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像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所为何来？
大概在南宋年间，广东嘉应州长乐县崛起一个姓李的人家，家长李子敏和他的儿子李上达，创家立业，慢慢家道兴旺。子孙繁衍，就成了一方有名的氏族。后来代代相传，传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李润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携眷迁到四川来，先住隆昌萧家桥，后迁富顺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连年战争蹂躏以后，地旷人稀，湖广一带的人民，都纷纷迁来居住；这个李姓人家的迁居，当亦不外此种原因。自李润唐入川以来，家道又慢慢兴旺，子孙繁衍，传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颗思想界的彗星，读书穷理，好立异说，那便是以“面厚心黑”创教立宗的李宗吾氏；这人自民国以来，已成为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为避寇入川，得读李氏的许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识，而结为好友，始尽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论思想，他并不是像外间所传的虚妄怪诞，立意在惊世骇俗的人。他的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学”，偏偏自称为“厚黑教主”，这种“反话正说”的作风，究竟是所为何来？世人不必笑他骂他，应当先加以深切的反省才是。释迦并不应该入地狱，耶稣并不应该钉十字架；但释迦偏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耶稣偏说：“凡不背着十字架走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这又是所为何来？我们同样是应该加以反省的。至于李氏的谈教育、谈政治、谈学术思想等，都是一本正经的立论；不过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发前人之所未发，言近人之所未言，于是一般传统的学者，就骂他是旁门外道罢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要怕他放言高论了；可是他一生的行事，尚为世人所不尽知，生前的言论思想，也有许多是被忽略的。我为纪念这位亡友起见，不惜多费笔墨，作此《厚黑教主传》，好教世人借以评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绪五年（一八八〇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字，不是他的原名，这是他后来一再改定的。他的名号几经改变：当他幼年的时候，脾气非常蛮横，毫不依理，见者呼为“人王”；他的父亲就把“人王”二字，合为“全”字，加上辈名“世”字，名为世全。算命先生说他命中少“金”，就加上金旁，成为世铨。后来私塾先生又说他命中少“木”，并不少“金”。他也正嫌父亲为他命的名不好，便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是表示信从孔子的意思。二十五岁时，思想大变，对于儒教颇不满意，心想与其宗法孔子，不如宗法自己，因改字宗吾。他常说：“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独立的旗帜。”以后宗吾字行，而世楷的名字，就几乎无人知道了。
宗吾兄弟七人，姊妹二人。在兄弟中他是行六，三哥早死，其余六房均得成立，他的父亲命名为“六谦堂”。除他一人外，兄弟皆务农；惟他的七弟后来开机房，略具商业性质。宗吾是相信遗传和胎教的，他说他之好读书，是决定在先天的，因为生他的那几年，正是他父亲闭户读书的时候。并且他还引苏氏父子为证，他说：“世称苏老泉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考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己酉，仁宗明道二年乙亥满二十七岁。苏东坡生于丙子年十二月十九日，苏子由生于己卯年二月二十日。他们弟兄二人，正是老泉发愤读书时代生的。历史上二十七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老泉一人，生出两位文豪；四十岁才发愤读书的，只有我父亲一人，生出一位教主，岂非奇事？东坡才气纵横，文章豪迈；子由则人甚沉静，好黄老之学，所著《老子解》，推为古今杰作。大约老泉发愤读书，初时奋发踔厉，后则入理渐深，渐归沉静，故东坡子由二人，禀赋不同。我生于我父发愤读书的末年，故我性沉静，喜读老子，颇类子由；惜我生于农家，为学不得门径，未免有愧子由了。”他说他的奇怪思想，也是禀自他的父亲；实则他家一连几代，个性都有点特殊。我不妨先追溯到他的曾祖说起，来剖视一下他的血统看看。
宗吾的曾祖，名永枋，性格异常严肃，虽是一位开染房的老板，可是道貌岸然，无人不敬畏他。凡族亲子弟，衣冠不整者，酒醉者，如果走到他的店门，立即屏气敛容，才敢经过。但他对人，并无疾言厉色，仍是具着一副慈祥温和的态度。生平从未做过亏心事，享寿七十岁；临死之前，命家人捧水进巾，自浴其面，帽微不正，手自整理，然后凭几而卒。
宗吾的祖父，名乐山，一生务农，兼种小菜出售；暇时，则贩油烛及草鞋，沿街叫卖。身形魁伟，性情朴质，上街担粪，有人和他说话，他必站立对答，粪担在肩上，不知放下；遇见狡猾的人，就故意拿他开心，久谈不止，他便左肩换右肩，右肩换左肩，引得满街人捧腹大笑。他于晚饭后即睡，及至家人就寝时，他已睡醒了，以后即不再睡。睡熟时，呼亦不醒，如呼“强盗来了”即惊然而起。他于晚睡之后，即整理明日应卖小菜，整理完了，便手持一棍，往守菜圃。菜圃临近大路，贼人偷得东西从此经过的，往往被他夺下，交还失主。所以贼人非常怕他，常常绕道而行。家中平日是舍不得吃肉的，到了年终，他才割肉十斤，准备腌起。自己持刀修削边角，削下来的约有半斤，便命他的妻子去拔萝卜做汤；并切切嘱她道：“大的留着出售，小的留待长成，须择一窝双生和破裂不能卖的，才可拔来。”他的妻子找遍圃中，不得一枚，他才忍痛允许拔来使用了。汤熟，他亲自持勺，盛入碗内，又倒在锅中，再盛再倒，再倒再盛。他的妻子问道：“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我想分给家人和工人，苦于不能公平普遍啊！”这事过了不久，即一病而死。他的妻子割肉一方，献于灵前，一见即痛哭，自言“泪比肉多”！又因痛惜不已，即取他生前所用的扁担珍藏起来，并且说：“后世子孙如昌达，当用红绫包裹，悬挂正堂梁上，永留纪念！”据说这条扁担经他的子孙保留到一九二〇年竟被贼人毁坏了。他的妻子曾氏，是高山寨富家女儿，出嫁以后，终年陪着丈夫劳作，挑水担粪，从无劳怨。有时归宁，看见猫犬剩余的食物，即暗暗想道，我家怎能得到这样的剩饭而食呢？宗吾幼时，听到他的父母屡次述及此事，告诫他们兄弟说：“先人这样穷困，这般勤苦，一食之难，竟到如此地步，做儿孙的千万不可忘记啊！”
宗吾的父亲名高仁，字静安。他原是在外学生意的，自父亲去世后，便归家务农，与他的妻子共同操作、终日勤劳的情形，一如他的父母。常常取出他的父亲遗留的扁担，以作警戒，因而家道渐裕，得以购置田产。不幸在四十岁上，因劳致疾，医生警告他说：“赶紧把家务丢下，安心静养，否则非死不可！”他便把家务完全交付妻子，自己专心养病，三年之后，始得痊愈。他在养病期间，才得到看书的机会。先寻些《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书来看，以后就看起《四书》讲章来，他一看再看，于是从中就看出道理来，便是“书即世事，世事即书”。他后来只看三本书，其他各书全不看了。哪三本书呢？一是《圣谕广训》，这书是乾隆所著，颁行天下的，后附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二是《刿心要览》，还只看全书中的一本，中载司马光及唐翼修等名言，他呼之为格言书。三是杨继盛参严嵩十恶五奸的奏折，后附遗嘱（是椒山赴义前夕，书以训子的，所言皆居家处世之道）。此外还有一本《三字经注解》，但不常看。就是那三大本书中，还只有前二书是他手不释卷的，临死前数日，犹阅读不忍放下。他常说：“书读那样多干什么？每一书中，自己觉得哪一章好，即把它死死记下，照着去行；其余不合心意的，就不必看了。”他最爱高声朗诵的，在《圣谕广训》中，有这两句：“人子不知孝父母，独不思父母爱子之心乎？”在《刿心要览》中，有这几句：“贫贱生勤俭，勤俭生富贵，富贵生骄奢，骄奢生淫逸，淫逸又生贫贱。”他读书固然是如此之少，而平生从未写过一个字，尤是稀奇。当宗吾七八岁时，发生一件急事，他父亲便叫他拿笔墨来，想要写信，等他拿来了，他父亲又说不写了。但是宗吾偏说：“我的奇怪思想，是发源于我父；读书的方式，也取法于我父。”这事，入后当加以证明。
宗吾的父亲自大病之后，即不敢再做笨重的工作，不过偶尔扯扯甘蔗叶，或种胡豆时盖盖灰罢了；但有暇即看书，自然是他心爱的那几本书。每当工人到田里做工时，他便携着叶烟杆，或火笼（一种烤手炉），挟着书，坐在田边，时而同工人谈天，时而自己看书。他对于农事，异常内行，每晨必巡视田垄一次，常说：“我睡在家中，工人在田间工作的情形，我都知道。”当家人自田间归来，他常问：“工人做到何处了？”如果因未留心，对答得不确实，他便笑着道：“不要瞎说！”他一生注重早起，他说曾读过三个人的治家格言，都是主张早起的。朱柏庐云：“黎明即起。”唐翼修云：“早眠早起，勤理家务。”韩魏公云：“治家早起，百务自然舒展；纵乐夜归，凡事恐有疏虞。”因此，他虽不像父亲那样早起，但他总是鸡鸣即起，无一日间断，就是隆冬大雪，亦无不如此。那时还没有火柴，他每晨起来，便用火镰敲火石，将灯燃着，随即以木炭生着火笼，温酒独酌，然后口含叶烟，一直坐到天明。这时，便将工人应做的工作，及自己应办的事，一一规划妥当了。所以他处理家务，都是有条有理；工人做工，时间也无片刻的浪费。他怕工人起晚了，耽误工作；而每晨呼喊他们，又觉得讨厌；于是他把堂屋门做得很紧，一见窗上发了白色，即把堂屋门砰一声打开，工人自然也就惊醒了。
他因为爱早起，好思考，所以生平与人交涉，没有一次失败。他常说：“凡与人交涉，必须将他如何来，我如何应，四面八方都想过，临到交涉时，任他从哪面来，我都可以应付。”当他病愈之后，邻居有一宅院想要卖给他，他也很想买，但是苦于索价太高，就故意对卖主说：“价钱太高，我买不起。”可是彼此钩心斗角，牵牵连连，总不肯把此事放过。邻人怨他当买不买，声言要到官府控告，他也不理；甚至把他家的出路掘了，他就由屋后绕道而行，也不与邻人计较。结果，那处宅院，还是卖给了他；买时又生种种纠葛，他仍收到最后的胜利。宗吾对我说，他的七弟世本，便是他父亲与邻人钩心斗角时生的。果然世本为人处世，精干机警，后来他的父母死，哥嫂死，丧事都由他一人包办，办得条条有理。世本还对人说：“我无事，坐起就打瞌睡；有事办，则精神百倍。这几年，幸而家中死了几个人，还算有事可办；不然，这日子真难过啊！”于是宗吾又据以证明他的遗传及胎教之说，他希望科学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死时，享寿六十九岁，那时已成小康之家了。
广东人的祖宗观念、乡土观念，以及团结的精神，是很强的。李家自迁蜀以来，对于原籍的先人坟墓，和同族的安全，仍是深深地纪念着的。所以有时他们还派人赴粤扫墓，并慰问同族的父老子弟。在四川更是设有宗祠。宗祠的设立，据说是外省人来川，常被本地人欺凌，于是他们相约：凡广东姓李的人家，成立一会，叫做“棒棒会”，有来欺凌的，就一齐同他们拼命。以后有人说棒棒会是违法的，才改立宗祠。广东人入川的，嫁女娶媳，必择广东人；偶然破例娶本地女子入门也必须学说广东话。家庭及亲戚往来，更要说广东话，否则就叫卖祖宗。李家自润唐至宗吾一辈，已迁来八世了；但他兄弟姊妹九人，都是和广东人结亲的。有这样强烈的民族性格，再加以代代相传的个性血统，假若我们相信遗传学的话，则产生出一位富有奇怪思想的李宗吾，就是不足为奇的事了。
