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由于国家统一，丝绸之路畅通，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人、使者、僧人较前代大为增加。敦煌是通往西域的最后一个驿站，出了阳关、玉门关，便是茫茫戈壁大漠，通往西域的路上，随时可能遇到饥渴、迷路、抢劫……的威胁。离开敦煌前向佛寺布施，对于商人、使者、僧人来说，既是对平安的祈求，也是对勇气的鼓舞。莫高窟420窟窟顶东披壁画《观世音普门品》里，就形象地反映了这一现实。画面上描绘了商人出发前的祈祷，灌饮骆驼，驼队的遇险，坠崖；货物的散失；强盗的劫掠，官吏的刁难等等，现实生活的内容以宗教题材反映在壁画上，真实地再现了丝路贸易的艰难，以及商旅们为保平安而对佛的祈求。来往于敦煌的商人、使者，是敦煌佛教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隋代佛教的发展还表现在石窟的开凿大大超过了前代。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信教群众的不断增加，不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把开凿洞窟看作一项功德而参与其事，因此有隋一代短短的37年中，共新开洞窟110个，这个数量比现存莫高窟早期200年间所开洞窟的总数还多，开窟的速度在莫高窟开凿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石窟艺术也与隋代佛教发展相适应，呈现出上承北朝、下启盛唐的特点。
唐、五代是敦煌佛教鼎盛时期，保存至今的敦煌文献，以这一时期最为丰富，石窟的开凿，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文献记载和石窟开凿互为印证，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活生生的敦煌佛教画卷。
由于敦煌历史的特殊性，学术界一般把公元781年吐蕃占领敦煌，作为唐代敦煌历史前后期的分界线。唐代前期敦煌佛教的繁荣，是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政治力量的强大分不开的，同时，敦煌佛教受到来自内地及印度、西域佛教的影响，使敦煌佛教大放异彩。
唐代前期，由于丝路的畅通，中印两国僧人也开始了频繁的交往，中国的玄奘、义净、慧超等一大批僧人，不远万里，主要经由丝绸之路前往印度学习；印度僧人也纷至沓来，如玄宗时在长安创立佛教密宗的善无畏、金刚智、不空3名印度僧人，被称为“开元三大士”。玄奘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正是由于中印僧人的交往，使敦煌地区的佛教继续受到印度佛教的影响。
说到印度佛教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提及唐太宗时期的玄奘法师和外交活动家王玄策。玄奘是我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俗姓陈，名袆，今河南偃师人，13岁时随其兄出家，在洛阳净土寺学习佛经。为了解决佛经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和译经真伪难辨的问题，玄奘决心去印度考察学习。629（贞观三年），他悄然离开长安，独自一人踏上西行之路，不久来到河西重镇凉州。当时由于唐朝初立，为了防止占据西域地区的突厥，在河西一带设防极严，百姓不能随意西行。玄奘到达凉州后，凉州都督李大亮下令他返回长安，玄奘在慧威法师的帮助下，星夜离开凉州，一路昼伏夜行，风餐露宿，经张掖、酒泉，到达瓜州（今安西县东双塔堡一带）。瓜州刺史独孤达是一个佛教徒，他当着玄奘之面撕毁了凉州都督下令捉拿玄奘的公文，帮助玄奘离开瓜州。玄奘离开瓜州，出玉门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印度。玄奘在印度遍访各地，饱览经书，钻研佛教各宗，学问大增。但是，玄奘身在印度，心却飞向故国，645年（贞观十九年），玄奘回到阔别17年的长安，路过敦煌时，唐太宗命官吏前往迎接。玄奘回到长安后的19年，共翻译佛经75部，1335卷。由其口授，弟子辨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成为今日研究中亚、印度历史的重要文献。玄奘新译的佛经，也很快传到敦煌，藏经洞中就发现了很多，其中仅《大般若波罗密多经》的写本就保存了1000多个卷号。安西榆林窟壁画“唐僧取经图”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
除玄奘大师外，贞观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还出过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王玄策。从太宗贞观十七年至高宗龙朔三年（642年一663年），王玄策先后4次奉诏出使，往还于大唐帝国和印度摩伽陀王国之间。王玄策奉旨完成使命后，根据自己的经历和见闻，撰成《中天竺国纪行》一书，详细叙述了中天竺国的地理、地貌、山川、形胜、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社会风情等。《中天竺国纪行》一书问世后，很快受到公私学人的重视和利用，唐代知名画家杨廷光，以其所记内容绘成《西域记图》，画于长安昭成寺的障日之上。唐代晚期，其画影响及于敦煌莫高窟壁画。莫高窟出现的诸多佛教事迹故事画，极有可能就是其画的摹拟。可惜的是，王玄策所著之书在宋代以后就遗失了，人们只能从其他书刊中对其钩稽、整理，但王玄策的活动及其影响并未因历史的推移而湮没。
唐前期敦煌佛教同时也受到中原内地的影响。首先，长安、洛阳的写经在敦煌流行，大云、灵图、龙兴、开元等奉敕修建的官寺的存在，使长安、洛阳两都新译的佛经也能很快传至敦煌，这在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献中有充分的反映。其次，有不少高僧大德来到敦煌弘传佛法，如高僧昙旷就在敦煌居住19年，撰写了不少解释大乘佛教的著作。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累世苦修”才能成佛的说教，已经失去了作用，倡言无论贵贱贤愚，只要专心念佛，凡夫皆得脱离秽土，转生净土的净土宗等在中原流行的廉价成佛、快速成佛的佛教思想也流传到了敦煌。与此同时，中原寺院的壁画样稿也随同佛教经典和高僧来到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保存了大批由内地传来的经变画粉本，如“弥勒下生经变”、“牢度叉斗圣变”，等等，成为画工创作的依据和参考，为敦煌艺术的辉煌，增添了新的内容。
在印度、西域佛教及内地佛教的影响下，唐代前期敦煌佛教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寺院的数量大大增加，见于记载的就有龙兴、灵图、开元、大云、普光、金光明等寺；信教群众也更广泛地深入民间，各阶级、阶层都有佛教信徒。从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和藏经洞写经题记看，唐前期出资开窟、写经的既有僧官、僧尼、男女居士，也有当地的达官贵人，文武官僚、工匠、行客、侍从、奴婢和一些善男信女等；唐代前期，河西、敦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不少官僚、士卒在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及西州、于阗等地服役，在西出阳关、玉门关前后，他们和他们的家属也要向莫高窟布施、礼忏、祈祷，出资开窟造像，希望在佛祖的保佑下早日回还，与家人平安相见。唐代前期，统治者不时提高道教地位，但敦煌地区的佛教，由于群众的普遍信仰，始终向前发展。尤其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出于称帝需要抬高佛教地位，对敦煌佛教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史称武则天为了称帝，授意法朗、薛怀义等和尚于载初元年（689年）著《大云经疏》，说弥勒菩萨为化度众生变为女身，“作阎浮提主”，“以继王嗣”，“当王国土”，武则天称帝后，即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并将《大云经》送往各大云寺收藏。莫高窟北大像（即第96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P．3720《莫高窟记》载：“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一百四十尺”，北大像虽经后代重修，但仍是当今世界上保存最完好，规模最大的彩塑作品。《莫高窟记》还记载“开元年中，僧处谚与乡人马思忠等造南大像，高一百廿尺”。南大像即在今莫高窟第130窟。南、北大像的修建，是莫高窟历史上的壮举，也是唐代前期敦煌乃至整个唐王朝繁荣、富强的象征。除南、北大像的营造外，唐代前期是敦煌莫高窟造窟最多的时代，现存洞窟140个，这些洞窟是敦煌佛教和佛教艺术全盛时期的缩影。
安史之乱后，唐大军东调，吐蕃势力趁机进入河西，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抗蕃斗争达10年之久的沙州军民，在得到吐蕃方面不将其迁往其他地区的承诺后，与吐蕃结盟而降，从此敦煌落人吐蕃之手达60余年。
吐蕃时期，沙州佛教势力空前发展。由于吐蕃统治者的大力扶持，僧侣的地位很高，一些高僧甚至可以参预政事。如参预张议潮起义的高僧洪□，吐蕃时代就是“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张议潮之婿李明振的叔父僧妙牟，常在吐蕃赞普左右参与政事，兼“临坛供奉”。吐蕃时期，寺院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到吐蕃后期，只有25000人左右的沙州，寺院已发展到17所，僧尼人数已近千人，足见佛教势力之大。吐蕃时期佛教势力膨胀最突出的一点是寺院经济的发展，当时敦煌的寺院除了拥有田地、果园、粮仓、碾、油坊、牲畜、车辆等财产外，还拥有自己的依附人口——寺户，寺户承担的劳役，据s．542《戍年六月十八日诸寺丁口车牛役部》记载，约8大类，40余种。
吐蕃统治时期，佛教仍受到中原内地佛教的影响。一是在吐蕃委派的掌管宗教事务的蕃都统主持下，组织专门的“译坊’、“经坊”，派人向唐朝求取佛经，进行翻译、印刷。二是延请俗讲僧到河西各汉族聚居区宣讲佛法。俗讲是唐、五代时期流行于寺院，由俗讲僧向世俗大众通俗讲解佛经教义，并增加故事化成分，以宣传佛教为目的一种宗教说唱形式。它是由正式讲经转化而来，由于以阐述佛教哲理为主的讲经一般群众难以听懂，于是俗讲这种形式便应运而生。吐蕃统治者把俗讲僧请到河西讲经，就将俗讲形式传到了河西，它对敦煌佛教和敦煌文学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的兴盛，又对吐蕃文化产生了影响，摩诃衍在沙州陷落后，曾奉吐蕃赞普使命，从敦煌到逻娑（拉萨）传授汉地顿悟禅法。另一位敦煌高僧昙旷，曾回答赞普有关佛教顿渐之争的疑难问题。
三
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敦煌大族张议潮，趁吐蕃势力衰弱，唐中央政府准备收复河陇之际，联合当地各族起义，驱逐吐蕃守将，据有瓜、沙二州。接着，张氏扩充军队，且耕且战，又攻克东面肃、甘等州，大中五年（851年），唐设沙州归义军，授张议潮为节度使。从此，敦煌进入归义军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统治敦煌地区近两个世纪。
由于敦煌在佛教传人后始终保持着常盛不衰，加上它不断从中原和西域两个方面汲取营养，这一时期，敦煌佛教已形成自己独有的特点，同时，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又对中原和西域的佛教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如果从丝绸之路文化交流这一角度去分析，晚唐、五代、宋初敦煌佛教呈现了以下一些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