。阎锡山的晋绥军一贯养尊处优，哪里吃过这份苦头，没有几天的功夫，十几个团的人马就被拖得人困马乏，毫无斗志。4月4日，红15军团与刘志丹领导的红28军在白文镇会师。等尾追我军的敌傅存怀旅赶到时，迎接他们的只是一座空城，红军早已无踪无影了。一天，徐海东接到侦察小分队传来的情报，后面敌人的六个步兵团已经追上来了，距我军只有四五十里的路程。徐海东在马上环视了一下四周的地形，决定在这里打敌人一个埋伏。在徐海东和刘志丹的共同指挥下，红军迅速占领了道路两侧的有利地形，设下伏击圈，准备给追敌一个迎头痛击。几个小时后，徐海东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像一条长蛇一样向前蠕动，非常高兴，转身向一旁的通讯员命令道：“告诉各部队，要注意隐蔽，没有命令，不准随便开枪，把敌人全部放进来以后再打!”当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徐海东一声令下，埋伏在两侧的红军便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人。突如其来的枪炮声吓懵了敌军，敌军一时阵形大乱，有的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红军雨点般的子弹击中，残余之敌则四散逃跑，企图突围，无奈均被红军击退。经过激战，红军全歼晋绥军两个步兵团和两个炮兵连，阎锡山这才真正领教了“徐老虎”的厉害。
白文镇战斗之后，徐海东、刘志丹率部向晋南进发，敌军紧追不舍，企图在金口镇一举吃掉红军。徐海东果断决定，部队分头组织突围，然后寻找敌薄弱环节，给予敌人狠狠打击。当晚，刘志丹率红28军突围后向三交镇方向开进，徐海东率部突围后经中阳向暖泉方向游击。途中，徐海东从敌俘口中得到重要情报，驻汾阳之敌第66师第196旅奉命开往中阳，现敌前卫第392团已到达师庄附近。徐海东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一支孤军，他当机立断，命令223团一个营占领师庄以西的天龙庙高地，阻击中阳县城守军的增援；以该团另两个营跑步从大石头村的北侧高地向敌发起冲击。战斗发起后，敌团长郭登瀛指挥部队仓促应战，但由于大石头村处在一条狭窄的山沟中，红军居高临下，黄昏之前就解决了战斗，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郭登瀛。郭登瀛是阎锡山得力干将杨效欧的心腹，徐海东很早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层关系。因此，徐海东便把他带到东征红军总部，郭登瀛在那里受到毛泽东、叶剑英等红军领导的亲自接见。然后徐海东又将他送到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学习，希望他劝说阎锡山停止和红军的敌对行动，共同抗日。学习结束后，应我党的要求，郭登瀛回太原将我党抗日主张通过杨效欧转交阎锡山，为以后国共两党在山西合作，共同抗日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师庄一战，阎锡山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不几次急电南京，请求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心下十分窃喜：“娘希匹，我正愁没法收拾这个老狐狸，现在他自己求上我了，这可正是天赐良机。”于是，蒋介石派重兵紧急驰援山西，并委任陈诚为总指挥，协助阎锡山“进剿”红军。阎锡山得到了蒋介石的救援，像打了一针强心剂，又来了精神，也调集五个师和两个旅的兵力向晋南逼进，蒋、阎联手，企图将我东征军围歼于山西境内。为避免与敌决战，保存抗日实力，中央军委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命左、右两路红军向西集结。为掩护红军主力安全渡过黄河，徐海东率部阻击国民党与阎锡山的追兵，拼死抵抗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战斗异常激烈，部队伤亡较大。随后，他趁敌不备，命令部队快速向渡口方向撤退。为避免一个战士受伤，徐海东不幸从马背上摔到地上，头部擦到一块石头，鲜血直流，还跌掉了两颗门牙。5月5日下午，红军全部安然返回黄河西岸，东征战役结束。不久，红军总部召开东征战役总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风趣地说：我们的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只是徐海东丢掉了两颗门牙，再也找不回来了!说得全场干部哈哈大笑起来。不久，徐海东又奉命西征，配合左路军，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西安事变不久，应张学良、杨虎城的请求，徐海东率红15军团赴商州共同防御亲日派的武装进攻。当亲日派武装听说大名鼎鼎的“徐老虎”来了，吓得一下后退了40里。
抗战爆发后，徐海东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的战斗，从山西打到河北，从正太路打到平汉线。由于日夜辗转，积劳成疾，徐海东终于因吐血不止而病倒战场，返回延安治疗。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请命前往华中担任新四军第4支队司令员，并于1939年12月抱病指挥新四军第4支队进行反“扫荡”，与敌激战三昼夜，取得周家岗战斗的胜利。然而，就在这次战斗总结大会上，他又大口吐血，晕倒在讲台上，从此一病不起，永远告别了战场!1941年5月，毛泽东从延安给徐海东发来一份电报，嘱咐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看完电报，流下了眼泪。
新中国成立后，徐海东曾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徐海东遭受迫害，于1970年3月25日逝世，享年70岁。
【作者点评】
徐海东将军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位，其名如雷贯耳，人称“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其威名常常使敌人惊慌失措，魂飞魄散。国民党反动派曾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大洋。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中，恐怕没有人能比徐海东更加‘大名鼎鼎’的了，也肯定没有人能比他更加神秘的了。”
其实，徐海东并不神秘。正如其在《生平自述》中所写的：“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在参加革命前，徐海东只是一个苦大仇深的窑工，然而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他强烈的无产阶级意识，塑造了他坚强、勇敢、无私、坦诚的品格。当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便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洪流，不惜用鲜血与生命去为被压迫阶级抗争。当斯诺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其中有27个近亲，39个远亲，甚至婴孩都杀了时，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斗争。在斯诺看来，要了解红军，了解中国革命，展望中国革命的未来，徐海东其人其事便是最好的例证。就连张国焘后来在其《我的回忆》中也承认：“徐海东的奋斗经历，是一篇标准的红军军人的壮烈史诗……”
毛泽东非常钟爱徐海东这位虎将。当徐海东住院治疗时，他发电嘱咐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每次开会，他都要问“海东同志来了没有?”他高度赞扬徐海东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此言不虚，可谓中肯之致。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徐海东同志奉献了他的一切，其不朽功绩将永照神州，彪炳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