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橘瑞超也装扮成维吾尔人正在由若羌向甘肃进发，在路上碰到一个从敦煌回来的维吾尔人，打听到吉川正在敦煌寻找他。得知这一消息后，橘瑞超便日夜兼程向敦煌赶去。1912年1月26日，在敦煌与吉川小一郎相会。2月中旬，橘瑞超参观了莫高窟，但藏经洞文献经斯坦因、伯希和劫掠后，中国政府又将剩余部分运到北京，这也很令橘瑞超失望，“我和吉川君一起搜集古物，发掘古遗址等，由于时间关系而未充分获得研究资料，是很遗憾的”。“我搜集斯坦因博士拿剩的东西，以及寺僧们隐藏放置的东西，先后带回国来”。在敦煌时，大谷光瑞给橘瑞超发去电报，鉴于中国国内局势，要他中止在中国内地的旅行，取道新疆，经俄罗斯回国。这样，橘瑞超就放弃了原来的计划，由乌鲁木齐北上，经西伯利亚铁路回到日本。1913年2月，吉川小一郎也离开吐鲁番，经焉耆到库车，调查了库木吐拉、苏巴什等遗址后，又西进喀什，南下和阗，北上伊犁，最后东返乌鲁木齐，经吐鲁番、哈密、敦煌、肃州等地，回国途中，吉川小一郎于1914年初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买到一批敦煌文献，于1914年5月回到北京，从而结束了日本第三次中亚探险。
第三次大谷“探险队”掠去的文献约有数百卷，这些敦煌文献最初收藏在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后来由于西本愿寺财政困难，大谷被迫辞去西本愿寺宗主职位，并变卖二乐庄及在我国西北劫掠的文物，大谷“探险队”劫去的敦煌文献也逐渐流散到旅顺、汉城、京都等地。
在对藏经洞文物的大劫掠中，鄂登堡可谓姗姗来迟者。鄂登堡是俄国佛教艺术史专家，1909年至1910年间，他在沙俄外交部的资助下进入吐鲁番、库车进行第一次探险，掠去不少文物。1914年5月，俄国研究中亚及东亚的“俄国委员”派遣鄂登堡率团前往中国考察，考察地点是敦煌石窟，考察的借口是所谓寻找中国西北地区佛教艺术遗迹进行断代的可靠依据并鉴定其各种风格。同年8月，鄂登堡一行到达莫高窟。鄂登堡考察队在敦煌停留了几个月。其间，他们为莫高窟全部石窟编写了叙录，测绘了平面图，拍摄了3000多张照片，还临摹了一些壁画，采集了石窟沙石样品。此时藏经洞文物经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人的劫掠及中国政府的清理，已所剩无几，鄂登堡除了收购王道士私藏的剩余部分和流散在敦煌一些私人手中的经卷文书外，还对藏经洞进行了细致地发掘，获得了大批材料。鄂登堡收集到的敦煌文献大部分为碎片，较完整的只有四五百件，但总数却在12000余件，另外还有约350件绢画、纸画、雕塑等艺术品，鄂登堡所收集的文献后藏于圣彼得堡冬宫亚细亚部（即今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绢画、纸画、彩塑等敦煌艺术品则至今仍存放在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冬宫）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还珍藏着鄂登堡当年在敦煌活动时的6大册笔记。由于这些笔记长期以来没有发表，人们对鄂登堡在敦煌活动的详细情况还难以了解。据悉，鄂登堡敦煌笔记的汉译本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到时鄂登堡在敦煌活动的真相将大白于天下。
藏经洞的文物没有了，但莫高窟的厄运并未就此结束。1920年至1921年间，苏联十月革命后在国内战争中失败的数百名沙俄白匪在陆军少校阿连阔夫的带领下，逃窜出国，俄军士越过边界，从新疆逃到中国后被拘留。1920年9月，新疆当局将俄军残部由伊犁遣送乌鲁木齐，为防不测，又被送往奇台驻扎。。1921年1月，俄军袭击奇台，由于中国军队事先防范，俄军未能得逞。新疆督军杨增新恐俄军久住新疆再生祸端，便和甘肃督军陆洪涛商议，准备将俄军残部遣往甘肃。经过多次协商，陆洪涛答应先安置到敦煌再做处置。沙俄残匪到达敦煌后，敦煌地方当局从自身安全考虑，竟将其安排在莫高窟。这些既无佛教信仰又缺乏文化修养的俄军匪徒，在莫高窟驻扎达半年之久。在绝望潦倒中，洞窟壁画就成了他们恣意发泄的对象。他们不仅在壁画上乱涂乱抹，写上俄军沙皇旧部的番号，还在佛像嘴边写上斯拉夫人的下流话，他们还在洞窟角落生火做饭，不少壁画被油烟熏黑污损。更有甚者，他们将窟内塑像断手凿目，甚至挖心掏腹。白俄匪军对敦煌石窟的破坏，至今在参观莫高窟时还能看到。
最后一位来到敦煌盗宝的是美国人华尔纳。1923年秋，由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兰登·华尔纳和宾西法尼亚博物馆的霍勒斯·杰恩组成的第一支美国“远征队”到达中国。9月4日，他们从西安出发，经兰州、酒泉，于11月13日到达黑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在华尔纳到达黑城之前，俄国的科兹洛夫和英国的斯坦因已来过这里，并进行了大量的发掘，有价值的文物也被运走。华尔纳的“远征队”虽然在这里发现了一些小物品，但同科兹洛夫和斯坦因相比，却使华尔纳感到失望，加之天气寒冷，深入发掘困难很多，华尔纳和他的同伴只好离开黑城，赶赴下一个目标——敦煌。
在赶往敦煌的途中，杰恩因冻伤返回北京，华尔纳便和其他随员一起到达敦煌。华尔纳到达莫高窟时，藏经洞已空无一物，身为美术史和考古学专家的华尔纳就将其劫掠的目标转向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所以，当华尔纳直接进入有壁画的洞窟时，便不由自主地表白道：“我除了惊讶得目瞪口呆外，再无别的可说……现在我才第一次明白了，为什么我要远涉重洋，跨过两个大洲，在这些烦恼的日子里，蹒跚地走在我的马车旁边。”他承认，“我到这里来原是为了核对古物年代，是为了能轻易地驳倒那些学者教授们，并且也是为了发现艺术影响的。现在我站在一所佛堂中央，双手插在衣袋里，陷入了沉思之中”。当他看到两年前被俄残匪破坏的壁画时，却为自己盗割壁画找到了辩解的理由，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他们一直是安然无恙的，但在当前看来，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看到这种摧残文化与艺术的行为，就是剥光这里的一切，我也毫不动摇。”华尔纳在给王道士相当多的礼物后，得到了王道士剥走壁画的许可。和以往其他考查队在中国西北盗割壁画的方法不同，华尔纳用来剥离壁画的是一种新型的特殊化学溶液，这种溶液能使壁画与洞壁分离，把壁画粘到沙布上再剥下来。用这种办法，华尔纳从莫高窟320、321、328、329、331、335、372等洞窟中，共剥取26幅壁画，计32006平方厘米。同时还掠走了包括盛唐328窟中最优美的半跪式观音在内的数尊塑像。这批东西后来均为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收藏，因而也使福格博物馆因收藏这些艺术品而闻名于世。
华尔纳从第一次敦煌之行的收获中受到很大鼓舞，1925年，他再次率队前来中国，准备剥取更多的壁画。但此次敦煌之行，华尔纳却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华尔纳剥走壁画的事已被敦煌民众发觉，他们对这种破坏圣地的行为十分气愤，他们曾多次诘问敦煌县长和王道士，甚至截留前任县长，要求追回华尔纳盗走的壁画。5月19日，华尔纳率团到达敦煌后，翟荫（即杰恩）等人即去县府接洽，杨县长态度很坚决，不允许他们在莫高窟住宿，于当日下午召集会议商议此事，并对华尔纳的行动作了如下规定。（1）华尔纳及“考察团”的团员不准留宿千佛洞。（2）“考察团”的团员全体去参观千佛洞时，必须受群众监视，并必须当日返城。（3）不准触毁壁画及其他一切文物。莫高窟离敦煌县城约25公里，马车往返要走8小时左右，这样华尔纳及其“考察团”每天考察莫高窟的时间大大减少，再加上经常有人监视，无法下手剥割壁画，因此，他们在莫高窟游览了3天便离开了敦煌。
华尔纳灰溜溜地走了，西方列强对莫高窟的劫掠也从此结束了。笼罩在丝绸之路上的魔影，随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也烟消云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